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对鲁迅的纷繁驳杂的研究中,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战士,一个完美无缺的时代英雄,一个被神化了的形象,他的文学贡献往往被淹没在了对他的政治取向的一片喝彩声中｡然而近年来,通过对鲁迅作品以及生平的盘点,众多评论者开始从理性的､审慎的角度对于鲁迅的价值进行重新的､客观公正的定位,力图还给他作为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知识分子是社会成员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思想意识较强的群体,所以他们的活动对社会生活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因而也就相应地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个在时代浪潮冲击下进行痛苦的自我转型､抉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鲁迅是特殊历史时期所塑造出来的特殊人物,他并不绝对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又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异端,异类,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不同于一般人,常常对公认的常规､常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中国古代没有一种文化是为鲁迅这样一个脱离开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准备的｡他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背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他特立而前行,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自己的路来｡
　　鲁迅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意象之下:突围,而论者往往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前半生的迫于生计而“走异路､到异地”,鲁迅实质上为生存和振兴家业而突围;后半生从新青年时代到左联时代,不管对“无物之阵”的追索,还是对文化论争的抗辩,他更本质地完成的是一种文化突围｡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生存及文化意义上的突围都是其一生逃不脱的宿命｡清末民初,正是社会急剧变化,人物角色重新厘定之时,几代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带上了转型期人物的特征｡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胡适､鲁迅及蔡元培,再到晚一些郁达夫､瞿秋白､傅斯年等,过渡时期人物通常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与社会定位发生矛盾迫使他们重新寻找失掉的自我,这大概也是时代特色吧｡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当他完全纳入体制之后,自身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鲁迅也不例外｡左联的结合让鲁迅失去了些许自我,这也难怪,对于一个一直渴望突围的人,寻找可以凭借的组织的力量,显然是必须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苛求鲁迅｡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剥离无疑是重中之重,避免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是当前知识分子一项逃不脱的宿命｡
　　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恰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新与旧,救亡图存,变革与守旧,所有鲁迅及其同时代人不可能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继续做治国平天下的迷梦,时代选择了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在生命进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人的人生都是由偶然和必然因素构成,鲁迅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特殊人物”,鲁迅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其思想的“复杂性”方面,其思想深处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这些“因子”又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深重的疑惑;另一方面,他又对儒家思想残存着依恋,对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认同;同时,他还“偏激”“过火”地反传统——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在鲁迅的身上彰显着｡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王富仁看来,“他是一个醒着的人”,一个以良心作为双眼呐喊着的“守夜人”｡鲁迅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出了问题,并“喊”了出来,而不是像其同时代中的某些人那样——心如明镜一般,嘴上却上了锁｡
　　作为浸染了传统文化,又深受外国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鲁迅对人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思考､重估｡他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人的个体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抹煞,于是,失望于他曾经相信的东西,因而认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相形于鲁迅小说中深刻的思想性,他的杂文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生动的形象性”､“缜密的逻辑性”,但本质上是以议论为主的｡“这与他的以叙事为主的《朝花夕拾》,以抒情为主的《野草》作一比较,议论性就十分明显了｡鲁迅之所以将一定量的散文收入他的杂文集,原因有二:1.在对杂文的看法上鲁迅取广义;2.在《野草》《朝花夕拾》两书出版以后,他只零星地写过一些偏重于抒情或叙事的散文,时间前后拉得较长,不便单独结集出版｡”鲁迅对于杂文的看法,除了题材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与写法的灵活性以外,就其文体的性质来说,他认为是:议论､评论｡在强调杂文并不容易做,必须具备艺术性的意义上,鲁迅又将杂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所谓“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都是在说明和强调杂文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性和美感教育作用｡他宣布自己“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断定“杂文这东西,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不免要搅乱你的文苑”｡
　　在《秋夜》中,我们开篇读到这样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关于这句话的理解争议颇多｡通常的评论家认为,文章由句段组成,而句段为主旨服务｡抛开主旨而剥抽句段来理解不可取｡因此,理解此句,必须结合《秋夜》的主旨｡《秋夜》的主旨在哪?原文最后一句话可以窥见:“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再结合时代背景,我们可以认为,主旨在于“寄托着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愤怒与抗争,对被压迫者向往光明未来的愿望充满同情,对那些顽强抗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战士作了赞颂”｡正是在这种高屋建瓴的主旨的统率下,“枣树”与“天空､花草”一样,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被列强无耻分割侵占的黑暗腐朽､伤痕斑斑的中国领土｡“枣花”象征着在这些主权被践踏､资源遭掠夺､大众遭奴役的国土中奋勇反抗的仁人志士,即是“苍翠精致的英雄们”｡面对被列强肆意凌辱的块块国土,鲁迅的心情是悲痛的､沉重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尽眼望去,满目疮痍｡毫无疑问,这的确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的情感基调,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从鲁迅写这篇文章的处境来看,他不仅仅是时刻处在忧国忧民的情绪中,“国事､家事､天下事”,对他而言,可谓事事不顺遂｡当时的他,心情孤寂,身为一个反抗传统婚姻的知识分子,却不得不过着“一妻一妾”的生活｡纵观《秋夜》全文,重点有三,一点是枣树的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一点是“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还有一点是“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因此,文中的“枣树”实际也就暗含着他与朱安二十年无奈的婚姻以及他对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极度不满,一棵枣树理解为鲁迅,一棵为朱安;天空为传统文化——包办婚姻的主宰者和制造者,“星星”借喻为传统性文化的各色代表人物,“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借喻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母亲对鲁迅自由恋爱的压抑,“我的后院的野花草”借喻常来访问鲁迅的女学生们,尤其是许广平｡“小青虫”借喻那些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枣花”则是一个充满光明的意象｡不可否认,对广大被压迫者的同情,是鲁迅一生创作的原色,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但是,鲁迅首先是一个文人,一个写作者,假如我们硬将他所有的文字都拆卸成无形的､指向列强恶霸的枪和炮,未免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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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要想全面､真正地认识鲁迅的“特殊性”,还得联系其小说｡有人认为,“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鲁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再现了世外桃源,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大胆地暴露了自我,鲁迅则在其小说中对中国社会及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如果说强烈鲜明的主体性是鲁迅小说的第一个鲜明的特征,这种高度的社会严肃性则可以说是它的第二个鲜明特征｡”鲁迅关注于“国民性”的疗救､改造,他想借“喊”出来的真实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促其反思､悔改｡鲁迅的小说让其同时代的国人惊讶地发现了自我,发现了那濒于崩溃的社会的表层傲慢下的污秽,发现了身边一切的一切……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了先行者,成为了先知!鲁迅的小说被称作“启蒙小说”,“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丰富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缺少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但果真如此吗?难道悲剧精神､悲剧意识在中国真的就从来都没有获得到过一片生长的土壤吗?否!屈原的绝决便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不过,这种崇高的决断在儒道盛行的时代中,丧失殆尽｡“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完全失掉了反抗的原生冲动,以至于面对侵略者,不少国人也逆来顺受｡但鲁迅决不忍受,他要反抗,要以一身正气,以他奔涌的热情呐喊,唤起更多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狂人日记》彻底地撕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面纱,揭示了中国悲剧的特点及其嬗变——“中国几千年的悲剧,都是弱者被强者毁灭的悲剧,都是多数人被少数人欺负的悲剧,只有到了《狂人日记》,我们才有了强者被弱者毁灭的悲剧,少数人被多数人欺负的悲剧｡”当然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充斥着弱者的悲剧｡但鲁迅悲剧意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绝对性｡无论是《伤逝》《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它们所力图展现的都是一种断然的绝决,没有丝毫亮色的煎熬｡而这,正如王富仁所分析的那样,缘自于当时动荡的社会以及鲁迅所承载的责任感和反抗精神——不想在睡梦中死去,就要奋起反抗,高喊出来｡
　　这就是鲁迅,他以先知般的洞察力,苦苦地思索着民族的危机,不遗余力地暴露着不公与丑陋,从而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自由､最深邃的知识分子｡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骆平,四川师范大学宣传统战部,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秦刚:《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光明日报》,2005年｡
　　[2] 钱理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思想交锋——以鲁迅为中心(一)》(2004年5月26日､5月28日在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讲), 《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
　　[3] 李杰:《论鲁迅杂文的文体特征》,《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
　　

• 骆　平： 鲁迅：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