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女性人物为主角,以超性别的姿态,一方面力图跨越女性的性别局限,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女性性别意识,以反正史､反宏大叙事的女性历史､日常叙事,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最潜在的精神和历史以及上海女性的生活与心灵｡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超性别 女性化 日常化 历史
　　
　　对于一个不断颠覆自我,勇于创新的作家而言,王安忆“写作的路子很宽,凡是她周围的一切,看到的都能书写”｡但她始终不变的是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注｡王安忆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弄堂人家女儿王琦瑶一生琐碎坎坷的生活,表达了她对于女性生活深情一贯的关注;在王安忆看来,“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以这样的历史观作底,王安忆写出了她眼中家常的上海,老去的上海,写出了种种日常状态下的历史变迁｡但当她的文本被给予女性主义阐释时,王安忆却申明了自己的非女权立场｡的确,“如果只因一本书将妇女的体验放在中心地位,就认为它具有女性主义的兴趣,这将陷入极大的误区｡”王安忆虽然以女性的心灵史､生活史为写作中心,但《长恨歌》却是以超性别的姿态展开“历史叙事”的典型文本｡
　　
　　一
　　
　　在《长恨歌》的写作中,王安忆始终掌控着文本的主动权｡超性别的写作姿态是指她一方面力图跨越女性的性别局限,另一方面却始终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女性性别意识,从女性的独特经验出发,实现了“性别的文本性”｡这与新时期之初大多数女作家花木兰式的换装写作有着本质的差别｡性别意义在话语系统中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叙述视点来完成的,在作品中叙述者虽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一般化的男性叙述方式),但由于女性性别意识的介入,我们却可以看出文本女性化的内在含义｡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是叙述的焦点,在叙述过程中,叙述人始终保持中性的立场和冷静的叙事姿态,但对人物关系的展开,仍能使我们清晰而准确把握其文本的女性性别意义｡
　　王琦瑶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是吴佩珍,而吴佩珍“总是无意放大别人的优点,很忠实地崇拜,随时准备奉献她的热诚”｡在学生时代王琦瑶去片厂,试镜头,吴佩珍都是热心的提供机会者和失败时将心比心的旁观者｡王琦瑶另一个学生时代､直至中年“掏心掏肺”的朋友是蒋丽莉,她以夸张的文艺腔和执著的一厢情愿与王琦瑶形影不离,而且以自家雄厚的经济能力,鼎力把王琦瑶推上“上海小姐”的宝座,“她对父母兄弟都是仇敌一般,唯独对个王琦瑶,把心里的好兜底捧出来的,好像要为她的爱找个靶子似的”｡而中年时王琦瑶带着私生女儿无依无傍地生活,又是她找上门去,成为王琦瑶孤独生活中一个尽心尽意的朋友,她与王琦瑶之间的女性情谊更是天长地久,非比寻常｡王琦瑶生活在平安里时的玩伴严师母,因与王琦瑶暗里较劲,“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王琦瑶女儿的同学张永红,与王琦瑶,“要不从年纪论,她们就真正是一对姐妹”“论衣谈帽就是她们的体己话”｡
　　这四个女性是王琦瑶一生不同阶段四个知心好友,叙述人在叙述过程中捕捉她们充满日常化细节的生活感受,展示女性之间的情谊和文化认同感,这是反正史､反宏大叙事的女性历史､日常叙事,而其中细腻婉转､富有张力､灵活机变的笔触是以深厚的女性意识作底的,华莱士·马丁认为“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正是由于女性性别意识的内在化､自觉化,同样的叙述视点,其观望和审视的场景､冲突和情节是大异其趣的,“性别的文本性”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琐碎情怀､庸常岁月的书写中一点点构筑起来的｡
　　王安忆反对对于她文本的女性主义解释,或许是因为女性主义给人的印象总是以极端的姿态捍卫女性的一切,这破坏了王安忆力求实现的平衡状态｡她认为“人类关系其实充满了装饰性的对称感,这种对称感最为自然的具体体现,大约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写作男人与女人的故事的初衷”｡所以王安忆用冷静､理性的关注与审视,与女性自我的意识保持了“一个理性的距离,也就是审美的距离,或者说是批判的距离”,这使她以女性为叙述视点的文本,虽有深厚的女性意识作底,但绝非纯粹感性的女性意识,与“麦当娜式”的展示､“小妾式”的媚俗都迥然不同｡女性主义者早就言明,“女性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妇女的一致的经验和利益的产物,因为这些经验和利益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女性主义必须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政治运动中妇女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基于共同经验的联合”｡这显然与王安忆关注女性心灵史､生活史而淡化政治背景的创作意旨是大相径庭的｡
　　
　　二
　　
　　在文学史中,以男性为叙述视点的文本,通常表现的是男性的辉煌与坎坷,女性的存在只是作为陪衬,表达男性形象建构的丰富色彩｡在《长恨歌》中,由于作者独特的女性性别意识,所以整部作品的叙述构成是女性化的,“性别的文本性”因而得以充分展示｡在王琦瑶的生活中,过日子是一天也没有断的,于是历史被分解为柴米油盐,历史又被堆积成漫漫岁月;在她的经历中,情长意短与黯然神伤是人生大事,于是每一个走进王琦瑶生活的男子都构成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而日常化的生活就充满了每次历史转折处断裂的缝隙｡王安忆正是以女性的视角,关注着这座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书写着女性眼中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
　　王琦瑶成为“上海小姐”之后,由纯情可爱的“沪上淑媛”成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李主任的外室｡若以男性化的叙述视点讲述这段历史,应是以李主任为主的大场面的应付,政治上的云卷云舒,而从女性的生活史入手,就变成了王琦瑶在爱丽丝公寓中堆纱叠绉,柔软光滑的梦幻般繁华的岁月: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局势正处紧张的一年,内战峰起,前途未决｡但“爱丽丝”的世界总是温柔富贵而绵绵无尽的情势｡这种女性化叙述视角,是以大动的历史奇观反衬柔静的生活岁月,这种静是一个城市潜在的精神,是被忽略而少有人提及的生活史｡李主任飞机坠毁罹难,应该是历史转折期的一个戛然而止的停顿,而对于王琦瑶而言,却是非关政治风云的“长恨歌”的开头,是女性以自己的情感经历对历史的别样读解｡
　　解放以后,王琦瑶隐居上海弄堂平安里,她遇到了心仪的男性康明逊,结局却是无目的的爱和一个私生女｡这段历史是王琦瑶最隐秘的生活史,她以自己的无奈和坚韧,改写了这段历史最关键的一笔,她告诉女儿:你爸爸死了｡“往往是这样,男人与女人同时出发,并肩前进,而到了孕育生命的时刻,女人便将男人甩在了身后,飞快地却孤独地超越了｡”虽然康明逊仍是王琦瑶的情人,但对王琦瑶而言,却是曾经沧海之后的淡然｡女性的心灵史是女性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心灵在此改道,历史的情境自然从此不同了｡
　　从王琦瑶的青年到中年,对王琦瑶最情深义重的是程先生｡青年时,为了一份对朋友的情义,也为着一份攀高枝的虚荣,她轻描淡写地放弃了程先生的一腔真情;中年时腹中怀着私生女的王琦瑶,对鼎力相助的程先生却只剩下一颗自惭形秽,知恩图报的义心了｡在一生最辉煌与最落寞的时光都有程先生在场悉心陪伴,这该是最值得骄傲也最让人扼腕的历史｡王琦瑶的骄傲､彷徨､痛苦､卑微和自尊都以叙述人特有的言说方式,在女性化的叙述视角中,得到了纤微毕现的展示｡
　　与程先生和康明逊的交往,主要是从解放后到“文革”开始程先生自杀｡这段历史,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应该是虽无巨变可也绝不平静的岁月,但在王琦瑶的生活史中,政治的风起云涌都成为虚化而远淡的背景: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所以作者以女性独有的眼光和敏锐掘进到这座都市里最稳定､最日常化的弄堂生活中,既是对女性生活史的精细描绘,也是对这座城市进行精神的书写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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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这段历史,对于文学正史的宏大叙事来说,可以大书特写,而对市民的生活史和女性的情感史而言,就是隐私被揭,流言蜂起:“一九六六年这场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它确是有扫荡一切的气势,还有触及灵魂的特征｡它穿透了这城市最隐秘的内心,从此再也无藏无躲,无遮无蔽｡这些隐秘的内心,有一些就是靠了黑暗的掩护而存活着｡它们虽然无人知无人晓,其实却是这城市生命的一半,甚至更多｡……现在全都撕开了帷幕,这心便死了一半｡……这城市的心啊,已经歪曲得不成样了,眉眼也斜了,看什么,不像什么｡”这时的王琦瑶带着私生女,怀着“不得哭不得语”的隐私,在“文革”中的境遇可想而知｡关于这段历史,作者以理性洞悉了政治的必然,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的深层情感却使她大恸而止,大音息声,女性心灵的书写在此中断｡但上海屋檐下的日子仍达观地继续｡
　　在王琦瑶的晚年,误入她情感世界的是一位青年男子“老克腊”,“老克腊”憧憬的是旧上海的罗曼蒂克,由于王琦瑶的误认与误导,走入了一段不该走入的风情｡再是不老的女人,三十年的时光隧道毕竟是无法穿越的历程,“老克腊”终于触及了旧时光的核心,他对王琦瑶生起的是微妙的怜惜之情,而一生无依的王琦瑶却把这青年怀旧的温情当成了迟到的风情,误写了心灵史上最黑暗也是最无奈的败笔!除了在爱丽丝公寓里短暂的繁华旧梦,王琦瑶的一生都在上海弄堂里度过,但王琦瑶的心多半都在旧日的繁华梦中,这是游离于主流的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女性特有的生存心态,西蒙娜·波伏娃曾准确地阐释了这种女性的生命流程:“时间从来没有带给她新鲜的东西,时间对她来说不是创造之流;因为她命中注定过着重复性的生活,她看到的将来也只是过去的重现｡”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生存价值观,王琦瑶四十年的罗曼蒂克才落得个可怜的结局｡
　　从王安忆独特的女性化叙述视角和《长恨歌》所展示的女性化历史入手,进行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小说所描绘的镜像化世界的确让人心旌摇曳｡风光旖旎的上海,美丽而家常的王琦瑶,上海弄堂里的寒来暑往､嬉笑人生,这一切真实细腻､形象生动犹在镜中,我们在此岸遥望,但这是一个我们无法走进的彼岸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是同形而异构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家家都有的纯情女儿,她虽曾有成为“上海小姐”昙花一现的荣耀,但却在上海的弄堂里终其一生;作为上海弄堂里的女性,她过着上海市民最稳定而庸常的日子,她是一个族群､一个城市的符码,在她身上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着上海人的生存智慧与精神,作者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最潜在的精神和历史以及上海女性的生活和心灵;在女性化的视野中,上海这座城市不是一个金戈铁马,挥斥方遒的男子,而是一位优雅､隐忍的老妇,在她走向夕阳的曼妙身姿里,在她坚韧､耐心的日子里,在她时常变幻的服饰里,在她若隐若现的皱纹里,上海这座城市被忽略了的历史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吕颖(1964- ),吉林长春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参考文献:
　　[1] 冰心:《小鲍庄·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 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第10期,第26页｡
　　[3]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第77页｡
　　[4]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5]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6]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转引自王绯著《自己的一张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7] 王安忆:《女作家的自我》(选自《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8]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选自《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9] 西蒙娜·波伏娃:《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396页｡
　　

• 吕　颖： 女性化和日常化的历史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1期
• 吕　颖： 痛苦理想五乐章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