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上海的早晨》是“十七年”时期的重要的城市文本，在对城市进行重塑的过程中，“时间”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上海的早晨》建构的“终结”与“延续”的时间结构。
　　关键词：上海的早晨；时间；终结；延续
　　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上海的历史与现实，既是被殖民城市的代表，又是红色革命的酝酿地，既有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高比例的工业生产，又有“东方巴黎”的奢侈与堕落。上海以其身份的暧昧性和特殊性吸引着“十七年”的文学家对其想象和重塑，描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的《上海的早晨》就是其中的代表。周而复在改造与重塑“上海”形象的过程中，依据解放前—改造前—改造后的线索，对时间链条进行修复和整合，构造了一个“终结”与“延续”的时间维度，成功地对上海也是新中国的革命历史进行了净化，并为生活在“现在”的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生活规范，许诺了美好的未来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的早晨》对上海的书写是关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是一个“城市想象”的过程。因此，上海与其说是被“反映”出来的，毋宁说是被“想象”出来的。
　　一.终结：新与旧的二元对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确立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的同时也确立了全新的历史表述方式，“时间”也因此被划为黑白分明的两截。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翻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自然拥有时间终结与开始的强烈体验。根据毛泽东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民族资产阶级也获许参与了对上海从被帝国主义压迫到自主发展的变化过程的见证。
　　工人阶级的终结性体验在于苦难生活的结束。汤阿英结束了没有家具、不挡风不避雨、小弄堂里污水横流，臭味四溢的“草棚棚”生活，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漕阳新村的楼房：“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作者极力表现出的二元对立——狭小与宽敞、污秽与整洁、贫苦与富裕，折射出一种“终结性”的时间体验，印证了分阶段的历史进化观：“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占领上海，当然不会有好日子过，国民党反动派来，也没有我们好日子过；现在共产党来了，完全不同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要解放穷人。”这种逻辑在未来的推演就是美好蓝图的勾画：“社会主义好，不压迫劳动人民，不剥削劳动人民，劳动生产出来的物事，大家用，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啥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还住洋房坐汽车哩！”由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展示和强调。
　　资本家的“终结性”体验主要在上海的殖民性上，过去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英国汇丰银行，现在已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了；过去的统治阶级“不争气，尽和帝国主义勾结，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总抬不起头来，老大的中国富强不起来，也独立不起来。”现在“三座大山推翻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掠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展开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前途。”过去的南阳兄弟烟草公司、聂云台、面粉业都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令人“不寒而栗”的破产，现在“通过这次合并改组，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盲目经营的恶果，也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主义的罪恶的清醒认识是徐义德等资本家转变的契机，也是为革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公私合营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
　　通过这两种“终结”性的时间体验，上海摆脱了它被殖民的、反动的历史，做好了接受改造、进入新角色的准备。
　　二.延续：血缘与遗存
　　在与旧社会断绝的过程中，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也迫切需要“补足”反映革命斗争的文学史空白，使人民群众获得历史的连续感，把过去的革命和当下的建设联系起来，这样，时间又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因此，对过去革命史的追忆成了《上海的早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了它，上海这座曾以“十里洋场”“魔都”著称的罪恶之地得以在新的意识形态领域之内重新定位，重新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代言者。
　　追忆与教育的承担者主要是革命的参与者和牺牲者的亲属，他们负责把工人运动领导者的事迹和精神传达给受教育的年轻一代，而建国后工人内部的进步者多是与革命者有“血缘”继承关系的。余静的丈夫袁国强“是个共产党员，在庆祥纱厂清花间做工，因为领导罢工，给抓进警察局，拘留在南市看守所里。”最后被活埋，而余静则继承了丈夫的遗志，一步步地成长。汤阿英刚开始是“无锡梅村镇贫农汤富海的女儿”，因被地主朱暮堂欺压，与母亲逃到上海，但刚到上海母亲就死了，从此秦妈妈就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帮助她进入沪江纱厂，并引导她成为觉悟高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秦妈妈“是共产党员，在厂里的威信非常之高，只要秦妈妈站出来一说话，工人没有不赞成拥护的，因为秦妈妈处处想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句句说到工人的心里。秦妈妈说的，没有一个错。”可以说，汤阿英是秦妈妈的继承者，也只有继承秦妈妈的革命传统，汤阿英才能成为合法的进步者，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与之相对的是，那些身份不明的外来者则充当了不纯洁的、觉悟不高的、被教育的对象，谭招弟和管秀芬就是其中的代表。谭招弟是汤阿英介绍入厂的，她过去的信息只有“原来也是做厂的，生病歇了生意，闲在家里，手艺不错”“人很好，很单纯，只是有点性子急”，革命历史空白的她，后来她便受到陶阿毛的挑拨，引起了工人内部的分裂，在重点试纺时还固执地认为生活难做的原因是工人做生活不巴结，而不是徐义德的蓄意破坏，充当了落后的、被教育的对象。管秀芬也是如此，她虽然一开始就在沪江纱厂，但是她有一张不饶人的利嘴，喜欢花言巧语的陶阿毛，还去南京路附近的美琪看电影，这一切都暗示了她身份的暧昧，是革命的外来者，直到小说最后也没有被批准入党，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当然，旧社会除了有革命史的延续之外，还会有各种反革命、非革命遗存，这在作品中被归纳为反革命力量陶阿毛和中间人物巧珠奶奶。陶阿毛“上海解放以前，得到大多数工人的选票，当沪江纱厂的伪公会的副理事长”，“他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地派到厂里来的，不但工人当中没有一个晓得，就连伪理事长也不晓得他的底细。”他勾结资本家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后来被工会发觉并依法逮捕，标志着反革命被镇压。而巧珠奶奶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她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她不相信共产党会让工人过上好日子：“谁来了，还不是一样做工，工钿还是那些，日子哪能会好呢？”她反对阿英为了厂里的事到处乱跑，反对阿英上团课不顾家，讽刺地说：“这倒新鲜，女的出去开会，男的在家料理家务、带孩子、写信，——妇女真是解放了！”后来住上漕阳新村的楼房后，她喜悦地说：“我晓得共产党是穷人党，是给我们穷人办事体的。共产党一来，世道就变啦，穷人有面子了，做工也光荣啦，钞票值钱哪，日子好过啦。”彻底改变了以前觉悟低的思想状况。陶阿毛和巧珠奶奶一方面延续了历史，一方面又与非革命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告别，他们似乎填充了上海解放前除罢工斗争之外的所有历史空白，但事实上是作者有意排除新感觉派笔下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体验，以及弄堂里王琦瑶们密实琐碎的市民世界的结果。因此，陶阿毛和巧珠奶奶的的叙事功能就是净化历史，在时间的延续中进行实质上的终结。
　　三.结语
　　因此，在《上海的早晨》中，时间清晰地表现出了政治修辞意义，解放前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民族资本家破产，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的上海，改造前是一个资本家猖狂进攻，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三反”、“五反”运动的上海，改造后的上海既延续了革命传统，又终结了封建遗存和反革命历史。作者使终结和延续两种时间体验互渗，并结合历史进化观，重组了上海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勾勒了一个有因果关联的、纯净的上海历史：压迫—反抗—剥削—斗争—曲折—胜利—更大胜利。这样一个完整的时间因果链描述了一个完整的革命历史进程，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揭示了革命的本质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完成了合法性论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周而复：《周而复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2]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3]郭传梅：《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上海书写——重读<上海的早晨>》，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2007年。
　　[4]徐健：《论20世纪中国文学城市叙事中的时间母题》，《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徐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 徐慧： 论汪曾祺小说的“返回”倾向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5期
• 徐慧： 终结与延续:《上海的早晨》的“时间”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6期
• 徐慧： 作文要源于生活的积淀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