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阎连科是写作苦难的高手｡他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饥饿､疾病､死亡等恶劣的生存环境,展现了权力宰制下的苦难生活,书写了乡土社会的“乡村政治”｡其苦难叙述,既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相联,也深深根植于河洛土地文化｡阎连科并非执著地“心雕苦难”,他以卓绝的抗争､轮回意识､回家,努力在苦难叙述里点亮“希望之光”,探寻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 阎连科 苦难叙述 土地文化 生命意义
　　
　　苦难是人类的一种根本生存处境,它在现代性话语里被设定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苦难也是文学叙事的基本内容,它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占据重要位置,可以说许多经典名著,无不是因为描写了生活的苦难而震撼人心｡苦难以其包含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而使文学叙述获得了精神深度｡
　　阎连科是写作苦难的高手｡“他总是离不开描写苦难,而且描写得精密而细腻,尤其是他那用心体验雕凿出来的语言,常常使人如入其渊｡”从早期的“瑶沟系列”到《日光流年》《受活》,他始终以令人疼痛和颤栗的方式,书写河洛地域耙耧世界底层乡民“活着”的生存本相,呈现他们顽强抗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并由苦难直逼“人生原初的意义”｡
　　
　　一
　　
　　阅读阎连科的作品,苦难是弥漫其文本上空最浓郁的云翳,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耙耧山脉是作家小说故事展开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而耙耧世界是一个苦难世界｡它偏僻､闭塞､落后､贫穷,似乎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就像从伏牛山上滚下的一粒小石”｡它干旱时,“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它遇到蝗灾时,“所有的庄稼地都光光秃秃”,满眼的青绿一时间都秃成黄褐色｡那里的村民们穷得连过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一个村供不起一个高中生,一个村连一户买得起缝纫机的家庭都没有,甚至哪一年不吃返销粮那一年就会饿死人｡在《年月日》里,苦难是那岁月被烧成灰烬的千古干旱,方圆百里了无人烟,“一个村落､一道山脉仅剩下他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老人先爷还要忍受着饥饿,甚至为了水不惜与九条黄狼进行了一夜的生死对峙｡在《耙耧天歌》里,苦难甚至把丈夫尤石头“吓死”,面对一连生出的四个痴傻儿女,面对没有希望的“未来的日子”,他以跳河自杀来逃避可怕命运的折磨｡在《日光流年》里,“喉堵症”使三姓村民命中注定活不过四十岁,每个人掐指就能算到自己的来日,而且只会超前不会滞后,这意味着自从他们懂事起,就是被命运判处了死刑的死囚,将在等待死亡中度过生活的每一天,死亡的恐惧､生命的绝望简直是无法想像的｡生存苦难逼迫三姓村的男人们到“教火院”卖皮,女人们到古都卖淫｡当蝗灾饥馑不可阻挡地一步一步危及三姓村的传承时,他们无奈地选择了抛弃“残废孩娃”｡在《受活》里,作为残疾已经不幸的受活人,无可逃脱地经历着“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大劫年”——阎连科对苦难的铺叙几近精雕细刻的地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饥饿还是疾病,作家笔下的人物始终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他自己也浸泡在苦难的叙述里｡
　　阎连科对耙耧山民物质层面的苦难叙述已是淋漓尽致,而他对乡村政治权力所造成苦难的书写更是触目惊心｡在《瑶沟人的梦》里,贫穷的瑶沟人因为在村政权里“朝中无人”,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致使其返销粮无故被扣,浇地次序总是被排到最后,与别的生产队打了上百场官司没有一场胜诉｡权力的威力,使掌握分配返销粮､划分宅基地大权的村长,二十年来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甚至逼得张寡妇上吊自杀(《耙耧山脉》)｡权力的威力,使路六命只能屈辱地坐在自家门槛上,听任村长在自家的床上与自家的女人寻欢作乐,最后他无奈地踏上黄泉之路(《天宫图》)｡权力的威力,使镇长撞死了人而吴家坡的村民们争着去“替镇长坐监狱”,不惜下跪磕头地乞求,而轧死人的那家父母对亲生儿子的夭亡所做的选择,只是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子(《黑猪毛白猪毛》)｡耙耧山民的这一价值取向,如果从现代性话语出发,会痛感他们尊严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进而慨叹民族的劣根性｡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走进耙耧山民的世界,走进权力宰制下的苦难历史生活,他们是怎样地长期孤立无援地身处绝境,处于蝼蚁般的生活底层,也许会不无同情地理解,麻木可能是他们对抗苦难生活的最好武器,对权力的匍匐正是他们对抗严酷环境的生存智慧｡然而,这种“武器”和“智慧”毕竟带给我们的不是敬佩,而是无奈地扼腕叹息｡
　　阎连科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真实地展现了底层乡民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在于真实地暴露了权力宰制下的苦难生活｡他小说“真正成功的地方,并不在于对农村和农民苦难的大胆揭示”,而是“对农民苦难和农村文化政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还有它的体制)的复杂关系的描绘和揭示”｡的确,阎连科对乡土社会“乡村政治”的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尖锐地指出“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建立在血缘裙带关系上的血亲权力,是乡村社会的舞台中心,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和惟一选择只能是千方百计地加入血亲权力网之中｡乡村政治中的权力,不仅行使物质上的剥夺,而且还带来更为严重的精神上的摧残｡精神苦难总是那样地痛彻心肺｡
　　
　　二
　　
　　阎连科小说的苦难叙述,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血肉相联｡他所在的河洛地区的嵩县,曾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他生长在耙耧山下的乡村,作为普通的农民之子,对社会底层的苦难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认｡村长闺女手里的白馒头,在幼小的阎连科眼中曾经产生过无限的诱惑｡姐姐和父亲的病,对于本来贫穷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为了逃离这方贫瘠的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贫穷生活,他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在军营之中,他不懈地甚或拼命地写作､投稿,与其说是对文学的热爱,还不如说是对未来再次置身乡村的恐惧｡作家的苦难记忆,我们从他的早期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里可以读出:“‘瑶沟系列’是阎连科真正意义的描述苦难的开始,姐姐那病痛的呻吟在耙耧山脉深处回荡,他无法忘记这痛苦,无法忘记为摆脱贫困､家庭､村庄所做的努力和尊严的丧失｡它们犹如‘情感的炼狱’包围着生活在其中的人,这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并影响着他以后小说的倾向性｡”
　　家庭的贫穷,亲人的病痛,这一生活苦难给阎连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害｡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道:“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贫穷与疾病,日常生活里无法回避､难以升华的苦难,曾长时间地折磨着作家的心灵,同时也深刻地塑造了他的创作个性｡与张承志把苦难的解决寄予类宗教式地皈依“信仰”不同,与张炜以“野地”“大心”的德行救赎苦难不同,与余华虚无主义式地排斥和拒绝所有的苦难领悟,从而达到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认识不同,与目前年轻作家把苦难扭结于欲望化的场景不同,阎连科的苦难叙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存性苦难,是《年月日》和《日光流年》里无粮可吃的危难,是《耙耧天歌》里痴傻病的困扰,是三姓村“喉堵症”死亡阴影的笼罩,它们可归结为求生或“活着”的苦难｡他的小说文本很少议论性语言,几乎不作形而上的哲理玄思,而只是用通感的手法,用大量纯描述性的文字,令人疼痛地裸露底层“活着”的艰难｡阎连科的苦难书写总是缠绕于贫穷､疾病､死亡等指向身体的生存层面,他并非不懂超越之上的诗意和浪漫,并非缺乏玄冥幽思的力量,只是在山民面对看似简单而并非容易的“活着”苦难时,思想和浪漫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那么的奢侈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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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苦难叙述也是一种文化叙述｡因为“苦难观念的形成,既是经验世界给定人们的一种文化接受,同时也是与人们所处的固有文化意义结构密切相关,或者说苦难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阎连科小说里的苦难叙述,也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作家在《仰仗土地文化》中认为:“那些好作品中乡土文化的潜流,才是真正的生命”,“只有心灵中的故土和文化,才能使作品有弥漫的雾气,才能使作品持久地有一种沉甸甸､湿漉漉的感觉,才能使我们打开书页,仿佛在光秃秃的严冬中摘到了几片冬青树的厚叶一样”｡正是对土地文化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追求,阎连科小说对苦难的描写､理解､体认,深深地根植于他生长其间的河洛土地文化｡
　　阎连科的权力苦难叙述有着深厚的河洛王都文化语境｡“河洛为王者之里”,洛阳以十三个王朝､一百零六位帝王､一千五百三十余年的王都历史而成为我国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居住帝王最多的城市｡河洛长期是国家统治中心,“这里被浓厚封建积淀所扭曲了的､畸形的国家权力形态非常发达,几乎渗透到了民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确,河洛人千百年来太多地耳濡目染权力在各种舞台上的表演,其荣耀富贵让人向往和崇拜,而其专制残酷也使人痛苦和恐惧｡河洛文化中的权力意识,反映在阎连科小说里有对权力的崇拜,但更多的是对权力苦难的书写｡权力在文化心理中的历史积淀,使《耙耧山脉》里的村长横行无阻,使李贵“总是圪蹴在村长面前的一角,像怕冷的狗”,使李贵的儿媳被村长长期霸占｡权力文化的深入骨髓,使《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民从不怀疑村长关于活过四十岁的种种方法,因为“我是三姓村的村长,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谁做村长谁就可以对村人吼嚷”｡权力的规训,使《受活》里的残疾人感到:“在这个世上活得怕人呢!”由此,恐惧,是阎连科苦难叙述的一个关键词｡恐惧带来的苦难,不是对事件直接经历的痛苦,而是未知黑暗､巨大场能所带来的可怕的精神折磨,是权力逼迫和重压之下的束手无策和默然承受｡
　　阎连科的生存苦难叙述与河洛土地文化息息相通｡河洛虽然曾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特殊的王都地位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这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在十三个王朝兴衰更替的背后,在“问鼎中原”“逐鹿中原”词语的背后,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流血满河,白骨蔽野”的巨大苦难｡频繁的､灾难沉重的河洛战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近现代,它作为中国中部内陆地区,可谓是穷乡僻壤｡频繁的战乱,使河洛人一次次置身于战争的极端情境,“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毁”,“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惨痛经历,使“活着”的求生目标突然放大且富有意义｡战乱,是解读河洛土地文化的又一关键词,它作为一种现实场景或历史记忆,深刻地塑造了河洛人的价值取向｡“种种原因铸造了这里极度的生存苦难,并把这儿的民间压缩到了一种只剩下原始本能的平面化的程度,使人们不得不以最基本的本能需要为生活追求的全部内容｡”“最基本的本能需要为生活追求的全部内容” 即“活着”｡由此,我们才能解读河洛地域耙耧山民的“活着”的人生目标:“哪怕吃得不好,穿得也不好,又得天天扛着锄锨,担着箩筐,箩筐里装满了泥粪下地干活,只要能活着就好｡”为了“活着”,三姓村人吃蚂蚱尸粉､吃老鼠､吃土､吃鸟,甚至于弃杀残废孩娃,他们不无惨烈的行为,以一个或一些生命的结束来换取和喂养另一个或一些生命,目标也仅仅是为了“活着”｡阎连科的苦难书写,真实地再现了河洛人的生存境象和文化观念｡对于他们,“活着”本身就需要焕发一种英雄的精神｡“活着”,这一人生卑微的目标,聚积着同时也耗费着耙耧山民太多的生命能量｡
　　
　　三
　　
　　苦难是阎连科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力,但他并不仅仅停留于此,因为苦难不是他写作的真正目的｡他说:“生命中的苦难在所难免,但那不是我着力表现的地方,也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而苦难中的某种精神才是我的用笔之所在,我以为,那种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人类的希望之光｡”其实,阎连科并非执著地“心雕苦难”,他试图在苦难叙述里点亮“希望之光”,探寻生命的意义｡
　　耙耧山民对苦难的抗争,充分表现了“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尤四婆,一位普通的母亲,当丈夫“被未来的日子吓死”后,她毅然地挺胸前行｡在小说结尾,她连夜唤来临村的屠户,取下自己的脑子让渴醒后的四傻喝,取下头骨做药引治疗大妞､三妞的病｡在无边的苦难面前,在沉重而屈辱的现实面前,尤四婆以一种坚韧､抗争､牺牲的精神,演绎了一种可歌可泣的母爱｡先爷,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为了“山脉上又可以汪汪洋洋无垠着玉蜀黍的一片绿的世界”,他选择了对这片土地的坚守,从而也经历了饥饿､干渴等难以想象的苦难｡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永不屈服的海明威式的硬汉作风｡
　　抗争苦难的精神书写得英勇悲壮､回肠荡气的,还要数《日光流年》｡面对“喉堵症”的死亡笼罩,不甘于人生四十的命运,从村长杜桑､司马笑笑､蓝百岁到司马蓝,他们种油菜､翻地换土､修渠引水,前仆后继地顽强抗争｡尤其是为了修渠引水,男人卖人皮一百九十七人次,女人卖淫三十余人次,先后因修渠死十八人,伤残二十一人,修渠者无不流血或者骨碎,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续写了一个现代版的大禹治水的神话｡三姓村抗争苦难的壮举令人感动,而他们化苦为乐的黑色幽默,更能给人坚韧的力量｡山民们欢天喜地进城卖皮,奔向那个可以快速赚钱的“教火院”,甚至有那么一次,仅仅是为了喝上一碗羊肠汤｡生命无边的苦难被短暂的欢乐所代替｡这也使我们自然地想到了受活庄,一个瞎子､瘸子､瘫子､聋子､哑巴聚集的村落,一个饱受苦难之地,他们在受活庆那一天,在麦场上集体大吃大喝三整天,以残缺不全的肢体进行匪夷所思的表演,在阵阵喝彩声中让生命之花在“绝术”上绽放｡于是,卖皮后一碗羊肠汤的欢乐,受活庆中的欢乐,在常人看来那么地微不足道,却一度照亮了苦难的耙耧山民的生命｡
　　苦难几番抗争又几番失败｡三姓村累死累活地翻地换土,卖棺材卖人皮地修渠引水,他们无畏地战天斗地而依然是穷山恶水,他们悲壮地反抗苦难而仍然是苦海无边,最终回头之时呈现的是难以“注释”的“天命”｡面对宿命般茫茫苦难,阎连科看到了“草木一生”的人生轮回｡他说:“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轮回再生的时间意识,使阎连科的苦难救赎之道走向了时间之乡｡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循环往复地运行着,苦难也终将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
　　阎连科无法在现实中以反抗开凿出一条穿越苦难之路,也无法在未来中以信仰建造一个“欢乐家园”,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时间之维的过去｡这便有了《日光流年》的索源体,从主人公司马蓝的死写起,一直回溯写到他回归母腹:“司马蓝就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地笑了笑,然后便把头脑挤送到了这个世界上｡”这里,无欲本真的婴儿寄寓了阎连科的人生感悟｡他说:“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而正是金钱､权力和欲望,使人类陷入苦难的渊薮｡于是,作家奇思妙想地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复归婴儿的历程,让“时光一如从西流向东的水”一样地缓缓地倒流,让主人公越来越年轻地逐渐退出了大人们的世界,退出那个有着黏稠黑水､散发腥臭的世界,退出那个喉堵症阴影里的死亡世界,而迈入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一个小手拉着小手在夜晚的村庄兴致勃勃地“听墙”的时代,一个玩着结婚“做媳妇”的游戏狂欢的时代｡这时,文本的叙述语气也悄然转换,没有了前文苦难叙述时的沉重,而平添了几分童趣和活泼,一切都那样地充满活力､生机盎然｡文本结束时,一个婴儿的诞生,使我们仿佛听到了咿咿呀呀的生命之歌,看到了一个远离苦难､返璞归真的诗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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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生命超越苦难,回归婴儿是一条有着丰富哲学意蕴的旅程,而“回家”则是另一条充满温馨和象征意义的人生之路｡阎连科在《受活》的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受活人“在家——离家——回家”的历程是最好的阐释｡受活人在进入革命岁月之前,过的是“自由､散淡､殷实､无争而悠闲”的日子,大量的唱词､生动的传说,追忆和浮现了遥远的过去｡在“花坡嫂”的絮言里,知府甚至害怕将来生个圆全的孩子:“是圆全的孩子了,他长大就不会明白人在这儿的日子了,不明白他就会丢掉天堂的日子不过,在外面世上瞎闯胡荡了,那他就要受苦受难了｡”不幸的是,受活人没有全心全意地坚守这“散日子”,他们“入社”而进入了“外面世上”,从此也拉开了苦难的帷幕｡挨批斗,粮食被拉走､抢走,人被斗死､饿死等磨难接踵而至,尤其是魂魄山上被关在“列宁纪念堂”里,饿着､渴着地遭受勒索和抢掠,使他们终于明白“圆全人就是你们残人的王法”｡离家的苦难使受活人愈加怀恋家的温暖,他们坚决要求“退社”,退回到没有任何政府的管辖,没有权力宰割的自己的家园,在耙耧山间水足土肥的峡谷深沟里,过着自种自耕､自由自在､平静安详的自然生活｡
　　“回家”,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梦｡然而,“回家”对于作家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归宿,不只是一种逃避,而是寻找生命意义的必由之路”｡寻找生命的意义,阎连科在耙耧山脉艰难地跋涉着,最终他以苦难打通了一条回归自然之路｡他并不掩饰其中的乌托邦色彩,因为他不愿苦难叙述只是浸泡于苦难｡这擎起的“希望之光”,隐含着作家内心深处的悲悯和温情｡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刘保亮,洛阳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文学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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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保亮： 论阎连科小说的苦难叙述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1期
• 刘保亮： 耙耧世界里的河洛风情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2期
• 刘保亮： 阎连科小说关键词解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