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耿立是近几年来取得突出成绩的散文家。他的乡土散文由早年的“精神家园”式的乡土抒情转变为对现实乡村的直面书写；他的历史散文捕捉细节，追寻真相，演绎人性。从文化维度看，耿立的散文体现了地域文化意识和伦理文化意识的结合，但底蕴却是现代文化精神和批判意识。
　　关键词：耿立 散文 精神家园 历史真相 现代文化精神
　　
　　耿立，本名石耿立，山东鄄城人，任职于高校，近几年逐渐成为文坛不可忽视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作品《缅想的灵地》、《悲哉，上将军》、《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等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转载，并荣登各类散文排行榜。2009年出版的散文集《遮蔽与记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另有《蟋蟀入我床下》、《说人物谁是人物》、《无法湮灭的悲怆》、《绕不过的肉身》、《藏在草间》等散文集先后问世。本文试图从乡土、历史和文化的三重维度来解读耿立的散文。
　　一、乡土：精神家园，抑或驳杂的民间
　　乡土情怀，是耿立早期散文的醒目印记，也是其延续至今、无法割舍的主题之一。鲁西那片黄壤平原，黄河岸边的出生地，显然是他魂牵梦绕的精神依托。他的许多散文作品表现了白杨林依偎着的村庄、虚拟的“木镇”，以及生长于斯、生活于斯的亲人与邻里。实际上，对乡土精神家园的讴歌，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不断萎缩与都市的强势扩张是不可抗拒的现实，然而，农耕文明并非是一无是处、可以被轻易抛弃的，它带给人的安居感，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都是现代文明所缺乏的。
　　在抒发乡土情怀时，耿立着力于描绘工笔或写意的故土“风景画”、“风物画”。耿立喜好以“平原”开篇，仿佛是对故乡的远景瞭望和高空俯瞰。如果再把镜头拉近些，熟稔的故土景物将会拨动他的心弦。如《一枝花》中，无论“夕烟”、“老屋”、“楝树”和“碾盘”，还是传统观念中不祥的“蝙蝠”都给作者以“善良”之感。耿立的乡土情怀还蕴含于点染而成的“民俗画”与浓墨重彩的“人情画”之中。除了对婚丧嫁娶仪式的点滴描写，被耿立运用得不同凡响的是传统戏曲。菏泽是闻名的戏曲之乡，耿立写传统戏曲深入乡村、深受农民喜爱，更通过戏曲写出了那方土地上的人的灵魂。《村戏》中13岁的少年，听着笙弦齐鸣，爬墙去看《赵氏孤儿》，他甚至弄混了戏里戏外的人生。相对于对“民俗画”的随意点染，耿立常常沉湎于一幅幅“人情画”里不能自拔，这些“人情画”里有血浓于水的亲人之爱、温暖和煦的邻里之谊、朦胧伤感的初恋情愫，以及真切动人的师生情意等等。如《白棺》写不到七十岁的父亲为自己打了一口棺材。作者在内心震动之后产生了无尽的愧疚，而父爱的博大早已超越作者的自怨自艾。
　　当然，耿立对于乡土的“精神家园”式的描摹并非一成不变，反思与深化在其间不断增长。许评在《蟋蟀入我床下·序》中指出：“耿立散文除具有童年的诗意盎然的轻盈美之外，另有一套路数，即抒写故乡的凝重的甚或沉痛的生活。”耿立后来也说，“拒绝对农民做过度诗意的描写，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这也许是我散文的底线。”这种自觉和写作路径的调整在耿立近年来的创作上表现有二：其一，随着乡村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渐被抽空，失去了往昔的活力，耿立更注重表现乡村中更永恒的事物。如《高过乡村的光》细述“光”，有春光、灯光、阳光；《藏在草间》说“草”，“乡村是藏在草里的”；《归于泥土》思考“泥土”，“泥土是乡村的子宫和襁褓”，“无论怎样，你也改变不了乡村是泥土做的”。这些乡村的组成“因子”属于自然界，具有物质本性，必然更恒定，更久远。其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甚而对亲情进行审视。如《棉布》不仅感叹“现如今人们穿上了机器做的服装而忘记了乡村的老棉布”，而且讲述了善织布的冬菱凄凉的人生。而《致不孝之子》等作品的亲情抒发显然不同于以往，作者欲言又止，心态复杂，对亲情的表达显得更谨慎，也更逼近现实。可见，耿立笔下的乡土世界，渐渐飘散了“精神家园”的气氛，显露出现实中驳杂的民间性。
　　二、历史：追寻真相与细节记忆
　　耿立对历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历史散文，尤其是反映抗战时期人和事的散文取得了骄人成绩。耿立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严肃的，他的历史散文杜绝“戏说”和媚俗。他说：“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然而，“做一个信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年的人和事失去了温度和清晰度，很多史料散佚了，历史的宿命是必将蒙上了岁月的尘埃。更可怕的是，历史还会被人为地扭曲和篡改。“我知道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蔽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耿立秉承私人修史的传统，决心抵御时间的尘封和人为的遮蔽，使历史散文成为一种“去蔽式呈现”。
　　如何去除岁月和人为的遮蔽呢？耿立的写作策略是重视细节。他说，“在散文写作中，仔细斟酌细节，把细节的物质性把握住，发现或显现细节的精神性，是散文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在司马迁《史记》里，我们能体悟到。”有时，耿立笔下的细节是关乎历史真相的节点，也就是他所认定的“细节的物质性”。例如，在《还吾头来》一文中，作者追寻着赵尚志将军不知去向的头颅，直至真相水落石出。有时，耿立辑录的细节属于他故乡的地方史，虽然正史不载，无关宏旨，但它们具有鲜活、生动、别致的特征，具有来自民间的本色和魅力。如《义士墓》从家乡墓地上一方矮矮的石碑引出了一个抗战时期的动人故事。有时，耿立刻画的细节拥有震撼人心的“精神性”。如《遮蔽与记忆：赵一曼》，读后是令人心情难以平静的。文中对日寇用酷刑施暴的真相揭露甚详，引用了不少触目惊心的原始资料。这些内容深深地刺激了和平时期的人们的心灵，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也许，这个现象正好验证了耿立的本意：只有用痛苦的、逼真的细节记忆才能去除历史尘埃的遮蔽。
　　批评家谢有顺曾发聋振聩地指出，“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耿立在创作历史散文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因此，耿立所捕捉的历史的细节不等于冷僻的史料，而常常是谢有顺所谓的“历史中的人性和精神碎片”。如在《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一文中，有一个展露人性和精神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在喜峰口，赵登禹的大刀队集结待发，一个敢死队员却因为“去摸人家姑娘”要被处决了，他自辩说，“我还没有见过女人的妈妈（曹州方言：乳房）。”在别人跪下为其求情之际，谁也没想到那女孩，当众把棉袄揭开了，“一对还未发育成熟的乳房羞怯地绽露出来。雪地白得发黑，敢死队员眼前一片眩晕。”瞬间，一个普通女孩绽放出最亮的人性光芒，犹如女神。这样的细节很可能会被关注历史重大事件和所谓规律的历史学家忽视，但作为散文作家的耿立是绝不会让它们从手中滑落的。
　　三、文化：现代精神烛照下的传统人文
　　如果说，乡土和历史这两个维度是相对独立的平行线，那么，文化意蕴可谓是耿立散文的纵轴线，贯穿了以上两种题材的散文作品。对于散文的文化性质，学者陈剑晖的阐释十分透彻，“其实，如果我们将散文当做‘文类的母体’和人的一种自我实现的形式，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体的角度来研究散文，我们就会深切感到，散文中的文化本体性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散文的“文化本体性”有多种表现，其中，散文作品所呈现的文化构成是重要的一面。
　　耿立的散文体现了地域文化意识和伦理文化意识的结合。早在《曹州论》中，耿立就开始思索这片土地造就的民性，认为忠、义、勇是曹州人最核心的品性。在一些作品中，这些道德信念像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样质朴。如《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中的驴子，来到这边土地，仿佛也具有道德品性，一心“忠”于旧主。把传统的道德力量发挥到极致，并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伦理紧密结合的作品是《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赵登禹称得上是大勇之人，在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偷袭日寇；是大义之人，与部下情同手足；是大忠之人，对母亲不能尽孝，抛妻别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以身殉国。之后，尽管耿立打破了地域束缚，写了很多其他抗日英雄，如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张自忠等，但仍重视主人公所生长地区的文化色彩，且继续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
　　然而，现代文化精神和批判意识却是耿立散文的底蕴，也许是更重要的文化意蕴。恰如陈剑晖所说，“在我看来，散文的文化取向或文化本体的核心，应是对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的重建，以及建立在此基点上的文化批判意识。”对于乡土题材，耿立开始批判传统知识分子的“田园诗”式与“悯农诗”式的写法。他思考着写作者的“文化人格的重建”与写作的前行之路，“如何走向一个更有价值的乡土叙事，找到现实的切入口，是横亘在愿意为乡土写作的人面前的一座山。”在历史散文中，耿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尤其强烈。首先，他书写了一系列的“文人汉奸”，分析他们堕落叛变的心理历程和文化人格因素。如《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中的汪精卫。在其诗歌中，作者发现了一个中心意象：薪釜。汪精卫以薪自许，认为自己的投敌是燃烧自己、拯救黎民。《堕落的快意》中的梁鸿志和《绕不过的肉身》中的胡兰成，都无愧“才子”称号，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无特操”，“谁给的价高就卖身与谁”。其次，耿立还在许多散文篇什中批判了某些偏颇的传统观念。比如在《悲哉，上将军》和《无法湮灭的悲怆》中，作者都探讨了中国人对“投降”的错误认识。对照西方文化观念更能突显这一问题，“这些被俘的军人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而“中国传统理念最重节操二字。生死是小，失节事大，节操有亏，不但要忍受内心道德煎熬，还要遭受同胞的歧视”。
　　耿立曾说过：“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一种对我的褒奖。”他的追求没有落空，综合而言，他的散文呈现了一种宽容的、符合人性的、理解人的生存本相的现代文化精神。
　　本文重点从乡土、历史、文化等三重维度阐述了耿立的散文，但并非囊括了所有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其审美性。这从耿立对散文语言的锤炼中可见一斑。《跛唢呐》、《蟋蟀入我床下》等作品通过写声响，发挥了语言的音乐性，《悲哉，上将军》等历史散文的语言多有慷慨悲怆之气，而一些作品中长短句的变化，有时令人惊叹。
　　
　　参考文献：
　　[1]耿立.蟋蟀入我床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2]耿立.遮蔽与记忆[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
　　[3]耿立.藏在草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4]耿立.无法湮灭的悲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5]谢有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A]，徐慧琴.中国新时期散文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6]陈剑晖.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3）.
　　（祁春风，宋宁 山东省菏泽学院中文系 274015）

• 祁春风 宋宁： 解读耿立散文的三重维度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