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中专毕业到2003年之间很长时间里,我悄无声息地生活在湖北宜昌的一个小县城。在那个狭小的、“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世界里,我的生活是很多人羡慕的:做过出纳、文秘等办公室职员之后,又以出色的能力成为当地中国银行办公室主任。然而,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与这种生活是干涸的,修行者需要的是心灵的甘泉。我一直认为:“虽然生活安定、收入不低,可总觉得心灵荒芜,想得到滋润。”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有一种近乎狂热的“逃跑”情结,常常一个人想方设法、不计后果地到处游历。那些年“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家乡有座公路桥,这是她以及小城里的人们走向外界的必经之途。这座桥似乎是神奇的,就像此岸与彼岸的中介,它通往遥远和未知的远方,通往神秘和神奇的世界。一踏上这座桥,就感受到一种来自远方的召唤。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听到留在桥上的那些怦怦的心跳。
然而,生活永远不是随心所欲的。最后的一次游历,是到新疆,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很偶然地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而哥哥的电报也接踵而至:单位欲除名,回否请权衡。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快乐,原来是建立在家人的巨大容忍和牵挂上的,应该“改邪归正”了。于是,结束了漫游,乖乖地回家,回到现实。
那些年,虽不着一字,但却完成了对文学的心灵回归。我在嘈杂和喧嚣中行走,内心却在黑暗和孤独中日益靠近文学这颗种子,这就是那些游历带给我的收获。这种游历,也是我文学心灵的成长历程,被融入后来的《脱逃》《马吉》《像天一样高》等小说中,那些主人公们通过远游,在现实的挤压与砍削中腾挪,终渐渐有了阔大、坚强而柔软的心灵,这亦如我本人。
在小城生活的日子里,让我犹如秋天枯叶一般的心灵有了湿润经脉的,不仅是远游,还有当地那个小小的邮局,为心灵世界提供汩汩源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当地邮局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那里有《作家》《收获》《星星诗刊》《绿风》等文学期刊,这太让我惊喜。我那时只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我沉醉在邮局的书香世界里。当然,那时就连自己也不会想到,将来会学着写点东西,而这小小邮局,对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很多我所喜欢的作家都曾经是我的引导者,有一种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当我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巨大的激动与喜悦让我一次又一次中断阅读,我不得不将它放在一边,心潮澎湃地拿起笔,动手写起自己的作品来。
1996年,我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脱逃》。2003年开始,进入创作的繁盛期。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结了婚,随丈夫来到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生活并非意味修行圆满。写作是一种马拉松运动。我对文学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学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甚至在所谓精神食粮中,文学也不是第一需要。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不过是青春期留下的后遗症。其实,文学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这些人偏安一隅,忘情其中,无意哗众取宠,却偶出惊世之作。青春期过了,文学才开始了漫长的马拉松。
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主题:平凡人的梦想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的。这跟我的生活观相同。因为,活着是不容易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和体悟的过程,无论男女,都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苦包围着,不是梦想被击垮,就是困顿不堪。而一个写作者与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区别就是,写作者总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伤害。
对于作家,他必须要有着修行者般的虔诚与谨慎。我至今还十分喜欢许多年前读过的《金蔷薇》,我觉得锻制金蔷薇的过程,正是一个写作者修行的过程,用心收集,仔细甄别,大胆取舍,千锤百炼,最后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朵金蔷薇。虽说是修行,却又不是苦行僧似的刻意修炼,作家在属于他的生活中生活着,痛苦着,思索着,快乐着,参与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天都在他的记忆里留下痕迹,或者什么痕迹也留不下。然而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当作家有需要时,某一个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事件,或者某一件琐事,会突然生动地浮现在脑际,这种情形,有时是作家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永远存在这样一种比例,写作者的内心厚度达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比例,但它确实存在着,而且很难逾越。
阅读与写作永远是不断前行的过程,目前和以后,唯一的打算,还是一边生活,一边阅读与写作。
※ 姚鄂梅,当代作家,著有《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