评吴洲星的《沪上春歌》周聪文学教育2011年第9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9期 ID: 151733

[ 周聪文选 ] 　　

评吴洲星的《沪上春歌》
参读
联读
摘读

评吴洲星的《沪上春歌》

◇ 周聪

　　内容摘要：吴洲星的《沪上春歌》是一部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而创作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它以主人公蒋春歌的成长为主线，透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刻画出了如蒋春歌、有根、韩妈、红豆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本文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沪上春歌》中人物刻画时对比手法的运用，探究其情节设置上延宕的叙述策略、悬念的使用，同时指出这部小说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沪上春歌》对比延宕悬念
　　
　　《沪上春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是吴洲星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自序《前世今生》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无比地迷恋老上海，以及关于老上海的一切：弄堂，旗袍，留声机，月份牌，石库门，老虎灶……甚至活色生香的上海话。”作者反复强调小说发生在老上海，因为“作为小说材料的一切故事，都只能发生于空间之中——是空间才使这些故事得以发生”①。圣玛丽女中、周璇的《花样的年华》、杏花弄、石库门、上海租界、日军进攻上海……这些明显带有老上海标识度的词语，成为故事生长的土壤。在谈到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时，米兰·昆德拉说：“在历史背景中，我只采用那些为我的人物营造出一个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②作者巧妙地将故事设置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小说主人公蒋春歌的成长为主线结构全篇，透视当时的人物心理及社会现实，揭示出他们存在的社会处境。而这一切，又融入在小说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安排之中。
　　一.人物的刻画：对比
　　在人物刻画上，《沪上春歌》通过“同一人物在不同阶段的性格对比”、“不同人物的对比刻画”、“不同家庭的对比书写”三个维度，详细展现主人公蒋春歌以及有根、韩妈、红豆、阿春等人物的性格特点，书写她们的成长与命运。
　　第一，同一人物在不同阶段的性格对比。以主人公蒋春歌为例，在小说中她的性格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没有参加学校的观摩演出之前，她“像一个老太太一样盼望着天黑，又盼望着天明”，在家里“既不像姐姐那样出众，又不像弟弟那样因为是男孩子而得到大人的宠爱”，学校里，她不敢与出众的姐姐一起嬉戏，甚至只有好朋友美凤知道蒋秋歌是春歌的姐姐，放学后春歌让车夫有根分开送她和姐姐回家。这一阶段，蒋春歌的性格中充满了自卑、孤独、自闭等消极因素。一次偶然的机会，新来的音乐老师萧仲春听见了蒋春歌在窗台边的歌声，接着让她在学校的观摩演出中当领唱。这次成功的演出让蒋春歌找回了自信，她的性格变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姐姐与同学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在同学与老师的认可中，从前蒋春歌性格中的沉默、自卑、羞怯渐渐褪去，她成长为一个自信、乐观的女孩。
　　然而，随着社会时代环境的剧变，蒋爸爸的突然消失，蒋家经济日益拮据，从富裕的家庭坠落至生活的底层，蒋春歌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她主动要求退学，到红豆家帮忙卖豆腐，甚至请求阿春介绍她去唱歌挣钱，坚强、自立、乐观成了这一时期她性格中的主导因素。在这一时期，蒋春歌逐渐走向成熟，在采云间有客人要求她唱低俗歌曲，她果断地拒绝了，表现出洁身自好的品格。而当阿春与美凤在战争中炮弹的轰炸下失去生命后，即使美凤曾经因为春歌父亲的原因与她断绝了友谊，故人不在，春歌的内心还是充满了痛苦与怀念，几次昏厥过去。
　　蒋春歌在这三个阶段里，性格中的主导因子各异，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蒋春歌成长的轨迹，从自卑到自信，再到自强，她性格的变化过程也暗含当时时代的变迁，这种对比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符合典型人物的性格应该“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是主导性与复杂性的统一”③的特点。
　　第二，不同人物的对比刻画。在《沪上春歌》中，作者在人物的设置上主要采用的是二元对立的方式，它有利于借此人物的缺点突出彼人物身上的优点。还是以蒋春歌为例，最初，她一直生活在姐姐蒋秋歌的阴影之下。在家里或学校，蒋春歌往往不自觉陷入与姐姐的比较中，并且在这种对比中愈发的自卑，正如文中所写：“我就像一只丑小鸭，相比之下，姐姐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当然，当家庭遭到了巨大的变动、个体也不断成长后，蒋春歌和姐姐之间矛盾冲突最终得到了消解。
　　在小说中，不仅是主要人物身上体现了这种对比的特点，在一些次要人物的设置上，也具有这种二元对立的特色。新到的音乐老师萧仲春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与之对比的是从前的那个教音乐的外国老太太。美凤和蒋春歌绝交后，春歌和红豆之间却有着深厚的友谊，美凤和红豆这两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对比。同样，在蒋爸爸突然失踪的境况下，邻居间菊花与王奶奶这两个人物的态度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菊花由于蒋爸爸之前拒绝为她登广告为由百般刁难春歌一家人，她代表的是邪恶与欺霸的势力；而王奶奶更多的是对这个家庭充满同情与理解，并多次帮助春歌寻找蒋爸爸。同在采云间唱歌，春歌不唱低俗的歌曲，珍珠为了赚钱主动唱那些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这些不同人物的设置，他们一方代表着真善美，另一方是假丑恶的化身，相互较量与角逐。此种人物设置为刻画性格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也比较符合儿童群体的审美倾向。
　　第三，不同家庭的对比书写。《沪上春歌》中出现了两个较为重要的家庭：一个是蒋春歌生活的蒋家，另一个则是红豆生活的林家。蒋家是小说前半部分故事的发生地，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人还包括车夫有根和女佣韩妈，他们是从宁波流浪到上海的，是上海的他者。林家则是地地道道的底层，居住在上海的贫民之中，生活穷困。世事变迁，蒋家的命运随着蒋春歌父亲的消失而陷入了穷窘的境遇。蒋家举家迁移，搬到了林家所在的吉安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林家而生活，不论是蒋春歌找工作，还是林叔叔在枪声中背起蒋家奶奶去自家躲难，这些都体现了上层对底层的“依赖”。令人奇妙的是，“战争爆发了，物价飞涨，豆腐生意却是越来越好了，每天都有人上门来自己买豆腐”，林家的生意更加紧俏。林家人的生活似乎没有因为战争而有太大的波动，相反，他们却成为上层的救助者。林家人心地善良：红豆的哥哥黄豆曾在春歌唱完歌后送她回家，以免她受到坏人的欺负；红豆替春歌的弟弟小冬找回了皮球，帮蒋春歌找工作；林叔叔和林婶婶对蒋家也是颇多照顾。林家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春歌心头笼罩的阴霾，在世态炎凉的战争环境下，对于蒋家来说，林家无疑是她们上层身份丢失后的有力依靠。而居住在爱德华公寓的姨妈，在蒋家穷困潦倒后，春歌前去借钱，受尽了她的奚落，姨妈的无情实则体现出上层的自私与势利。
　　值得注意的是，有根和韩妈是蒋家的佣人，他们都曾寄居在蒋家生活。当蒋家境遇每况愈下时，有根用蒋家的黄包车拉客挣钱，甚至为了维护蒋家利益不惜与菊花大打出手。韩妈也是竭尽全力照顾蒋家人的生活，哪怕春歌误以为她偷蒋家的东西去卖钱。尽管如此，这一切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仍然无法改变底层人物悲惨的命运。蒋家搬到吉安巷后，韩妈沦为乞丐，有根也死掉了。作者选择了这两个无根无家的人物，透视当时惨烈的社会现实，书写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实属可贵。
　　二.情节的延宕与悬念的设置
　　《沪上春歌》在情节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延宕与悬念的设置。小说中第四章写蒋爸爸的消失就采用了延宕的叙述策略。作者在这节的开头反复写到了雨水，渲染环境，接着写蒋春歌的那个梦魇：蒋爸爸胳膊上流着血站在院子里。从梦里惊醒，蒋春歌去厨房问妈妈爸爸是否回家了。而妈妈在悠闲地“用文火熬着红枣莲子粥”，她也在等丈夫归来。这一些闲笔可谓暴风雨前的宁静。接下来，作者又写到了韩妈被雷声惊醒，她也来询问着蒋爸爸是否已经回来了。作者并不急着告诉我们蒋爸爸这晚不会回来，而是通过这几个局外人的行动，将情节延宕开来，直到后来有根的独自回来才显示蒋爸爸的失踪。
　　有根的回来也并不能告知蒋爸爸具体的行踪，蒋爸爸的消失成为小说延宕的支点。围绕着四处寻找蒋爸爸，衍生出一家人四处打听的情节。后文全家搬到了吉安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蒋爸爸消失后故事延宕的结果。不论是蒋春歌、蒋妈妈，还是有根、韩妈，都活在了蒋爸爸消失的巨大阴影之下。韩妈在碗里竖筷子、蒋妈妈的日益憔悴、蒋春歌的四处寻找，都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她们的慌乱。后来，薛叔叔来了。文中第五章是这样描写薛叔叔来到蒋家的：“‘薛叔叔……’我呆呆地叫他。他看到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回头去看妈妈，看见她的脸在瞬间又变得灰暗。‘他到底怎么了？’妈妈抓住薛叔叔的手，带着哭腔低声说。”显然，作者没有让薛叔叔立马告诉大家蒋爸爸的下落，而是延宕至关门、倒水等一系列动作之后，才道出蒋爸爸可能还生还的消息，薛叔叔的行为本身就达到了延宕的效果。小说末尾作者才向读者揭开了谜底：春歌找到了蒋爸爸的书信，得知他去了日本。正如福斯特所说：“情节属于小说那个讲求逻辑、诉诸智识的层面；它需要谜团，不过这些谜团在后文中一定要解决。”④因此，小说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因蒋爸爸的消失而宕开的，人物的行为紧紧围绕着这个环节展开，并相互联接在一起。
　　此外，《沪上春歌》也比较注重伏笔与悬念的设置。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一次有根拉蒋爸爸回家时翻了车，蒋爸爸脑袋流血了，这个细节在后来蒋爸爸失踪后，有根才讲出那次并非事故而是遭到了打手的袭击受伤，前后相符，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惊喜。在行文的过程中，《沪上春歌》这样的伏笔很多，有的还设置了一些悬念。比如小说的第十三章写到小刘的一段话：“小刘一下子哭出来：‘阿春不见了！’”按照前文交代的信息，小刘是阿春的弟弟，可这里小刘居然直接叫阿春的名字，让人有点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格非在谈论人物语言时说：“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同时也是人物复杂内心活动的外化表现。”⑤小刘的这句话包含着他丰富的内心活动，后文他的话“我——我不是他弟弟，我是她丈夫，阿春是我媳妇”才化解了读者的疑惑。悬念的设置有效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增加了小说的节奏感与趣味性。
　　三.关于书名及其他
　　小说的名字原来叫《绿太阳》，作者经过再三考虑，改成了现在的《沪上春歌》，这种改变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春歌，既是小说主人公蒋春歌的名字，又涉及到小说中其他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音乐老师萧仲春、在茶馆唱过歌的阿春。他们两人在蒋春歌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萧仲春将她从自卑自闭的性格中解救出来，阿春在蒋春歌辍学后介绍她去采云间唱歌谋生；前者是蒋春歌精神上的拯救者，后者是蒋春歌物质生活上的救助者；而蒋春歌足以在采云间立足，依赖的又是前者在音乐上的悉心帮助。此外，小说的结尾是以春天的到来为结束，蒋春歌看到眼前经过的自行车上的男孩，才意识到“迟来的春天，终于来了”，春天的到来意味着希望和新生活的开始。其实，将这些人物都置于“沪上”这个宏大的背景中来考察时，不论是蒋春歌，亦或是萧仲春、阿春，都只不过是老上海这部春曲中的一段旋律，在生活的琴弦上独自发声或者共同振颤。这种人物关系的巧妙设置，体现了作者在这部小说创作中一种重要的特色：善于发掘人物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地置于某一主题的统摄之下，以环境的烘托为辅助，进而形成一种既独立又互相融合的人物关系链。
　　显然，《沪上春歌》这部小说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及深厚的文学积淀，然而纵观整部作品，它在一些细部的处理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第一，小说中时间的处理上存在一定的矛盾。小说中第十章写到了蒋春歌去拜访阿英询问父亲的下落，从阿英口中得知蒋先生（蒋光慈）已经去世了。春歌于是知道这个蒋先生并不是自己的爸爸。前文反复写到周璇的《花样的年华》。事实上，蒋光慈于1931年去世，周璇1920年出生于常州一个姓苏的家庭。也就是说，在蒋光慈逝世之前，周璇的那首《花样的年华》不可能已经红遍上海。它们之间就存在着时间冲突。此外，小说中第十五章交代有根死去的文字也与大的时代背景存在着冲突。小说中写有根以前住在山里，因为日本兵杀害了他的父母，有根在报仇后才来到了上海。不难推出有根来上海之前，日军已经攻占了宁波。显然这是与史实不符的：1941年4月19日，日军占领宁波镇海，向浙东侵犯；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以上列出的这两个时间就可以说明有根的身世交代存在矛盾之处。第二，《沪上春歌》在刻画人物主要依靠的是二元对立的方式，这种方式固然有着自身的长处，但人物的性格成分过于单一，容易扁平化，不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沪上春歌》在人物的刻画与情节的安排上颇具特点，这种将家族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以主人公的成长史为主线的叙事模式因作者选择儿童视角而新颖别致。虽然在一些细部的处理上小说还存在不足之处，但我们还是坚信作品中那种疼痛着温暖着失望着希望着的气氛定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
　　
　　注释：
　　①曹文轩：《小说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②[捷克]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③晓苏：《文学写作系统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7页。
　　④[英]福斯特著，冯涛译：《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⑤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周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