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妇女的被解放，母爱主题成了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以前的研究者总是注重“五四”时期女作家对母亲伟大面的赞颂，而忽视了她们对母亲人性残缺面的揭示。本文试图对“五四”时期几位代表女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试图还原此时期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其实她们在对母亲形象神圣化的同时，也写出了母亲在封建父权压迫下的变异——即自身人性的缺失。
　　关键词：“五四”时期 女作家 母亲形象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母亲一直是崇高和伟大的化身，是牺牲和奉献的代名词。我国古代也有不少对母亲赞颂的作品，但是直到“五四”时期，随着妇女的被解放，母爱这一复杂而丰富的主题才在人性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得到了尽情的展示，为此，母爱也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表现母题。相对于男作家来说，这个时期女作家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更具特色。从作家方面来说，由于此时的女作家大都是觉醒的新女性，她们关心的大都是家庭、人生和爱情问题，所以她们的眼光也局限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自然她们笔下的母亲形象会散发着小家的光辉，慈爱、祥和；从母亲方面来说，“五四”时期虽然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但由于种种限制，此时的母亲们还不能接触到外面的社会和新的思想，也只能局限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还谈不上女性意识的苏醒。由于她们长期生活在男权社会和封建妇德的双重压迫之下，外受男权社会的桎梏，内受封建妇德的约束，可能会不自觉地带有认同封建父权文化秩序的文化价值。所以此时“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亲都是在小家庭中的传统妇女，她们身上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出于本性的对儿女的慈爱，另一方面是在封建思想影响下的对儿女的自私。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女作家对母亲神圣化的同时，也发现了母亲自身存在的人性残缺。
　　“五四”时期，陈衡哲、庐隐、石评梅、冰心等女作家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赞颂了母亲。陈衡哲的《波儿》、《一只扣针的故事》，石评梅的《病》等都从不同侧面写到母亲的伟大，表达了对母亲的赞颂之情。但这些女作家的小说数量不多，不足以成为代表。在“五四”时期，塑造慈母形象最成功的女作家还是冰心。冰心从小就体会到了母爱的温暖，对她来说，母爱是至高无上的，一切对社会人生的鄙弃、失望和烦闷，都将因母爱而消失，为母爱而消除。母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基本点。冰心将超验性质的爱的观念置入母亲形象中，使母爱这一概念既具有基督圣母的宗教圣洁，又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德世俗感。她把具象的母爱上升到了一个理念的高度，这个理念又反过来照耀着、充斥着她文学的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具象的表现[1]。如《超人》中冰心用母爱把一个冷漠的青年何彬从虚无的人生观中拉回了现实，最终明白了“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2]；《悟》中星如在给钟悟的通信中写道：“宇宙是大公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有一个深悬极爱他的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3]这里星如也是以母爱这个无需证明的感情为例，来对钟悟说明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爱的；《第一次宴会》中的母亲，虽然生着重病，还是故意装出好了的样子，劝女儿瑛回到与丈夫的新家里，并且在病中还挣扎着起来，偷偷在女儿的箱底放了银花插，帮助女儿瑛完成了第一次宴会……由此可以看出，冰心的“母爱”在“五四”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不仅是她个人的人生哲学，还象征着对现实的拯救，是黑暗之中的光明与希望，甚至是人生观的体现。冰心笔下的母亲是伟大的、无私的，是能拯救一切的力量，如“圣母”一般，但是这种对母亲极端的赞颂，不仅使母亲形象的真实性受到质疑，而且无意中竟然符合了男权社会对“贤妻良母”的规范与要求。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母亲长期生活在男权社会和封建妇德的双重压迫之下，她们不可能像冰心所描述的那样如“圣母”一样慈爱、无私，她们有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家庭的名誉，以封建礼教的名义，阻挠女儿的自由恋爱，逼迫女儿嫁给不愿意嫁的人。这些母亲没有自己作为女人和母亲的意识，她们只是男权文化的附属，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礼教和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她们的人性是残缺的。在冯沅君和苏雪林等女作家的小说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母亲人性残缺的一面。
　　冯沅君早期的小说就是表现进步女儿在恋人与母亲之间无法选择的困境的。如《隔绝》、《隔绝之后》中的女主人公因为无法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也不愿放弃爱情，因此为这两种爱所累，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最终因不能实现爱的圆满而服毒自杀；《慈母》中的“我”为躲避母亲为自己定下的婚约而长期滞留在北京，虽然与莪如相爱，但是怕母亲不同意而不敢回家，又担心母亲的身体，因此陷入不孝的内疚中难以自拔……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既崇尚爱情，又感恩母爱，并竭力使这两种在当时既对立而又同等神圣的情感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和谐统一，但却始终无法如愿。这里的母亲虽然也爱自己的女儿，但为了封建家庭和自己的荣誉、地位，来逼迫女儿服从自己的意愿，是她们让女儿陷入了情孝两难的境地。
　　而苏雪林笔下的母亲，也是兼具了慈母形象和封建父权代言人的特点的。她的小说《棘心》中杜醒秋的母亲便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她任劳任怨，把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子女；但另一方面，她受封建礼教的影响颇深，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在她的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她认为女子就应该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在杜醒秋想和叔建解除婚约时，她便成了礼教的代言人，虽然没有直接用礼教的规矩来压迫女儿，但是她以极伤心的话用哀求的方式对醒秋说：“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想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建重归于好。”[4]这样如果醒秋还是坚持解除婚约，就会背上对母亲不孝的骂名，对醒秋这个孝顺的女儿来说，这反而比直接反对的威胁力度更大。最后的结局是醒秋只能在父母的安排下的婚姻中臆想爱情的幸福。这是自欺欺人式的做法，就像苏雪林自己同张宝龄的婚姻一样，虽然服从了母亲的意愿，但却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是很悲哀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并不如以往有的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都是“圣母”形象；其实“五四”女作家在赞颂母亲光辉伟大一面的同时，也揭露出了母亲的另一面——即充当封建礼教和父权文化代言人一面的人性残缺。但遗憾的是，虽然在这个时期女作家的笔下出现了许多母亲形象，但她们对母亲的描写始终是模糊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具体、鲜明的母亲形象。女作家们大都是从女儿的视角来描写母亲的喜怒哀乐，而母亲的话语在文本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母亲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和对自己身份的言说都被排除在了文本之外。其实这也反映了在妇女解放之初女性在家庭中的真实地位，无论是女儿还是母亲，她们始终没有摆脱小家庭的束缚，仍然处在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这也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写作的一个缺憾。
　　
　　注释：
　　[1]丹娅，晓燕：《冰心“母爱形象”之探》，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4页。
　　[2]冰心：《超人》，《冰心文选——小说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3]冰心：《悟》，《冰心文选——小说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4]苏雪林：《棘心》，《苏雪林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参考文献：
　　[1]翟瑞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杨爱芹.书写与重塑——浅谈现代女性文学中母亲形象的嬗变[J].理论月刊，2004，（8）.
　　
　　
　　（李秀珍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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