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以自觉明确的态度创作出了许多撼人心魄的悲剧小说，以实现他“改造国民性”的宏伟目标。本文尝试从悲剧的冲突成因这一角度，将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悲剧小说划分为“社会悲剧”的“个性悲剧”两种构成形态，并分别予以论述。
　　【关键词】鲁迅 悲剧小说 社会悲剧 个性悲剧
　　
　　作为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悲剧作家。他以自觉而明确的态度创作了许多撼人心魄的悲剧小说，以实现他“改造国民性”的宏伟目标。由于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使鲁迅在其一生中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而这种“愤怒”和“揭露”以其表现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充分地体现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悲剧小说之中。
　　鲁迅的悲剧小说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人们”，而目的也在于“想利用他（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基于此，鲁迅小说的基调是诙谐而又峭拔的，而这种特点贯穿于于鲁迅的一生创作中。本文仅仅对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小说进行分析。其中的作品如《祝福》《药》《故乡》《阿Q正传》《孔乙已》等均可称之为“悲剧小说”。这些悲剧小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本文试图从悲剧的冲突成因这一个角度，将这些悲剧小说划分为“社会悲剧”与“个性悲剧”两种构成形态，并试而论之。
　　所谓社会悲剧，一般是指着重表现人物的外部冲突，揭示人物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下遭受痛苦甚至导致死亡的悲剧类型；而所谓个性悲剧，又称性格悲剧，一般是指着重表现人物自身的内部冲突，揭示悲剧的产生是作为人物主观的思想或行动的结果的悲剧类型。需要指出的是，对一部成功的悲剧作品而言，往往同时表现着或呈现出人物与社会的外部冲突和人物自身的内部冲突。这两种冲突都是必要的，往往有一种冲突是不能构成悲剧的，然而，“统一性”并不等于“同一性”。在一部悲剧作品中，悲剧冲突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往往会表现出某种侧重；或侧重于外因，或侧重于内因。
　　首先来看鲁迅的社会悲剧小说。《祝福》《故乡》《药》等几部小说在其内容中都揭示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或冲突及其个人在社会的压迫下经受着痛苦，发生着扭曲或变形，甚至导致灭亡。之所以把它们划归为“社会悲剧”，主要是这些小说的矛头直指小说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如《祝福》具体详尽地揭示了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及礼教、迷信思想对主人公祥林嫂在肉体和灵魂上的双重迫害。《祝福》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村妇女的命运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鲁迅的另一篇作品《故乡》，也是一篇社会悲剧小说。小说由“我”的回乡所见所闻，随着情节的拓展，“我”的情感经历了失望引起的悲凉，重燃希望所产生期待的欣喜，希望破灭坠入更深的失望和最后“我”感到“非常悲哀”与“茫然”的整个变化过程。在作品中，作者虽没有直接指出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但通过间接的途径（他人之口）达到了目的。正是“多子、苛税、兵、匪、绅”以及封建礼教、等级观念等意识形态，导致了闰土的悲剧性变化。
　　而《药》则与以上几部作品有所不同。华老栓迷信旧说，要用人血馒头来为儿子治病，于是买来了那位为解救“华老栓”们而惨遭屠杀的革命者夏瑜身上的血蘸的馒头！这篇悲剧小说在情节结构上，接近或类似古希腊的“命运悲剧”。然而，“形似”并不等于“神似”，它确是一部相当深刻的社会悲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命运悲剧。因为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得以体现，有些偶然性正是反映和呈现出某种深刻的必然。所以，尽管《药》没有直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但是它却深刻有力地从宏观上揭示了整个社会的悲剧状态：封闭和隔绝！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致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因此《药》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华、夏两家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华夏”（中国）的悲剧！
　　由上可见，鲁迅通过一系列社会悲剧小说对“病态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对旧社会的不合理性作了有力的否定，其创作目的在于通过“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这些社会悲剧小说在当时无疑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极大的惊醒作用。
　　其次再看鲁迅的个性悲剧小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鲁迅不仅深刻地发现了在历史和现实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且也深刻地洞见了个人主观世界所存在的悲剧性状态及冲突。为此，鲁迅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如果说，鲁迅的社会悲剧小说主要是解剖“病态的社会”，那么，鲁迅的个性悲剧小说则主要是为解剖“不幸的人们”。
　　与其社会悲剧小说一样，鲁迅的个性悲剧小说也呈现出丰富的表现形态。《孔乙己》和《阿Q正传》，意在“暴露国民性的弱点”。这两篇小说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展示了主人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主人公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压迫，蒙受着耻辱和损害甚而死亡。然而，这些并不主要是产生悲剧，引起悲剧的因素，真正的、中心的悲剧性产生于主人公的个性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孔乙己还是阿Q，在遭受了来自外界的摧残后，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一种所谓的“精神胜利法”。这种缺乏现实依据的，极不和谐的乐观，鲁迅无疑是要加以否定的。然而，鲁迅所要否定的并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作为农民的阿Q的“个人”，而是那种积淀，固化于“孔乙己”，“阿Q”身上的，在千百年封建社会意识毒害下形成的“个性”。鲁迅创作《孔乙己》《阿Q》等个性悲剧小说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这种“个性”的可悲，并进而激起他们为根除这种“个性”（“国民劣根性”）而斗争的勇气，其社会认识作用是巨大的。
　　鲁迅的悲剧小说，充满着巨大的悲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说到过自己创作的起因。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又说到：“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社会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这几段话里包含了很多含义：它说明鲁迅的小说发端于对自己的绝望的怀疑，也就是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经验毕竟有限。在鲁迅看来，“绝望”与“希望”都有点虚妄，只有对“绝望”的反抗才是具有真实的意义。所以他说：“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因此，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觉醒者能反思到自己个性中的悲剧，能进行自我解剖和批判，这毕竟是“国民性”的一种开始改善或成熟的表现，在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个性发展的社会历史中，这种个性自有其进步性和价值性所在。
　　但是，鲁迅不仅“哀其不幸”，而且也“怒其不争”。鲁迅不是一个消极的“环境决定论者”，他历来十分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他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他认识到了正是这些“新人”们个性中的某些片面性或“劣根性”——传统意识，脆性性格，孤独感受等等——自我窒息或扼杀了个性自身的生命，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种不完善和不健全的个性，这种先“进”后“退”，先“主”后“奴”的思想和行动，是很不利于反封建、改造国民性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的，因为这种斗争在主观条件上需要的是持久而韧性的个性精神。所以，鲁迅是以既同情又否定的复杂态度去看待这些具有悲剧个性的“新人”们的。鲁迅的这些个性悲剧小说，无论就其主旨思想，还是就其社会效果来说，向人们揭示的无非是：中国人民为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完善的双重任务，两者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时代与独特个性心理的合力，塑造了鲁迅这位具有深邃和浓郁的悲剧精神的伟大作家，他以“悲剧”的艺术手段去反映和表现社会人生，创作出了一系列不同形态的悲剧小说。我们从艺术形态学的角度去综合解读鲁迅的悲剧小说，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的悲剧作品的特色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创作史上的地位。
　　作者单位：广西凤山县高级中学。

• 韦佳： 试论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悲剧小说　/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