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海明威笔下的几个老人形象都可以看出老年是人生的“丧失”期。老人与成年人相比缺少力量、姓名、性欲与语言,而这些缺失都直接地与死亡发生关联。《老人与海》中的“小孩”同样没有名字,却作为“生命之始”的换喻。通过对海明威几部老年形象作品的对比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作品中从对生命的虚无到对死亡抗争的艺术探索过程。
关键词:老年 死亡 海明威
一
死亡是海明威钟爱的主题,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多有论述(徐劲,陈明瑶,曹明伦,伍建华),不再赘言。然而对于他作品中“老年”与“死亡”之间的特殊关联,国内外还不曾有人专门探讨过。Leonard虽然分析了海明威作品中的“老年意识”,但并未提及其对于死亡的指涉关系。海明威确实创作了丰富而又矛盾的老年形象,其中不难看出海明威在老年意识上的变化以及死亡的思索,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以“《老人与海》……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死亡的隐喻——关于人类自身命运的隐喻……”这样的一语带过(曹明伦)。而必须更进一步地看到两种主题在文本上关联的证据,而不是凭着读后感式的美学直觉来评价文学文本。故本文打算从《老人与海》中老人的“力”“名”“性”“言”缺失的角度,比较海明威的另外两篇作品《桥边的老人》和《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形象,来考察老年与死亡的特殊隐喻关系。
二
老年是人生的“丧失”期。在《老人与海》中的这位老人分别失去了他的力量、姓名、性欲与语言,而这些缺失都直接与死亡发生关联。
海明威有着明显的老年意识(Leonard),而且为了加强这种年龄意识,他常常还特意在作品中夸大生活素材中老人的实际年龄,Watson认为作者这样做是为了“使得老人的困境更加明晰、更加戏剧化”,即希望更加明晰、更加戏剧化地表现老人的老年特征:体衰与即近的死亡。
在《老人与海》中,作者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表现老人力量的丧失。壮年时的老人可以与代表力量的黑人比试肌肉的力量而且可以赢得比赛。那次角力之后,老人再没有与任何人进行这样的比试,尽管他心里还是认为自己可以赢得比赛,那不过是他拥有一颗不老之心而已,是意志、而非力量的体现。这次深海之行,虽然对他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考验,但老人更多地是在展示他的技巧。但日臻完美的技术掩盖不了他那早已逝去的力量。生命的体征不是表现在技术,而是直接地体现为更薄弱的肌肉力量。
至于从什么时候起被叫做“老人”而失去了他原有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知道在那次与黑人角力的比赛中,老人还是拥有自己的名字:“他当时还不是个老人,而是‘冠军’桑提亚哥。”
海明威不但提到了老人原来的名字,而且还加上了“冠军”头衔——作者在人物名字更迭上的特殊匠心可谓昭然若揭。
在二万六千余字的篇幅中老人的真实名字“Santiago”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四次,因此我们就禁不住要问:为什么海明威要违反以人物姓名作为指称符号的习惯,舍简就繁地放弃人物的名字(通常都是一个词)、而用三个单词“the old man”(老人)来累赘地作为其人物的指称符号? 既然用了“the old man”,在文本中他又要四次交待出人物的本来名字,从形式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异性叙述行为,其中一定会包括有某种特殊的文本含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海明威叙述老人与黑人角力时那似乎一笔而过的“‘冠军’桑提亚哥”,就绝非“闲来之笔”。
Bache认为海明威剥夺自己笔下老人的姓名表明了他想以抽象的表现手法来代表不同的人生年龄阶段。无名与渐高的年龄一样,都是死亡的隐喻。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把姓名刻在墓碑上,不过是在无法阻止肉体死亡消失的前提下天真地希望让姓名保存下来以求得永生。
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论“命名就像给一件东西贴上标签”,狄特里奇在《密特拉教的崇拜仪式》一书中也曾谈到:“名称的功用在于代理其承受者。提及名称或许就等于呼唤其人入世。”也就是说,拒绝提及一个人的名称,也就是拒绝该人物的“入世”,令其死亡:作者直接地把老年与死亡关联,他才转而给老人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通用符号“老人”。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含混的年龄阶段中所有个体的通用符号。
我们因此可以说,海明威利用为老人改名的叙述手段来强化他钟爱的死亡主题,是因为改名意味着新的姓名同时颠覆了原来姓名背后的实体。这一叙述行为颠覆的是当年孔武有力的“冠军”桑提亚哥的肉体形象,代之而起的是被剥夺了姓名的无力老人。
与“无力”同时而至的是老年的另一生理特征:“无性”。老人已失去了妻子——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失去,而且是从他心中的记忆里消失:他取下了妻子的照片、也不再梦到妻子——与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的“老年无力”的描写一样,这里隐喻的是老年的另一个重要生理特征:老年无性。而且,在《老人与海》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女性人物,只是大海被人格化为女性:“la mar”,像“女人”一样地会受到月亮的影响。
这里大海就是一个“温柔妩媚”的女性,老人往深海而行在某种意义上是隐喻老人在奔赴与心中女郎“无性”的情约,尽管老人可能“余情依旧”,但是他因年老而导致的性欲缺失却使他只能是看着“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与自己心仪的女性钻到黄色毯子下做爱的应该是老人,没有比看着自己心上人与别人做爱更难堪、更痛苦的事情,这种“去性化”情约的痛苦如人所论即是死亡的换述:“情欲是幸福的源泉,也是死亡的催命鬼,两者互相陪伴,又互相推动。通过情欲,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幸福与死亡的辩证法,而两者的辩证只有通过情欲作为其中介才能展现出来。”
海洋是生命的孕育之所,但对于渔夫们来说,大海又是他们更直接的衣食来源。大海赋予他们生存的机会,不奇怪他们会对大海更多一份依赖与亲情甚至(性)幻想。然而这份亲情与幻想却主要属于那些生命力和性欲都旺盛的青年,对于处在人生生理丧失期的老人而言,大海却注定不会再是他一度美丽迷人的性幻想对象。
如果说“无力”与“无性”更多的是老年的自然生理特征,那么“无语”则更加直接地指向老年与死亡的关联。在海明威另外的一个短篇《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同样是一位老人,他因年事已高耳背得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也没有任何的兴趣想通过语言与别人交流。他“坐在阴影里,用杯子敲敲茶托”来告诉侍者他的所要。当年轻侍者对他吼叫“你应该在上星期就自杀了”,老人也只是无动于衷地要求他“再加一点”白兰地,然后是一声机械的“谢谢你”。其中的语言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意义了,说话者按自己需要发声,不在乎对方是否听到、或听到后有什么实际效果。这里的老人用杯子敲茶托就业已表达了他想说的话,而他说的话则不会有人在意。年轻侍者也同样不是与老人交流,他不过是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
在《老人与海》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无语”的表现手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老人未带小孩一起出海的原因: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人是通过人类所独有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人独行深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回避一个以语言作为人类特殊交际工具的世界,作品中大量以语言形式表述他的内心活动,以及与海鸟、马林鱼的对话,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言”——无语的死亡关联自然不言自喻。
然而,无语不同于失语。失语是完全意义上生理机能的衰退,而在这里,无语既暗示着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也同时隐喻着主动放弃语言的“此在”,是通过对语言世界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走向一个新的“疆域重构” (r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借以走出因年老而无性、无力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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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强调“不是无意识产生语言,而是语言产生无意识”,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舍弃了语言就等同于舍弃了一个存在于我们无意识中的“他者”的异化世界,一个有形的肉体即将逝去,而同时他也就开始走上人性的“回归”之途。拉康指出:“学习语言就是暴力、抑制和异化的开端。而人要进入社会,领到社会通行的语言的身份证,他就必须学会自己的名字而自我命名,这就是异化的开端。”如何摆脱异化,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是哲学家和艺术美学家所孜孜以求的宏大命题。老人正在努力放弃自己的语言:“他跟孩子一块儿捕鱼时,他们一般只在有必要时才说话。他们在夜间说话来着,要不,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时候。没有必要不在海上说话,被认为是种好规矩,老人一向认为的确如此,始终遵守它。可是这会儿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声来有好几次了,因为没有旁人会受到他说话的打扰。”
塞尔登指出:“没有一种话语是起源于自身的,一切话语与其说是自身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他者语言的异化社会里,我们生存着,却找不到“随心所欲”的自我家园。老人只有一个人在海上,身边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他才进入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
在海明威描写老年的作品中,我们总能读出那种“人生虚无”的悲观以及与这种虚无相抗争的崇高悲剧精神,读出其中生命音符的律动。我们甚至清晰地读出了海明威的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在《桥边的老人》中,他也曾力图塑造一个面临战争中的即近死亡却要思考他看护着的一群动物的死活的老人,其中有老人的高尚与伟大,但也有他在桥边的犹豫迟疑与无为。尽管有评家将该作品推为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之一,但老人的形象明显流于单薄;在《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海明威又陷入了死亡/老年与虚无的紧密关联的困惑中难以自拔。而正是通过《老人与海》,海明威走出从艺术角度对人生反思的困境,走出了虚无与浅薄,让同样是一个无语的老人,在沉默与自语的心路中书写了生命的终极意义。
三
提到老年作为生命的终结期,我们无法不想到它的对立面:生命之始。在海明威的小说中他是以“小孩”来作为这一主题的换喻出现的。就是在《老人与海》中,这样一个对故事的发展看似没有太大意义的形象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明显,小孩在文本中有三方面的意义:1.作为老人的学徒或继承者的身份出现;2.作为老人交流与倾诉的对象;3.由死到生的换喻体。
小孩作为老人的学徒与继承者,书中证据赫然,虽然迫于其父母的压力一度离开老人,但最终他还是下定决心要重新跟定老人,既有学习的目的,也不排除心疼老人而想充当老人帮手的心理因素。老人在几个关键的时刻一直在念叨着希望孩子就在身边,也是想能够将那一份独特的体验传授给孩子。
作为老人交流与倾诉的对象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因为老人最需要倾诉时小孩恰恰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的老人,生活中没有朋友和交流对象,却不意味着他不需要交流与倾诉,他的大声交谈不需要有真正的听众,他在往日与小孩一起打渔时也只是在“必需”的时候才交谈,原因如前所述,他正在经历着无语的死亡换喻。
在Green看来,老人的一声自语“我走得太远了”总结了作品中的关键事实:“猎物本身毫无用处,也不会生产出价值。”这固然非常正确,但他却不合适地得出结论说:“然而只有当猎物的诱惑自现于桑提亚哥面前时,他才逐渐认识到,没有小孩他永远也不会获胜。……只有小孩一个人既不知道失败也不知道击垮”, “时光已逝,忍耐是他唯一的期待,不被打败,却被彻底地毁灭”。这种理解对小孩存在的文本意义有着明显的误读,一个老人,只要他不动地等待,他的结局都会是彻底的毁灭,既然不动地等待,自然就不会有被打败的机会。老人并不完全是为了那一条鱼的肉身价值,而在于捕获马林鱼的过程,俗世的胜利与失败不是一个老人所要考虑的,他在乎的是印证生命意义的过程,所以小孩才正确地说出了老人的心声:“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可没有。”
但小孩存在的更大意义则在于作为死生转换间的喻体。
与老人一样,他同样地拥有着一个“类名”“the boy”,而很少用到其真实名“Manolin”,在全文中——包括老人在自言自语中对孩子的指称时——都用的是“the boy”,在与孩子的当面交流中,老人基本上回避了对孩子的称呼,而是用一般意义上的“你”(you),而只有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的两次他才分别用到了小孩的实际名字马诺林(Manolin),这其中所产生的文本差别同样明显,呼唤他的名字,意味着唤出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老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说出了这样的意思:“那孩子使我活得下去,他想。我不能过分地欺骗自己。”
在人类的原型思维中,无名、有名与个体的生死实际上一体相连,老子在《道德经》碰巧也提到了相近的观点:“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剥夺一个人物的名字,即让其走向(重新)开始的混沌初开状态,赋予其具体的名字,则意味着让其正式存在。老人在海上不止一次地念叨:“但愿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他没有用到小孩的名字,因为生命的交接仪式还未完成,孩子也不可能出现在一种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的,成长的孩童期的生命还在上升,生活的全景正在向他展开。所以老人注定必须单独地完成自己的死亡使生命的意义得到印证。当小孩在他身边时,死亡的过程必须是已告结束,小孩只是象征性地来帮助老人完结其生命:他默默地为老人做着一切,老人正在完成一次以睡眠作为隐喻的死亡交接仪式:“在大路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
诚如韦勒克所说,在文学作品中“‘睡’就是‘死’”,老人在自己的睡梦中多次梦见过幼狮,如同“黄昏时的小猫”;但“从来没有梦见过小孩”,因为小孩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而且将要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渔夫;“幼狮”是联系他和孩子的精神纽带,“黄昏”是“结束”的隐喻,“小猫”则是“成长”的象征,在这种死与生的微妙转换中终将有一天会长成狮子。
四
相比较于《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那位一度寻求自杀的老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塑造了一个更为成功、充满死亡隐喻却又走出死亡阴影的老人形象。他不再有力量,却展示了技巧与勇气;没有了性欲,却去约会心中的女郎;没有了语言,却在不停地言说,对大鱼、对海鸟、对鲨鱼,也对不在自己身边的小孩马诺林言说——总之,他是死亡的化身,但我们却从死亡中读出了再生。老人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失去了“食欲”,尽管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丧失意志与欲望,但从Waggoner用中国的道家理论对《老人与海》的分析中看出,食欲的丧失具有建构意义,清除人内在的障碍来接受精神考验,而不是失去生命力。
人们对海明威笔下的死亡主题备感兴趣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以外,更有海明威本人的自杀的选择。作为一个艺术家,曾经在死亡面前徘徊、奋争又最终选择了死亡,使得“人”这一奇特的斯芬克司之谜愈为混沌。当海明威功成名就之后,他往往靠自己的名声或技巧而继续生存,创作成功后的庸俗喜悦之中使得他未能有让评论家满意的作品,在备受指责后,他终于从自己的痛苦恼怒和对老年死亡的恐惧中创作出了不朽的《老人与海》。诚如黑格尔所论:“艺术家常遇到这样情形:他感到苦痛,但是由于把苦痛表现为形象,他的情绪的强度就缓和了,减弱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的痛苦(个人或民族的),是他创作的源泉。生存美学的中心课题是对“自身”的“自我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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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个生态的自然体,由于自我意识的逐渐强化而导致了自我异化,才有了“第二自然”之说。每一个生命作为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环,本身又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不奇怪人们会经常将生命喻之为“树”,然而作为生态系统的“生命之树”的个体,却只能以其自身规律变化发展,无暇顾及人们对“生命之树常青”的期盼。
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恐惧死亡,这是现代性的矛盾性、吊诡性和危机所造成的。”死亡是对生命意义的彻底颠覆与否定。而在老年,随着生命体征逐步丧失,死亡的脚步清晰可辨,青壮年在忙着各自的生计与事业,鲜有闲暇来顾及老人的生存状态。老年的最终出路似乎还是在老人本身,因此老年作为人生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必须建立重生安死的生态老年观。“重生”与“安死”,这是一对互为条件的因果命题。如果未能重生,安死则很困难。同样,不安于死者也不会重生。海明威的饮弹自尽,与他壮年期生活(尤其是性生活)的放荡不检点的享乐主义人生有直接的联系。回避肉体痛苦而选择自行了结生命,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是有一定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安乐死”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我们希望人人都能颐养天年,但对于那些无法享受老年生活的人,未曾设计、准备好自己老年生活的人,我们再从伦理的角度来要求他们去忍受病痛与衰弱的折磨,在人道上又充满了矛盾。社会的未完全进步匆忙实行安乐死的做法,会对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甚至法律形成挑战;但同样是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发展,拒绝安乐死又对社会的物质承受能力形成挑战。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是无法走出这种两难的境地。
韦勒克等在分析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象征意义时特别地“把某种死亡看作一个人负责的表现的审美的沉思”的过程,海明威在作品中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即人虽然拒斥、敬畏死亡,却不是一味地害怕、回避死亡,自然而合乎意义的死亡过程是人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终极的悲剧性矛盾,产生出人生意义的张力,一如理查兹所说:“比起悲剧来,我们还能找到什么既使‘相反与不和谐的性质达到平衡或和解’又更清楚的例子呢?”在生与死的对立碰撞中,生命的终极意义才得到彰显,“不知生,焉知死”,生态的健康老年即是在生的体验中感悟死亡的特殊丧失美,这种美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震撼性必将冲破全部的压抑:“心灵不会躲避任何事物,它不会以幻觉保护自己,它无需安慰,不受胁迫,孤独而自立。”
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成功地阐释了死生的辩证关系,而作为普通人的海明威却走不出对死亡的恐惧:他因害怕死亡而选择死亡,这是一个现代人的悖论。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邓天中(1966- ),安徽宿松人,浙江林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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