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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颖瑛 文选 ]   

风韵万千女人菊

◇ 徐颖瑛


  历来咏菊诗不乏名篇。顺手可以列出一大串: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陶渊明《和郭主簿》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黄巢《题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不第后赋菊》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味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
  ——郑思肖《寒菊》
  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陈毅《秋菊》
  
  在这些诗中,菊花是孤傲高洁、坚贞不屈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雄性的气味:自负的心理,挑战的姿态,倔强的性格,几乎掩盖了菊作为花的柔美本质。有人曾调侃说,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类不同种不同属的两种动物,男人和女人的差别绝对大于人与猴的差别。那么,当菊进入女人的审美视野并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会不会和男人有所不同?
  “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由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是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黄花》。文字和立意都与郑思肖的《寒菊》大致相同,并未有明显的女性化色彩。在男权话语体系中,女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同化,建立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潇潇、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阜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李清照的这首《多丽•咏白菊》却是一个例外。初读即迷上它浓浓的女人味。不由得思索:这种女人味从哪来?于是再读再思,发现这词如一座满身灵窍的仙山,每一个窍眼都向外飘散着浓浓淡淡女人味的气雾,从而使这山有了一种特殊的神韵。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首句交待词人赏菊的环境。“寒”,是词人在这秋夜的感觉,也为菊的凌寒而开做了铺垫。“夜长”,暗示出词人深夜难眠。“帘幕低垂”,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场景,易安词中多写及:“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诉衷情》)、“小院闲窗春已深,重帘未卷影沈沈,倚楼无语理瑶琴”(《浣溪沙》)、“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南歌子》)、“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念奴娇•春情》)。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安全,安静,却有点压抑。对于女人来说,既是现实生存状态的反映,又带有一点理想色彩。帘将广阔的天地与狭小的空间,即社会与家庭,柔软地隔开,为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划出一片自己的独立自由空间,使女性免于受自然界风雨寒暑和社会人事变化无常的侵扰和伤害,在某种程度上由禁锢变成了保护。在这样的夜里,孤居独处的女子深夜难眠,她在想些什么呢?
  “恨潇潇、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这是写词人深夜不眠的心理活动。听着帘外的潇潇风雨,她不禁担心,那些冰肌玉骨的菊花会被摧残成什么样呢?一方面看出她对花儿的怜惜,一方面又见她孤居的无聊寂寞,也为下文写菊花的“清”“瘦”“憔悴”做了铺垫。此句中情思,与孟浩然《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周邦彦《六丑》(正单衣试酒)“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极为相似,却要真挚强烈得多。其原因在于这几个词的运用:“恨”,是个情感浓烈又伴有明显身体反应的心理动词,让人似乎看到词人站在窗前一脸怨愁的样子;“揉损”,用人的手部动作写出“风雨”的“无情”;“琼肌”,用形象化的比喻写出了白菊的颜色及温润细腻。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在其产生之初就开始努力地改造、背弃和超越自然;在这个道路上,女性迈出的步伐之大远不如男性。见花流泪,对月伤心,女性似乎天生具有比男人更多的同情心,只是长期以来苦于无法表达。当她们一旦如李清照一样,能够拿起笔自由挥洒时,这种面对自然的柔情总会不知不觉地从笔下涌出。
  照一般思路,“揉损琼肌”是夜里的设想,之下应该铺写菊花之实态。李清照写了,但又不是一般的写法:“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不从正面着笔,反而一气用了四个历史人物来作反面衬托。贵妃醉脸,来自于《松窗杂录》是对牡丹的比喻。李正封“咏牡丹”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听后,“笑谓贤妃(杨贵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杨妃以丰腴美艳而著称,醉酒又为其平添一份媚态。孙寿,东汉权臣梁冀之妻,色美而善作妖态。她画的眉,细而曲折,时号“愁眉”(见《后汉书•梁冀传》)。韩令,指晋时人韩寿,为贾充掾吏,长相俊美。贾充之女看上了他,与之私订终身,并把皇帝赐给她父亲的外臣进贡的异香偷偷赠予韩寿。贾充闻到韩身上的香味,发现了女儿的私情,只好让他们成婚(见《世说新语•惑溺》)。徐娘傅粉,此句疑有误。徐娘为南朝梁元帝妃,与傅粉事无涉。傅粉者为三国时魏人何晏。何晏平日喜修饰,“粉白不去手”,人称“傅粉何郎”。《世说新语•容止》载:“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这菊花,不像杨妃那样丰腴美艳中透出妩媚,更不像孙寿那样矫揉造作、故作愁态。它的香味清幽,不像韩寿之香那么浓烈袭人;它的颜色自然,不像何郎脸上的粉那样白得让人起疑。
  正像否定句式无法定义一个概念一样,这样连续四个反面类比并不能明确写出菊花的风韵。因而还需要词人正面描述。“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仔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渊明的风度才恰恰适宜于比这菊花呢!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之五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们一为直臣,一为高士,都为世所不容,但他们孤高耿介,努力保持着自我的完整人格,决不同流合污。这和眼前凌寒而开的白菊是多么相似啊!词人的思绪似乎已经越过了眼前的花丛,飘到了历史深处。
  “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微风轻拂,送来淡淡的清香,简直不减于春天盛开的酴?呢。酴?,即荼蘼花,花黄如酒,开于春末。此句照应了前文中的“韩令偷香”。香气又使词人的眼光收回当前。
  “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秋阑”,秋末,天气愈来愈凉。“雪清玉瘦”,呼应“揉损琼肌”,和“渐”一起,显示出白菊在风雨中挣扎、从开到谢的过程。“向人无限依依”,用拟人手法传达出菊对生命的无限留恋,也表达了词人对菊的无限爱怜和惋惜。
  接下来又用两个典故:“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汉皋解佩,来自《列仙传•江妃二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二女)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纨扇题诗,用班婕妤典。班婕妤,汉成帝妃,失宠后退居东宫,曾作《怨歌行》,以“秋扇见捐”自喻。这是承接上文,写出菊将残时内心的愁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典故都表达的是得而复失、爱而见弃的失落和悲哀。这绝不是偶然的,无意的。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是次要的,从属的,被动的;而跳出两性关系之外,走出婚姻和家庭,女性则连生存权也不易获得。这样的处境使得女性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男性来掌握,在男性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惟恐失去其欢心。连清照这样的才女,即便曾有琴瑟和鸣的夫妻关系,也因为一些非个人所能把握的因素而无法摆脱这怕被抛弃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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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菊既是不同流俗,就只能在或清幽高洁的“朗月清风”中,或迷?暗淡的“浓烟暗雨”中一任芳姿凋残,无人欣赏,也无人怜惜。这是它的宿命,无法抗拒,也无法逃避。“瘦”再一次出现。易安似乎对“瘦”情有独钟。《如梦令》的“绿肥红瘦”、《醉花阴》的“人比黄花瘦”,都是以“瘦”写花之憔悴,可见词人对花贴心的体察。这“瘦”又何尝不是词人自己的瘦!赏“瘦”花,对“瘦”影,如何不自怜?想来易安这样的女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之时,“寻寻觅觅”之时,“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之时,又怎么能是丰满圆润的呢?
  “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这株菊花是幸运的。女词人站在它面前,目光中充满了欣赏和怜惜。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在这深秋的凄风冷雨中,这洁白而柔弱的花儿又能坚守多久呢?打动人是那种痴痴的、让人心痛的担忧。
  至此,词中的情绪已经低沉至极点,想必多情的词人已经泪水悄悄地滑落了。这时候,有谁来安慰这多愁善感的词人呢?没有人。她只能故作旷达语:“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只要人情自适其适,应时菊赏,又何必忆起那行吟泽畔的忠贞屈子,采菊东篱的放逸陶潜呢!
  这首词里的白菊,也依然具有屈原、陶潜一般超越世俗、特行独立的“风韵”,似乎和男人们笔下的菊并无二致。可是,字里行间,又分明自有它特殊的韵味——这是一朵“女人菊”!它的女人味是浓郁的:
  这是多愁善感的菊。渐渐秋阑,她虽然依旧清香如故,倔强地保持着脱俗的雅韵,但仍免不了对欣赏自己的词人的无限留恋,免不了对自己被抛弃命运的哀怨和忧愁。词人怜惜它被风雨无情揉损,怜惜它日渐憔悴而枯瘦,可是这样深情的怜惜又怎么能留得住这鲜艳的花瓣?菊是多愁善感的,词人也是多愁善感的,二者其实为一。词人的多愁善感正是来自于对被抛弃命运的恐惧,对如花岁月易逝的焦虑,这从来都是传统女性内心深处的死结。李清照和赵明诚并非是一般人印象中毫无矛盾、完美和谐的恩爱夫妻、神仙眷侣,否则,清照怎会有如此深切的对未来的担忧、恐惧和哀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男人和女人的一个区别:男人是理智的,女人是情感的。男人笔下的菊,是傲视世俗、敢于抗争、顽强不屈的,却和社会、国家、民族有着割不开的联系,经过抽象的人格化,从而成为文人不屈气节的象征物。女人面对菊,却会低下头来,深陷进个人的情感漩涡中。便是朱淑贞的“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和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文字和立意极为相似,前者表现的是朱淑贞欲走出痛苦的个人婚姻的坚决态度,而后者却表达的作为南宋遗民的郑思肖不忘故国、不仕北敌的爱国气节。
  这是柔弱自守的菊。纵然“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菊坚守着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激烈的反抗,甚至没有怨气,没有牢骚。它只是静静地开着,散发着清香。有的只是在无法抗拒的宿命里低下头去品味自己的悲和愁。易安的菊是弱者的花,雌性的花。而在男性诗人那里,菊的形象总是在与风霜的激烈对抗中凸显出来,没有任何柔弱的表现,只是倔强地迎接着风霜的挑战。黄巢《不第后赋菊》甚至充溢着阵阵让人不寒而栗的杀伐之气。他们的菊花是强者的花,雄性的花。这样的差异是由于男女的心理差异而形成的。班昭在《女诫》里这样说到男女差异:“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用现代心理学观点来说,是指男女在个性和行为方面差异较大:男性的支配感较强,女性较顺从,易受他人影响;男性的攻击性行为比女性多;男性的自信心、自我估价较女性高。验之于咏菊诗,的确如此。
  这是身体存在的菊。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身体的文化。儒家出于对其伦理理想“仁”“义”的追求而极端压抑身体欲望,道家对超越身体之外的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而有意忽视身体欲望,佛家因生命痛苦而极力逃避身体欲望,各方面因素形成合力,导致了社会文化对身体有意无意的忽视和禁锢。作为社会主体的男人首当其冲,难逃其影响,尤以儒家影响为大。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被支配被忽略的地位,这种地位导致女性的生活舞台只局限于家庭之内,无法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生活极为单调无聊。女性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而这身体不仅是她的生命的寄托之所,也是她取悦男性的工具。这就使得女性要比男性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意识”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在从笔下流露出来。因而,在男人的诗里,菊花是眼中所见感性的、作为欣赏对象的菊,是心中所思升华了的、作为自我人格象征的菊,物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而在易安笔下,却是她全身心体验到的菊。我们似乎能感到词人的灵魂已经与菊合为一体,诉说着内心的哀怨,也诉说着五官和肌肤细微的感觉。她把菊瓣称为“琼肌”,让人想见其洁白细腻而柔润清凉,写风雨用“揉损”这个人的手部动作表现其无情。一连串的比喻也都和身体相关:“醉脸”“愁眉”,是表情功能很强的面部部位,“偷香”“傅粉”是对身体的修饰。“风韵”指人的外貌和身体姿态所表现出来风度和韵致。“玉瘦”,以玉代菊,用“瘦”写菊渐枯。“愁凝”“泪洒”是女子特有的神态和动作。“憔悴”既写身体,又写精神,再强调菊之萎靡。接着,“瘦”又一次出现,写菊之“芳姿”的干枯。这样的菊,有肌肤,有五官,有“风韵”,会“愁凝”,会“泪洒”,又“瘦”又“憔悴”,不正是一位活生生的女性吗?在这里物与我已经失去了界限,我就是物,物就是我,二者已无法明确分割。这正是词人高超的艺术功力的表现。
  这是含蓄优雅的菊。社会语言学指出,语言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特有的生理、心态、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使得女性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不少有别于男性的特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女性比男性更礼貌;女性语言往往比较间接、含蓄,而男性语言则更直截了当。《左传•昭公八年》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刘向《说苑•谈丛》说:“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这是要求男性的语言少而真,不得虚饰浮夸。对于女性来说,“妇言”是所谓的“四行”,即女性必备的四个方面的素质之一。班昭在《女诫•妇行》中解释说:“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意思是说,妇人说话不一定要能言善辩,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辞令,不能说恶俗的话,要选择好说话的时机,以避免让人厌烦。这里虽没有明确说出要求女性语言含蓄委婉的规范,但意思已经暗含其中了。尤其是“不厌于人”四字,明示了此种规范产生的原因即在于“男尊女卑”,语言也是女性用以讨好男性的手段之一。所以男性诗人对于菊花的描写和赞颂,用语是准确单纯的,意思是明确显露的,不费读者猜想。而在李清照这首诗里,菊花与诗人似二而一,似一而二,恍惚难辨。诗中有菊的依恋和悲愁,人的爱怜和叹惋,这些是读者能明白感受到的。然而作者到底为何而悲而愁,却并不痛快地说出来。作者用了一连串的典故、比拟手法、否定句式和假设语气来表达,含义不是那么直白浅露,语气不是那么肯定无疑。这样,读者和作者之间并不是迈步可及的,而是隔着一段不可知的距离。读者必须沿着作者留下的线索,一路东张西望,小心探察,才能向前。最终能否到达作者预设的终点,仍然不可知。这种阅读有点像寻宝,不可知的背后那无数的可能,能刺激出一种强烈的挑战意味,别有趣味。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