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作家深受西方近代哲学思潮影响,他们所接受的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十分庞杂｡本文从整体观照的角度研究,认为“五四”作家接受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心态是焦灼的,他们对域外文化的选择是匆忙驳杂而不成系统的,带有主观化､不纯化､断层化的特征｡
　　关键词:“五四”作家 哲学思潮 主观化 不纯化 断层化
　　
　　鸦片战争伊始,大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鸦片和大炮打开后,“西洋思想犹如破堰之洪水涌入进来”,进化自然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等西方近代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被当作一种学术思潮介绍进来,思想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西方近代哲学思潮对当时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影响极大,西方进化论促进了文学观念的革新,否定了中国儒道两家的“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民约论”以“天赋人权说”否定了封建三纲之类的等级谬论;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美学观使近现代中国学者大开眼界,促进了近代美学观､悲剧观的形成,使中国文学的审美观念最终摆脱了“文以载道”的束缚｡
　　到了“五四”时期,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异质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全面的冲突与交汇,逐渐形成了中外哲学思想杂糅的哲学氛围｡中外哲学､文艺思潮的相互撞击对“五四”时期的作家､文学流派产生极大的影响｡“五四”作家们以宏阔的文化视野,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西方近代哲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几乎都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料,受到近代哲学的启迪,并以此为参照系,经过艰难的啮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并应用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但是“五四”作家所接受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十分庞杂,他们大多没有进行系统的西方文化研究,而是“急就章”式的“边吃边卖”,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苛责“五四”作家们,为什么不整合好消化好了再传播呢?笔者以为这与“五四”作家们的焦灼的文化心态有关｡
　　概而言之,“五四”作家大多留洋海外,他们一旦置身于一个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天地,便不可避免地从切身体验中痛感到中国传统文化之衰落､中国社会现状之黑暗､中华国民之不争｡郁达夫曾说过:“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同胞不得不接受的炼狱的历程｡”因而,作为一代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知识分子,他们不能不由此而产生一种文化上的焦灼心理,担心祖国的文化传统因此会失落｡于是“五四”作家们怀着开发民智､救国救民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如饥似渴地阅读､研述西方近代以来种种有影响的学说,并企图从中找到强国富民的良方｡正是这种焦灼的文化心态,使他们成为自觉的文化使者,来不及很好地吸收消化,便迫切地向国人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知识,达到“借异邦之声,唤醒今日之中国”的目的｡因而,“五四”作家们对域外文化的选择是匆忙的,不成系统的｡从整体角度观照,有主观化､不纯化､断层化的特征｡
　　
　　一､主观化｡“五四”时期,吸收所谓“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几乎成为“五四”时期的风尚,凡有志于文艺的人们莫不把输入外国文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但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们并不想全盘移植西方文化,他们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一历史起点上,陷入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要重新审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取精华弃糟粕,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进行判断､选择､消化和吸收｡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文化接纳外来文化,都会摒除自己难以接受的部分而只作有选择的认同,这种认同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这说明任何一种外来思潮传入中国,不变质是很难的｡西方近代哲学思潮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都曾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受到筛选和改造,都曾经过作家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的过滤｡不同作家对同一哲学思潮的选择或接受或误读或排斥无不显示出其文化素养､个人爱好､美学趣味､心理素质的差异｡由于每个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化素养､心理气质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西方近代哲学思潮的“文化筛选”的不同｡“作家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五四”作家常常根据个人需要去选择､介绍､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和摄取,从而形成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例如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主义通过西欧和日本两个渠道传入中国,对“五四”作家影响极大｡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包括无意识说､人格说､释梦说､本能说､力比多说等等,其中无意识说是核心｡这一理论一经问世便经历了各种褒贬不一的评论,在中国也不例外｡“五四”时期的作家以不同的态度对该主义进行“文化筛选”,作出自己的反应,或褒扬或推崇或排斥或摄取,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某些观点比较赞赏,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潘光旦､周作人等人则欢欣雀跃,积极翻译弗洛伊德著作,为其在中国的植根而奔忙;茅盾､巴金等现实主义作家,有的以冷峻严肃的态度看待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有的对之抱批评的态度;刘呐欧､施蛰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则接受了弗洛伊德主义并创造性地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弗洛伊德主义的这些“礼遇”表明,由于每个作家本身的传统文化心理､艺术造诣､个性气质及接受角度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西方近代各种哲学思想的接受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
　　
　　在“文化过滤”的诸多制约因素中,传统文化心理的制约是举足轻重的,文化过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种心态过滤｡“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大有取代传统文化之势｡中国传统的“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养心”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遭到强烈冲击｡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中国人“以己为中心”的“天朝”文化心态被彻底打碎｡“五四”作家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但他们的思想文化心理始终根植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土壤｡齐家治国､崇德尚志､兼济天下等伦理道德精神一直激励着“五四”作家对社会现实抱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一旦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弱势局面,就由此产生一种焦虑情绪和忧患意识,由此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既想吸收西方新文化又想保住传统文化｡这种心态趋于极端时便产生了自卑和自傲两种心理｡自卑的心理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化尊为楷模,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尊古复古｡胡适和梅光迪可以说是这两种心态的典型代表｡胡､梅两人虽然都曾远涉重洋赴美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洗礼,但由于二者传统文化心理的不同,对西方文化的过滤也就不同｡胡适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如进化论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吸收营养,为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寻找理论依据｡而梅光迪则从西方古典文化中为“学衡派”的复古观念寻找支点,他们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拾取一些西洋古典,力图从伦理道德上否定西方文化,竭力反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二､不纯化｡纵观“五四”前后,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纷至沓来,无一遗漏｡这对渴望了解世界并从中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五四”作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但各种哲学思潮一下子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造者面前,反而让他们无所适从｡该何去何从?中国前辈们并未提供足够的参考经验,尽管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外来文化的渗入,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渗入,但这些外来文化大多属于东方文化范畴,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冲突不大｡“五四”作家当时接受了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观点,这种进化论认识模式使他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渐进发展,然而时代气氛使他们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涌入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各种哲学思想的同时涌入使它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使“五四”作家一开始就处于不同哲学思想的交叉影响下,导致了“五四”作家接受的不纯化｡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他们各自的先入为主的形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文学的流派,但是“不纯性”始终是“五四”作家思想上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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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进一步从文化输入的途径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五四”作家所接受的西方文化,有许多是从日本间接输入｡“五四”学者是在东洋文化的语境中吸纳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是以东洋文化为桥梁的｡“二传手”的输入方式使西方哲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已为东洋文化所过滤,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这些“不纯”的西方哲学思想对“五四”作家的影响更是复杂｡
　　分析考察每一作家,你很难将某个作家的思想归入某一哲学体系｡以鲁迅为例,其所受的外来影响是多元的,唐?曾这样评价鲁迅先生:“我想,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论的｡”鲁迅先生历来比较关注西方文化,青年时期的鲁迅从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接受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学说｡他以发展进化的观点看社会,观察人,认为进化论“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相信青年人必胜于老年人,其进化论的思路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被血的事实轰毁｡东渡日本后,鲁迅广泛接触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学说和理论,受到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鲁迅尤为注意十八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十九世纪后期近代非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以“个人为本”反抗社会的学说｡当时日本“尼采思想,乃至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正磅礴着”｡鲁迅很快就被尼采对资本主义文明庸俗颓靡的批判和对于“创新”的执着的追求给吸引住了,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置众人而希英哲”,他“为我所用”地摄取尼采思想的某些观点｡同时鲁迅也是中国最早接触弗洛伊德学说的作家之一,他有意识地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些合理观点作为一种手法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如《补天》就曾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五四”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领导,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虽然他从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周作人关于人的理论是个大杂烩,糅合了多元的西方哲学思想,既有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又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等,这种大杂烩的不纯性使得周作人在接受､吸收摄取西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状貌｡
　　
　　三､断层化｡“五四”时期,不同的作家群从不同的方面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形成各有特色的流派,使中国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是一种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绝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经历一个鉴别､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因而一个作家对某一哲学观念的吸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思想的发展､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有时甚至矛盾｡这种前后的不一致使作家的接受过程出现了断层现象｡一般来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某一事物的选择标准会因文化环境､社会条件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异｡当我们自己的文学发展成熟后,再来观照西方近代哲学思潮,选择的标准就严一点｡即使像鲁迅这样的一代文豪,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接受也会出现偏差｡以“五四”为界来观照,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在“五四”前后是不一致的｡例如尼采的超人哲学,“五四”前鲁迅对尼采是赞扬多于批判,认为尼采是个人主义的雄杰者,是个博大渊邃的天才,他吸收了尼采思想,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应用｡鲁迅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文化偏至论》中,谈的最多的是“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的尼采,甚至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些思想都是以尼采思想为根据的｡这个时期的鲁迅将尼采思想当作一种武器,意在挽救中国于危难中｡“五四”后,鲁迅受到十月革命鼓舞,其思想有了很大发展｡他所取于尼采的与“五四”前有所不同,对尼采思想既有吸收又有批判｡为了适应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他强调尼采的彻底破坏旧传统的封建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力,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学”太过渺茫,开始关注群众力量｡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尼采决裂,尽管他在写作时偶尔引用到尼采的词句,但他认为尼采的思想和人民群众当时的情况相距太远,并认为“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照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指出尼采超人哲学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发疯而死,另一条是“收缩为虚无主义者……成为沙宁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而名,无所不为为实了”｡鲁迅的典型例子表明,一个作家对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取舍是复杂的变化着的｡
　　另外,这种断层现象,除了作家自身观念的改变外,还与作家所处的民族语境变化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新文学创始者们提出“人的解放”､“科学和民主”等口号,他们张扬个性意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成为时代最强音｡时代的启蒙语境促使作家倡导自由､提倡自由,借用自由来反对封建专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成为现实话题,革命文学成为社会主潮,许多作家适应时代“革命语境”的需要,迅速转变为对群体的归附,对群体意识的强调,“自由”的观念被贬抑,成了少数人出世的特殊行为方式,某些哲学思想自然而然地被摒弃了｡
　　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的坎坷的起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开始就带有中西文化碰撞的胎印｡在这场中西文化之川的大碰撞､大汇合中,“五四”作家对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接受是复杂的,啮合是艰难的,体现了他们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寻求借鉴和参照系的积极心态,意义深远｡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宋向红(1972- ),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福建莆田学院中文系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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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向红： 假如罗切斯特的妻子没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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