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降，现代性的话题开始凸显于知识分子关注的视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建构，以及对现代性的乌托邦解构和审视，逐渐成为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一个深邃有力的视角。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说：“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①与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颂扬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不同，沈从文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认识则都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忧虑和担心，他们分别通过小说《边城》与《使女的故事》解构现代，创造出“边城”和“基列”正反两类的乌托邦世界，凝望和思索人类的未来命运。
　　
　　一、乌托邦解构现代的震撼之美
　　
　　沈从文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乌托邦解构现代性，使得现代在乌托邦的对比中暴露并放大出种种令人震撼的不足和阴暗，促使人们辩证地反思现实，正确地面对现代遭遇的困境。
　　沈从文抱着对现代都市新生活的热望从湘西乡下跑到大都市北京，却满眼看到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他说：“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②但沈从文“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③他从民族抗战中无数下层官兵的实际表现中，从那些手足贴地与自然为邻的乡村灵魂里，攀住了一样东西，这就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善良的品性、素朴的心灵，虽受尽挫折、摧残，终于没有死灭。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关键在于民族精神的重建。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这样期待：“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④他后来又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⑤沈从文重构民族精神的思想，触及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为严峻的问题。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世界的人性极力发掘和张扬，把自己对现代都市的思考诉诸这一个“古典”时代，一个理想的过去，构筑了边城这个古典型乌托邦。沈从文面对主流社会话语勇敢地对现代性进行重构，彻底地面向未来。沈从文选择边城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以此来对抗并解构充满唯实唯利的现代，向世人双手托出一种让人流连忘返的古典型乌托邦，一个洋溢着温爱和丽影的世界。人们由此立足现代常常要满怀局促不安之心，发现那现代的唯实唯利，那现代的庸俗小气，那现代的自私市侩竟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此面目可憎。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呈现一个反面乌托邦，一个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背景的由基列主义宗教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度，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不仅进行纯字面的解释，而且亦步亦趋地模仿《圣经》里的生活方式。在这些狂热的基列主义信徒那里，这个国度是一种无比美好的理想世界，他们笃信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和矛盾，包括社会动乱、道德堕落、低生育率、环境污染与核废料的威胁等。他们认为只要信奉上帝，一心顺从，便会没有烦恼，没有问题和矛盾。基列国禁止思想和行为的多元化，一切都实行计划化、统一化。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兵营化的生活。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等使女们的寝室是由占领的学校体操馆临时改装而成。使女们睡在排列成行的简易军用床上，相互隔开不允许交谈。馆内有嬷嬷们管控，馆外有警卫监禁。“莎拉嬷嬷和伊莉莎白嬷嬷来回巡视着；她们的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佩枪的只有那些从天使军里挑选出来的警卫，但他们只有在被叫到时才允许进入大楼。我们是不准迈出大门的，除了一天两次的散步，两个两个地绕着足球场走。球场已停用了，周围用铁栏杆圈起来，顶部是带尖钩的铁丝网。天使军士兵背对我们，守在铁栏杆外。”⑥基列国取消了律师、教授，关闭了大学。路上是一道一道的哨卡，“这些哨卡类似道路施工或挖掘下水道时设下的路障：一个漆着黄黑两色条纹的交叉木架，上面印着一个表示‘禁止通行’的红色六边形标志。”⑦电话线杆上装有探照灯，路两旁建有永备发射点，里面埋伏着整装待命的机关枪手。“电动赶牛刺棒”、“机关枪”和“哨卡”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一个一个孤立的互相隔膜的小岛，剥夺了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的自由。更令人发指的是教区举行的所谓挽救仪式。对于胆敢以身犯禁的使女或者夫人以至卫士，教区将举行挽救仪式，聚众处死。小说在描写两个使女和一个夫人被吊死的场景时这样冷静地写道：“三具尸体吊在那儿，即便有白色口袋套着，她们的脑袋还是显得长得出奇，像吊着脖子挂在肉店橱窗里的死鸡，又像剪掉翅膀的鸟儿，飞不起来的鸟儿，遇难的天使。”⑧最令人恐怖的是挽救仪式中嬷嬷们对于民众集体杀戮欲望的煽动。小说有一节这样描述，人们听信了嬷嬷以编造的强奸罪名对一个卫士的控诉，脸上都充满了仇恨，纷纷认为枪毙太便宜了。人们毫不理会那待处死的卫士脑袋含混不清的摇晃以及含混不清的“我没有”的否认，人们的内心只有恨不得千刀万剐他的仇恨在升腾膨胀。“空气中充满了刺激，人人都跃跃欲试。无拘无束，随心所欲。这就是自由。在我身体里，也同样热血沸腾，激动得发晕，眼前到处是一片红色。……这时只听人声鼎沸，喘息声，低沉的咆哮声，叫喊声响成一片，红色的身体一拥而上，他的身影顿时被淹没在手臂和拳脚中，从我眼前消失了。”⑨由阿特伍德这段细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基列国以宗教狂热为基础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民众在煽惑中盲目地群情激愤、无法自已，集体丧失了人性。基列国企图用灭绝人性的极端手段来挽救现代世界，把已然面目全非的现代地球拉回原生态。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反面乌托邦给极端恶化的现代敲响了警钟。作家将现实社会的丑恶加以逻辑延伸构筑成一个幻想社会，以惊世骇人的未来恶果警示世人，发人深思，促使人们严肃地应对和解决现代的诸多问题，如履薄冰地谨慎地面向未来。
　　
　　二、乌托邦解构框架的弱势之美
　　
　　在强劲的现代面前，乌托邦解构无疑是一种黑暗中的冒险。沈从文和阿特伍德所架构的正反两类乌托邦在给人以强烈震撼的同时，其自身在框架上呈现出极大的弱势性。但正是这种弱势性呈现使得两部作品在新作如潮的文学长河中却散发出累世不衰的迷人的芳香。
　　故事的似幻似真是乌托邦解构的弱势之美的重要因素。《边城》所展现的生活图景虽然确曾存在过，但在沈从文写作《边城》的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只留下美丽依旧的边城山水和建筑。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⑩边城乌托邦从诞生之初对现代的挑战就既有白塔伟岸矗立的伟大，又有白塔轰然坍塌的脆弱。同样，基列反面乌托邦对现代的挑战也显露出双重特性，既有天使军警卫的强大坚决，又有大主教的虚弱苍白。《使女的故事》所展现的生活图景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恶化的现代的影子，是恶化的现代的某些极端方面在未来的逻辑发展，同时作家以第一人称自述故事的叙事模式也使得这些生活图景十分逼真生动，但其实整个基列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有真实存在过。这个想象中的未来，这个对于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幻想，在想象中也没有存在多久就烟消云散，只剩下想象中的三十盘磁带通过想象中的基列国“妇女地下交通网”的一个“安全屋”幸免于难，成为两千一百九十五年前后的人们可资发掘研究的古代文物。
　　 [##]
　　两位作家构造的乌托邦都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男权世界，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绝对弱势的以柔弱美丽、了无机心为主要表征的年轻女性作为维系整个男权心灵世界的核心，并赋予她们以拯救世俗灵魂的女神的象征性荣誉。这种核心的弱势是乌托邦解构的弱势之美的突出之处。《边城》中的翠翠是古典自然的化身。翠翠是造化赏赐的能生长的命。翠翠是个遗孤，她是在一种近于奇迹中长大成人的。翠翠的名字也是造化的赐予。抚养她的“爷爷”、真正的外公老船夫从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出发，为她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的性情也如自然般的纯粹柔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1]在翠翠周围的男权世界中，从翠翠的外祖父到船总一家三个男性顺顺、天保、傩送对翠翠的关注，由此以至作家本身对少女主人公的关注，都使得这个柔弱的小姑娘在不对称的社会性别世界中成长为维系这个男权心灵世界的核心形象，成为重建现代的珍贵的精神依托。《使女的故事》中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则是现代自由的化身，在她身上既充满了现代的矛盾，又有着强烈的回归现代渴望的追求。她熟悉现代的一切包括自助洗衣机，但又过分地依赖机器。她渴望现代的自由的选择，但又有过分选择的奢望。她渴望现代女性的权利，但又有令男性自渎的妄想放浪。她曾经有过幸福的家庭，但又有过不和谐的争吵。在这个年轻女性走在大街上却没有男人上来搭讪的基列极权世界，奥芙弗雷德注定就是一种弱势。在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周围，从卢克到尼克以及大主教都对女主人公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追慕。这个弱势的使女，却要承担为大主教传宗接代的使命。在每个月例行的受精仪式中，这个弱势的使女被大主教发现她的可取之处不仅仅是那个梨子形状的器官，大主教由此开始与使女奥芙弗雷德私下幽会，视禁令为无物，为奥芙弗雷德提供大量的“异端”画刊和文学读物，甚至偷偷带她参加地下夜总会“荡妇俱乐部”等等。在作家笔下奥芙弗雷德由弱势的女性一下子成为维系基列整个男权心灵世界的核心，成为颠覆这个现代极权社会的希望。
　　两位作家在构造乌托邦过程中都选择了女性主人公在男权包围下的失语性的言说方式，再现了一种弱势的美，成为乌托邦解构的弱势之美的精彩之笔。在《边城》中，主人公少女翠翠面对的男权世界虽然并没有凌厉的威势，但在性别对话中，翠翠始终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弱势极端，常常在相关情节中失语，或无语，或旁听，或默想，或自语自诉，最令人动情的是用那芦管或用那小竹做成的竖笛吹奏长长的曲子。在这个男权世界，和翠翠对话最多的是她的外祖父，翠翠在对话中更多的是做一个好奇地问东问西的听众。虽然翠翠时常勤快地摆渡，但小说很少描写她同过往的人们的对话。翠翠同外祖父以外的人对话最多的是傩送二老岳云。翠翠五月端阳看龙船比赛，站在那石码头边等候祖父一直到上了灯。巧遇傩送二老捉鸭上岸，傩送问话，翠翠回话，连同呵斥黄狗在内翠翠一共也就说了七句话，还大都是“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的误解。翠翠处于相对封闭孤独的心灵处境。在《使女的故事》中，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处于一个狂热而强劲的禁止人们思想和交流的男权世界，她的失语性的言说方式表现得更为复杂。她学会了几乎不出声的低语，学会了趁嬷嬷没留意相互碰碰对方的手的体语，学会了解读唇语。小说分十六个部分，前十五部分都是来自女主人公秘密自述自诉自录的录音磁带，最后一部分是后世学者对发掘到的录音磁带的研究和讨论。自述自诉自录的言说方式之外，还有沉思默想和杂乱的回忆。小说前十五部分中有七个部分以“夜”的名字命名，在“夜”中女主人公更多的是对现实、过去和未来的默想。小说有一段话是这样记述女主人公在宗教强权面前的弱势生存状况的：“我已经学会离开许多东西照常生活。”[12]在基列这个世界，人们连去洗手间都有次数限制，每去一次又都有记录，生活的自由被禁锢，白天只有顺从和听话。
　　文学并不回避政治性，相反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对现代的思考常常表现在文学中，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对政治的关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认为，整个二十世纪“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3]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样一种寓言，以边城乌托邦的古典美来解构现代，来投射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现代的政治社会的变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一种寓言，以基列极权乌托邦的反面性来解构现代，来思考二十世纪末叶美国现代的政治社会的发展。这两位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现代的两类乌托邦解构，从不同角度共同聚焦出现代的种种矛盾，给予世人以警示以启迪。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文集第三卷——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178.
　　②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P39.
　　④[1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P59，P64.
　　⑤⑩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P5，P3.
　　⑥⑦⑧⑨[12]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晓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P4，P21，P316，P319，P72.
　　[1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235.
　　

• 张绍梅： 试探汉字教学的网络整合策略　/　文学教育 2007年第12期
• 张绍梅： 两类乌托邦的凝望：《边城》与《使女的故事》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9期
• 张绍梅： 和谐——《荷塘月色》对美的超常发现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6期
• 张绍梅： 民间“值勤者”视野中个性的扭结变异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