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9年第9期 ID: 147553

[ 赵清林 文选 ]   

窦娥冤案的责任人

◇ 赵清林

  窦娥——关汉卿笔下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她纯洁质朴,勤劳善良,孝顺贤惠。她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然而,她最终还是遭受了“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的酷刑,并在许下三桩誓愿后被推向了断头台。数百年来,窦娥的悲剧,让无数人为之扼腕痛惜,也让无数人为之愤愤不平。在痛惜不平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毁灭了窦娥做一个贤惠媳妇的卑微愿望,把她一步步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多年来,语文教学界有一个众口一词的回答:暗无天日的社会、反动的官府。这样的观点当然没有错,但仔细想想,却不免笼统。笔者在数度教学《窦娥冤》之后认为,下边几个人应该为窦娥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驴儿父子这是一对可耻的流氓恶棍,是元代社会的特殊产物。这类泼皮无赖,在当时地痞猖獗、强梁横行的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种族压迫的象征之一。他们以属于统治种族的游民身份,依仗着与统治者的某些关系,到处游荡,惹是生非。张驴儿父子对窦娥婆媳的威逼、家室财产的强占和淫侮人身的企图,正是上述泼皮无赖具体形象的刻画。在无意中偶然冲走了要勒死蔡婆婆的赛卢医,救了蔡婆婆的性命之后,他们乘机要挟,以“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胁迫蔡婆婆和窦娥嫁给他们父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对恶棍父子硬是赖在婆媳双寡的蔡家居住,何等霸道!张驴儿多次调戏窦娥,在被窦娥推跌了一跤后,恨恨地发誓:“平空的推了我一跤,我肯干罢!就当面赌个誓与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活脱脱的一副下三烂的嘴脸。蔡婆婆生病时,张驴儿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要“讨服毒药与他吃了,药死那婆子”,谁知阴差阳错,下毒阴谋未成,却毒死了自己的爹爹。但他却恶人先告状,反诬窦娥,“你把我老子药死了,更待干罢”,并以“官休”还是“私休”再次要挟窦娥同他成亲,否则告她杀人之罪。窦娥坚决不从,无赖下流的张驴儿便把她拖到官府,以其如簧之巧舌,终于使窦娥含冤被斩。由这点看,厚颜无耻、贪财好色的张驴儿父子把窦娥一步步逼上绝路。
  楚州太守桃杌一个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昏官。他一出场就厚颜无耻地说:“我做官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他一见告状人张驴儿向他跪下,自己也赶忙跪下,并解释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种丑恶嘴脸看起来有点夸张,实际上却是元代现实的真实写照。元代贵族统治者粗鲁野蛮,没有文化,不通法令,他们专以贪污纳贿为能事,结果是全国冤狱成山。正如元代官方刑典《元典章》所载:官吏们“专尚苛刻,每于鞫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或惧不获正贼之类,或贪照察之词,何求而不得,致令冤死无辜”。一桩人命公案,负责审案的父母官,不是详细审问,研究案情,而只是一味听信张驴儿的强词夺理和险恶挑唆,下令用大棍无情毒打窦娥,因为他的信条只有一个:“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实际上,毒刑对坚贞不屈的窦娥本身并不起作用,但要用之对付蔡婆婆以威胁窦娥的时候,善良的窦娥,却不得不以自己的死来代替婆婆的受刑了。而这一切,楚州太守桃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能听见窦娥的“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的申辩,且像窦天章一样追根溯源找到“合药”之人,案情便会真相大白,但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能给窦娥以复勘的机会,也许窦娥就会遇见一个如窦天章的清官,但他却判处窦娥“来日”斩刑;如果他能听一听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也许会良心发现,但他听而不闻。在一片黑暗的楚州太守府,所有的假设都没有成为现实,所有的愿望都在刽子手刀落之际化为泡影。是桃杌的“每无心正法”,使得“百姓有口难言”,是桃杌的昏庸和视平民生命为儿戏最终导致了窦娥的悲剧结局。
  流氓医生赛卢医虽然他自吹“小子太医出身”,且“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但医术平平,算是个庸医。他给人治病的结果是“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医死多少人”,以至于虽然行医却债务缠身。他欠蔡婆婆本利20两银子,他不想办法偿还,在蔡婆婆“屡屡亲来索取,争些捻断脊筋”的情况下,他竟想赖账不还并心生恶意。他把蔡婆婆骗至“东也无人,西也无人”的荒野之处,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套住蔡婆婆的脖子想要将其勒死,这才使蔡婆婆遇见流氓无赖张驴儿父子,才使得张驴儿父子能够以“救命恩人”的身份要挟蔡婆婆及窦娥。在张驴儿要“药死那老婆子”向他求取毒药时,赛卢医明知张驴儿拿药是去毒人,但因有把柄在张驴儿手里,仍然把药给了张驴儿。他知道这是“人命关天关地”的大事,因此“趁早儿关上药铺”“收拾了细软行李,打个包儿,悄悄的躲到别处”,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了。他的消失,又使窦娥案件少了一个重要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赛卢医既是一个造恶者,又是助恶者。
  张驴儿、桃杌、赛卢医之类的社会恶势力,是窦娥冤案的直接的、主要的、重要的责任人。然而,我们在批判揭露这些人的罪恶,在为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感到痛快淋漓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另外几个人,他们在窦娥冤案中也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他们也要为窦娥之死负有一定责任。
  蔡婆婆 她为人善良,当初收养窦娥虽是为了抵债,但十几年的相依为命,使得她和窦娥之间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母女般的情感,赴刑场的路上为窦娥送行,之后又为窦娥收尸,都能说明这一点。她对窦娥的受屈也是非常悲痛的,两处“痛杀我也”就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她性格中软弱与动摇的一面。正是她的软弱,才在张驴儿父子威逼之下答应“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横蛮无理的要求,以至于引狼入室;正是她的动摇,才听不进窦娥“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的劝诫,给张驴儿可乘之机。她在现实面前没有窦娥那样坚强,那样敢于斗争,面对张驴儿的淫威,只能是逆来顺受;窦娥受刑时,也不敢提出有利于窦娥的证据。她在窦娥被判死刑后大哭道:“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她这话说的是实事求是,她正是逼迫窦娥走向悲剧深渊的一员。
  窦天章他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但家境却一贫如洗。他醉心于功名利禄,多次参加科考,欠下了本息40两的债务。为了抵债,也为继续追求功名弄到“上朝取应”的盘缠,他竟忍心将7岁的女儿出卖,让她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把窦娥推向无尽的痛苦深渊。在他的观念里,窦娥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可以随意买卖的东西。在把女儿典于蔡婆婆时,他当着窦娥的面对蔡婆说该骂则骂,并教训窦娥“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让窦娥受害更深的是,他不仅把三从四德的儒家观念灌输给窦娥,还向她灌输家族群体荣誉感和光宗耀祖的使命感。即便是窦娥冤魂找到他时,他也不忘记教训窦娥:“我当初将你嫁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今三从四德全无,刬地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并以“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恐吓窦娥。他是窦娥悲剧的间接责任者。
  窦娥本人她善良、温顺、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善克制,她是一个人人怜爱赞扬,对世道毫无触犯的女性,然而最终却被大千世界所不容,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力所吞噬。这当然有封建统治者的草菅人命、地痞无赖的凌逼迫害甚至高利贷的高利盘剥等社会原因,但这些都是造成其悲剧的外在因素,造成她悲剧的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自觉高尚的伦理精神和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的两重性,是她性格中最基本的因素。一切恶势力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利用了这个“内在因素”。受孝亲观和贞操观的影响,她以凝重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履行道德的强烈义务感自觉地履行某种伦理义务并自觉地做出牺牲。王国维评及《窦娥冤》时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乃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如果是在承认悲剧的社会根源的前提之下,那么他对窦娥悲剧性格的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窦娥一方面接受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又要挣脱这一束缚;一方面甘受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要对命运进行抗争;一方面靠天,一方面又要骂天,她的反抗性是不坚决的,不彻底的。她始终让自己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中,总是把自己依附在别人身上,即使是对张驴儿的反抗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而作的反抗。她不懂得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丈夫在时为丈夫而活,丈夫死后,为照顾婆婆而活,受了冤屈,上公堂审判时,她把自己的命运托附给青天大老爷桃杌,希望他来为自己雪冤。想一想,如果她不招,也存在案件难理,上报官吏复勘免于被斩的可能。但为了尽孝道,为了不让婆婆受刑,她指望暂且虚招,盼望“官吏们还复勘”,但既已招供画押,还有什么复勘可言。与其说她幼稚糊涂,不如说是因为遵从了封建礼教而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可以这样说,她冤就冤在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太深,冤在节孝观念太强。她对于天和贪官污吏的怒骂是在临刑前才做出的行动,她直到死才真正觉醒,正是封建礼教把她送上了断头台。封建的礼教,旧的传统思想就像鸦片一样麻痹了她的头脑,让她在麻痹中得到“享受”,在“享受”中死亡。她没有同传统观念做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她的命运必然是以悲剧告终。
  (作者单位:濉溪中学)

窦娥冤案的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