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渔其人其文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评价｡总的来说,人们在肯定其戏曲理论的同时,对他的艺术创作多有批评｡本文着眼于李渔由于特殊的人生境遇､鲜明的生活态度和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以及这种双重人格对其创作产生的深远的积极影响,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李渔｡
　　关键词:李渔 双重人格 艺术成就
　　
　　李渔,浙江兰溪人①,字笠鸿,又字谪凡,号笠翁,还常常署号湖上笠翁､觉世稗官､新亭客樵､随庵主人,等等｡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②年轻时家境优裕, 过着“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此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成霜”③的无忧无虑的诗书生活｡这种生活养成他豪放舒展的性格｡而李渔自己,当时年华正茂,血气方刚,性情豪放不羁,不拘礼法｡丁澎在为他的诗集作序时,说他“为任侠,意气倾其座人”④｡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家乡去了杭州,这是李渔创作的鼎盛时期｡传奇《玉搔头》《怜香伴》《意中缘》《风筝误》等,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等,均作于此时｡ 顺治十六年(1659年)为避祸移家南京,营造住宅芥子园,经营芥子园书铺,刻印画谱及戏曲小说,名扬天下｡同时组织家庭戏班,让自己的姬妾粉墨登场,出演自己编演的传奇｡到处去为达官贵人演戏,以博取钱财和“拂拭”｡ 二十年间,李渔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他自称:“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⑤｡这个时期的李渔,讲究营造和饮食服御,生活豪奢,姬妾众多｡康熙十六年(1677年),由南京迁回杭州,得浙中当道之助,在西湖云居山东麓建宅｡三年后卒,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阳｡
　　对于李渔其人,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袁于令骂他“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余曾一游,后遂避之”⑥;余怀说他“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⑦;文人轻视他,“人以俳优目之”,说他写的戏是“一味优伶俳语”⑧;观众欢迎他,不仅在国内“十曲一出,纸贵一时”,甚至远渡扶桑,“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剧,无不力举湖上笠翁”⑨｡其中有的缘于李渔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的缘于他在艺术创作和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站在今天娱乐化､商业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三百多年前的李渔,我们注意到在他放荡不羁的人生道路上也经常有穷愁离乱之苦,浅薄媚俗的剧作中时时隐藏着抑郁不平之气｡抛开以前固有的思维方式,我们会发现两个迥然相异的李渔,一会是千古第一的风流人物,一会又是腐朽没落的道学先生,一会是锱铢必较的商人,一会是放浪形骸的雅士,这种双重人格带来的矛盾纠缠,对李渔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认识李渔非常好的一个角度｡
　　
　　一､李渔双重人格的具体表现
　　
　　李渔的双重人格首先表现在风流和道学合而为一的人生态度上｡
　　李渔在自己最欣赏的《慎鸾交》一剧中借主角华秀之口说:“小生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桑间之色,亦解风情,却不钟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才有德之人,判然分为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尽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这种“道学风流合而为一”的人生态度和折中主义理想,一方面反对以理扼情,肯定情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情归附理,以理制情,刻意在风流艳情中宣扬伦理道德,在放浪形骸纵情声色的同时也不忘觉世醒世警世的教化宗旨｡
　　李渔深受明末士大夫****风气的影响,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津津乐道于选姬买妾嫖妓,许多地方猥琐不堪,趣味低下,迎合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声色之欲,直接服务于他们的腐朽糜烂的生活需要｡在《闲情偶寄》中的许多地方,他还宣扬一种没落阶级的人生在世､享乐为第一要务的思想｡他说:“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彼夭折之辈无论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他的生活哲学就是尽力保持自己的精神愉快,及时行乐｡
　　李渔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文人,自觉地为封建政治和道德风化服务是他下意识的行为｡在《闲情偶寄·凡例》中,他说:“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他认为,写戏的目的,在于宣教化,正人心｡“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他写戏的目的“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佛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⑩｡这种劝善惩恶的封建阶级的戏剧观,也是李渔曲论中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对社会现实偶有触及,也主要是抱着觉世醒世警世的目的｡
　　李渔的双重人格其次还表现在他商人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上｡商人的狡黠和油滑以及追求利益的天性,使他最大程度地接近市场迎合观众,所以,就不难理解他近于堕落的生活态度和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低俗甚至可能是吸引眼球的市场行为;而封建文人的责任感和道德自省又时时对他有所触动,匡时救世的思想也会在作品中自觉地表现｡
　　李渔是一个商人,以毕生精力从事小说戏曲的创作,写小说为卖文,演戏曲近乞讨｡商人的敏锐直觉使他看到了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挟长技自见､托杯酒自放”[21],使剧本仅成为案头之作的弊病, 必须将观众本位､娱乐本位作为创作宗旨,注重戏曲的舞台效果和表演功能,关注观众的审美趣味,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在《风筝误·释疑》中坦率地自白:“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曲,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以度曲卖唱为业的李渔只能迎合时宜,舍弃那些有关国计民生和文以载道的“庄论”,去从事于轻松幽默的喜剧创作;力求浅显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观众层面｡
　　每逢江山易主朝代更替的时候,读书人都面临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儒家的正统观念使其对渐行渐远的旧王朝充满了虔诚的眷恋;另一方面新王朝强大的生存压力和荣华富贵的诱惑时时萦于心际｡是全忠全节求名高还是典见颜卑膝为权力?这个时候,封建文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精神皈依的取向上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流诸笔端的作品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李渔放弃举业,选择以戏曲小说为谋生之路,做一个俳优文人纵情声色,其内心的隐微不难揣测｡“从来乱离之后,鼎革之初,乞食的这条路数,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国,义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网之处｡凡是有家难奔,无国可归的人,都托足于此｡”[22]这不正是李渔的夫子自道吗?
　　
　　二､李渔双重人格对其创作的积极影响
　　
　　特殊的人生境遇､鲜明的生活态度和特定的社会背景造就他思想上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迎合观众,李渔大部分作品都是喜剧｡多是一些程式化的浅薄无聊之作,语言浅显直白,情节荒唐可笑,人物机巧怪异｡这些被人所诟病之处是他的缺陷,但也可能是他隐藏和保护自我的机智｡因为在消遣娱乐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许多严肃的主题,而这些才可能是更为真实的李渔｡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通过男女青年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的种种奇遇和矛盾,有的表现了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民主意识;有的作品程度不同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还有些作品利用喜剧的特点,以讽刺和诙谐的口吻对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不合理现象进行抨击｡而所有这些严肃而深刻的社会内容都被披上喜剧的外衣,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之中忽隐忽现,不能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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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渔所写的《笠翁十种曲》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风筝误》和《奈何天》｡这两个剧本情节曲折,变幻多端,诙谐幽默,喜剧性极强｡《风筝误》以风筝为线索,描写韩世勋在婚姻问题上的种种误会和巧合,对社会上以假乱真､冒名顶替的不良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奈何天》的故事情节更是异想天开,近乎荒唐｡阙素封貌奇丑多残疾,而一生所遇尽是美色,先后娶了三个绝色女子,后来义仆阙忠代主输财助边,犒劳穷民,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令变形使者“替他改头换面,变做一个美貌男人”｡而阙素封所以有这样的艳遇和结局,全靠他有钱｡正如剧中所说:“自古道财旺升官,只要拼的银子,贵也是图得来的,只要做些积德的事,钱神更比魁神验,乌纱可使黄金变｡”剧本的讽刺矛头所向,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者对封建婚姻制度带给妇女的不幸和痛苦亦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红颜薄命有成律,不怕闺人生四翼｡饶伊百计奈何天,究竟奈何天不得”,这些牢骚话的背后,显然包含着更为沉重深刻的一些东西｡
　　李渔一生混迹于江湖和风月场上,似乎只为自己奔波,而其作品的喜剧外衣,遮挡住了人们探求其内心的目光｡其实,在其内心和作品的深处,隐藏着许多的不幸和愤懑｡他在《意中缘》的“尾声”说道:“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翰与天攻,佳人夺取归才士,泪眼能教变笑容,非是文心多倔强,只因老耳欠龙钟,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对于现实生活的“不平事”,之所以懒听是因为“怕惹闲愁”,但这并没有使他竭力忘却,在其许多剧作中,我们都可以感触到他对一些不平事的愤懑情绪｡如《意中缘》中的杨云友,“家计凋零,治生无策”,靠卖画为生,这个地位低下的弱女子,一要受高利贷的盘剥,二要受流氓恶棍的欺凌,三要受骚人韵士的玩弄,作者对其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的描写,不正是反映了当时下层群众的生活遭遇和作者对这种“不平事”的不平情绪吗?
　　这种严肃的主题在李渔诗歌和传奇中也有表现｡李渔中年以后,家道毁于战乱,逃难中,他比较地接近了下层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并给予真切的同情｡他在《写忧》诗中曾这样描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极目千家泪,惊心六月秋,试观旬日里,又白几人头?”[13]在一首五律《忧岁》中,李渔描述了一般人民的荒年之苦:人们糊口已经很困难,“复患收成少,连荒岂易过,大家忧独甚,饥岁食偏多”;但是官家还是照样征收捐税,所以还得“预储延吏酒,旦夕缓催科”[14]｡李渔还写过一首《获兔》,写“是人皆喜获,惟我独长吁”的一种感慨,表现了他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同情之心:“非无三窟狡,只为一饥愚,试问皇皇者,谁无入口躯?”[15]李渔虽对封建制度和“圣天子”的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未怀疑,但战乱生活的不幸遭遇,毕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官与兵对人民的残暴｡在许多诗文中不同程度地对官兵的罪行作了揭露｡他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兵”比“贼”更坏:“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16]在《风筝误》传奇中,李渔也顺便写到封建军队的腐败,他给那些武将起的名字是:“钱有用”､“武不消”､“闻风怕”､“俞敌跑”,“身为带兵之将,从未上过战场,只为饷钱而来”[17]｡李渔在他的小说中也对当时腐败黑暗的官场吏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如《连城璧》第二回写一个比较安分的官蒋成,数年之内,敛金数万;至于贪官恶吏,可想而知｡李渔发议论说,人一入官场,须先“把良心洗去”,“把天理告辞”｡这也表现了他世界观中积极的方面｡
　　这些积极的方面大多因为李渔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而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让人们感觉到,作品中到处充斥着大量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而且格调低下､浅薄庸俗,艺术形式上过于纤细淫巧,使得“戏曲已不复为艺术,而沦为工艺,与花木､居室､饮食等并无二致”｡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对他艺术成就评价不高和对其为人一定程度上的贬斥,从而忽视了他作品中不同程度的严肃主题,自然也无法更加全面地､深刻地认识李渔｡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漆亿(1963- ),重庆交通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和对外汉语教学｡
　　
　　① 李渔在《与李雨商荆州太宁》的信中(见《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自称“渔虽浙籍,生于雉皋(今如皋)”｡
　　② 按1981年第四期《戏文》考为1610年生,1680年卒｡
　　③ 《丁卯元日试笔》,《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丁卯是1627年,李渔时年17岁｡也许这是李渔所存最早的诗｡
　　④ 《<笠翁诗集>序》,《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⑤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
　　⑥ [清]董含:《三冈识略》卷四｡
　　⑦ 《闲情偶记》余怀序｡
　　⑧ 李调元:《雨村曲话》｡
　　⑨ [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
　　⑩ 《闲情偶寄·词曲部·戒讽刺》｡
　　[21] 臧懋循:《元曲选·序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22] 《连城璧》第三回《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13] 《写忧》之四,《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14] 《忧岁》,同上书｡
　　[15] 《获兔》,同上书｡
　　[16] 《甲申纪乱》,《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17] 《风筝误》第十出,《笠翁十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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