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徐坤一直力求摆脱一种纯粹的女性目光，尽力以一种“超性别写作”的视角对女性生活去进行观照。正是这种对超性别写作的主动承担和文本实践，使得徐坤的作品能在更加宽阔的性别视野中将女性的本相和光彩予以表现。
　　关键词：徐坤 性别视野 超性别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似乎常常与身体、性和私人话语等密切相关，甚至形成了以追求感官享受为特点的身体写作。面对这样的局面，有学者表示了质疑：“女性文学的反叛到底能走多远，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就是对男权意识的反叛，反叛是在肉体还是精神层面上展开？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抛弃伦理道德，才叫反叛。”[1]而且，面临90年代以来的消费社会，女性写作在以个人化生活、经验、心理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同时，不断被误读、利用、曲解，进而使得其在主观上形成对男性中心文化的反叛，而在客观上恰恰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望，这不得不说是女性写作的悲哀。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女性写作、女性主义进行反思，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特别是在具体的文本实践层面上，女性作家日趋认识到，女性文学作为挖掘文学发展历史中被遮蔽的女性声音，为女性沉默数千年的历史发出呼喊的创作，它不应该仅仅是女性自身隐私的公开，也不是商业大潮中的被操控者，女性文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真正的两性和谐。在这种思想的烛照下，有些女作家不再以狭窄的限制性的性别视角去创作，相反，她们以“超性别写作”的姿态和实践为女性文学寻找到了另外一条发展路径，在这其中徐坤的创作就颇具代表性。
　　徐坤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创作就是在上述反思意识的背景下产生的，显然与当时形成潮流的“个人化写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她在小说中虽以女性身份来进行叙事，以为女性争取话语权为目的，但她不只是单纯地从女性视点来看男性，而是力图颠覆男权话语中心对女性的钳制，与一般的女性文学相比，缺少咄咄逼人的挑战意味，却又多了一些值得去思索和探究的层面与空间。特别是在女性意识张扬得如此激烈的环境中，徐坤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一种纯粹的女性目光，她尽力以一种双向视角（或叫做第三性别视角）去进行观照，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可以将之称为“超性别写作”。正是这种对超性别写作的主动承担和文本实践，使得徐坤的作品虽然落笔于女性，但是跳出了性别赋予她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在更加宽阔的性别视野中将女性的本相和光彩予以表现。
　　一
　　毫无疑问，超性别写作不是“无性别”写作，不是男性化，也不是对自身性别的背离。“无性别”写作是在文学创作中忽视、抹煞创作主体的性别差异，以男性文本为摹仿的对象，呈现出的是对男性世界的认同和迎合。这种写作必然会导致文本中女性特征的缺失。而所谓的超性别写作，是指在承认性别意识前提下的一种提升，它并不以对性别意识的抛弃为代价，而是立足在女性性别立场上，在肯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反观女性独特隐秘的内心体验，揭示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本真状态。概而言之，“超性别”写作是对自我性别的升华，是以女性自身为出发点，然后走向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它是更高意义上性别意识与人的意识的交融。
　　女性写作大多建立在女性个体生命体验和独立的自主意识的基础上，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自然应该受到关注。然而女性一己世界并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它仅仅是文学书写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女性写作应该在更加宽泛的层面上关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显现出一种对女性性别的超越。
　　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对个人、个体生命的关注就成为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徐坤从始到终就一直关注着个人，因为在她看来“越是个人的越是人类的”，每一个个性化的人尽管是独特性的个体，但同时也代表着全人类。“很多的感触、敏感的理解依然无济于事。除非她能由暂时的、个性的东西中铸造出那持久不倒的建筑物。”[2]所以，在她看来“人类的最高境界应该还是人类普遍关心的一些话题，人性的问题。”徐坤也一再地强调，世界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两性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两性关系属于“共存”关系。有些女性作家站在单一的性别立场上，强调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束缚，在两性关系上一味地强调“战争”，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得安宁”[3]。人性之中存在的“主体间性”，除了需要两性之间的平等“对话”，还需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对看”；只有努力客观地去认识对方，才能真切地进行对话与沟通。我们从徐坤九十年代中期以及其后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对于如何超越性别的局限，而获得一种超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徐坤认识得相当深刻。无论是观察对象、进行创作，还是关注人性、追求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只有秉持这样的意识和视角，才能做到全面而又深入。
　　当然，在处处标榜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的创作者看来，个别女性作家提倡和弘扬“超性别”的意识颇令她们感到尴尬。而恰恰是在超性别意识的烛照下在对超性别写作的主动承担上，徐坤的创作展现出其不同寻常之处，她为女性文学开启了另一个写作空间，引领女性文学通向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二
　　在以小说文本探索超性别的可能性时，徐坤渐趋对男性生存的艰难给予同情，在对女性自我的审视上也不再秉持着自赏和自恋的心态，而是换以一种自省的眼光。因而，在她的小说中对男权中心话语的颠覆性和批判性意象逐渐淡化，而对女性自我中负面性的表现，甚至是解构则呈现出增多的趋势，这是徐坤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超性别写作的表现之一。
　　《女娲》在权力结构的体系中考察母亲形象，指出了与具有主宰性和贪婪性的权力相结合之后，温情的母爱消失殆尽，为丑陋卑劣、猥琐自私的形象所代替。传统神话中女娲是造人的先祖，她拥有繁衍哺育后代的伟大母性，而小说中作为母亲的李玉儿在备受折磨后于新一轮的在家庭中支配与被支配的模式里，将所遭受的一切加诸于她的儿女，导演了一出创伤不止的新轮回。李玉儿的悲剧当然要归因于男性中心文化壁垒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但是徐坤的探索显然不止于此，她在小说中颠覆了母亲神话，对母亲的形象肆意解构，质疑的矛头指向了女性自身，对她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缺失也一并进行了反思和自省，显示了女娲式光芒背后的负面形象。《游行》表现了精英女知识分子林格在灵与肉上的“超渡”和“任意迷途”的分裂对立，既是在审视社会和体制问题，同时也是在拷问女性自身心灵中的消极和人性中的负面。徐坤意在通过林格的遭遇说明，女性一方面要认识到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对自身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女性需要培养自由、健康、独立的心理，需要创造优质的女性文化来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显然，后者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厨房》中的枝子欲退出尔谀我诈的商场回归家庭，想放弃女强人的角色而成为贤妻良母，她把艺术家松泽选为第二次的婚姻伴侣，结果在光与影交汇的厨房中两人经历了情感与功利的碰撞，枝子向往的美好家庭生活被证明不过是一幕幻影。在男性中心文化传统中，厨房似乎是女性的专属地，徐坤借枝子的故事对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将女性拘囿于狭小私人空间的事实进行了批判。但是小说中隐藏的另一层隐性的意蕴却较少被人提及，枝子欲回归厨房而不得，那么，曾经抛弃爱情和亲情勇敢冲出家庭束缚的“娜拉们”在面对商业背景和城市文明时，其出路在何方？小说中说到，“厨房是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女人并不知道厨房生来就属于自己，她并没有去想，时间到了，她便象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地走进厨房……”似乎是将厨房看作了女性的归宿，但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这恰恰是徐坤的反讽。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厨房是局限女性的牢笼，而对于这样被困于牢笼的尴尬处境女性不仅没有自觉，反而如枝子一般渴望回归到牢笼中。可见，对以枝子为代表的女性缺乏自主自觉意识的负面状态，徐坤并没有因女性作家的身份而有所讳言，反而极力予以表现，显示了她力图超越单纯性格视角的一种努力。
　　“性别”为作家观察世界和研究生活提供了一个角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不是一个预设的结论，否则只能变得扭曲和偏执。作为女性作家在小说中书写女人，徐坤的作品显示了一定的女性自觉，即对女性经验和感受的浮现，但是这一对微观世界的呈现却是以对人性深处的抵达为最终目标的。换言之，徐坤在构筑她的女性文本世界时，并没有拘囿于女性个体经验、感受的狭小视阈范围内，而是将探索的目光经由女性生存经验抵达对人性复杂矛盾的剖析。在徐坤的小说中“女性——人性”的探索路径赋予了女性写作超越性别的无限可能和无穷视野，也使她的创作同时具有女性的与超乎女性的人性的普遍真实意义，这也是其超性别写作的表现。
　　《含情脉脉水悠悠》中的方倩倩在自暴自弃中放纵着肉体，换来的却是更多的空虚，摒除了情感和心灵的律动，只是按生命的一般法则来做着和活着，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生存价值的追问，虽落笔于女性题材，但探寻的终点明显地指向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青梅竹马的高层知识分子毛臻和陈米松在忙乱的现代生活中夫妻双方缺乏必要及时的心灵感情的沟通，陈米松缓解身心疲惫的途径却是离婚。小说虽然是以毛臻的遭遇来建构故事，以都市女性的爱情经历为主要线索，但展现的却是更具有普遍性的现代都市人心灵的昏聩和对爱的渴求。《厨房》常常被视为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但是表层的显性故事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入的隐性内涵，枝子欲回归厨房而不得的故事可以解读成对人性和个体生命生存困境的一种剖示。枝子当年抛弃爱情和亲情而冲出家庭，成为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却在成为女强人之后倍感情感的匮乏而渴望再度回到家庭寻求温情，这轮回般的生命历程展现的是巾帼式强大背后的人性虚懦。枝子的经历具有代表性，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问题，徐坤以生命体验的方式对人性、对生存状态主题进行了提升，对生存表象的穿越是以达到生存本身为目的，并达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才是《厨房》这篇小说的真正内蕴。枝子对情感的热切渴望和松泽在功利心理下的玩弄心态在厨房中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错位，其中无不蕴含着时代与人物的深度真实，蕴含着徐坤对很可能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人物的准确认识和理解，因而也就蕴含着超乎女性的普遍人性的真实。
　　必须承认的是，女性在承担性别角色的同时，也承担着人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女性在观照文学时其眼光一方面是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超性别写作的主动承担和文本实践，显示的不仅是一种对对立的消解，更是对差异的高扬。徐坤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个别女作家在文学话语实践层面上的一种进步，她将创作的视线延伸到男女共存的文化空间，对包含两性的人类及其生存境遇展现了温情的人文关怀。她在“超性别意识”的烛照下主动选择并承担“超性别写作”，彰显的是女性文学的自我救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徐坤的作品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另一方面又是超越女性主义的。
　　
　　（本文为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当代女性新历史小说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AGDXJJ0828。）
　　
　　注释：
　　[1]方方：《方方档案》，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2]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3]易文翔，徐坤：《坚持自我的写作——徐坤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
　　
　　
　　
　　（臧文静 陕西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710032；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116029）

• 臧文静： 徐坤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小说略论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