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沈从文“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的”①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在这篇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典文本中，沈从文以冷静平和、简约凝炼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单纯善良朴素的年轻丈夫来到城市码头探望在船上做妓女的妻子的故事。故事以丈夫探望妻子始，以领着妻子归去终，情节简单得似乎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但是，这个经典文本的主题意蕴却丰富得很难用一篇两篇文章说清楚。事实上，从这篇小说问世到现在，对它的主题意蕴的发掘与发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每一位阅读者都以自己的阅读体验阐释着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以至于使这篇小说的主题旨归有着常说常新的艺术魅力。不过，最近读了《名作欣赏》二??七年第四期和第六期上关于《丈夫》的几篇鉴赏文章，觉得他们把《丈夫》的主题旨归理解为表现“乡村与城市的冲突”②，是“寻找丈夫”“寻回爱情” ③，是“让我们在潺潺流水般的文字流淌里感悟人生，触摸灵魂，寻找心灵的慰藉”④，是“乡村底层人物的悲吟以及各种强势力量的迫压与整个湘西文明的滑落。在乡村生存于底层的丈夫是处于弱势边缘文化中沉静的原始生命的力量，面对生存的残酷而挣扎觉醒”⑤的阅读体验，偏离了小说文本所提供的主题向度，所以不揣浅陋，谨将个人的阅读体验呈现于方家之前，以期引起讨论的兴趣。
　　
　　并非“寻回爱情”
　　
　　宋桂友同志在《寻找丈夫》一文中，将《丈夫》的主题旨归认定为“寻找丈夫”。他说：“寻找丈夫”这个主题，对沈从文来讲，“有一个更深层面的意义，那就是寻找善良、质朴、单纯的‘原乡’”，“丈夫对自己权利的收回，对尊严的收回，寄托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憎恶和对原乡神话的追求”，“同时，寻找丈夫也是寻回爱情”，“家庭若毁了，爱情、美好的生活就都毁了。所以，沈从文写的寻找丈夫，也就是寻回爱情”⑥。
　　笔者认为，《丈夫》的主题旨归并非是“寻找丈夫”。因为，正如宋桂友同志所引述的那样，丈夫从“把妻送出来”到船上“做生意”时，他对于妻子的“做生意”的具体内容是很清楚的，对这种以变相“让渡”丈夫权利的生存方式是认同的，并给予了事实上的支持。在丈夫最初访到女人时，女人正在前舱里“陪客人”，尽管他走了几十里山路，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自己的女人，但是自己还是小心又小心地“使自己的声音放轻，省得留在舱里躺到床上烧烟的客人发怒”。即便是直到深夜，客人还不走，他虽然也有一点不满，他还是原谅了自己的女人，“自己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尤其是在与水保谈话之后，他甚至还为这个人是自己女人的熟客，一定得到过这人很多钱而高兴得唱起歌来了，兴奋得有点自得。就从这一点来看，丈夫“让渡”自己的做丈夫的“性权利”，并从这种“让渡”中获得利益，是丈夫对这种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由最初的被动顺应，现在已经转化为一种主动呼应。直白地说，妻子出卖的是肉体，是用“一个女人的好处”顺应这种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她不以此为耻，为辱；而丈夫，则是以“让渡”的方式，出卖自己的“性权利”，他也并不认为妻子与嫖客们做“皮肉生意”有什么有违道德，忠与不忠的问题，和黄庄所有的丈夫们一样，“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女人名分上仍归他，养得儿子也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在残酷的生存压迫和原始乡野习俗的浸淫下，丈夫认为妻子“做生意”，是“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最为正常不过的生的方式。丈夫的“名”和“实”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有悖于人生”的方式存在而已。所以，《丈夫》的主题，与“寻找丈夫”无关。
　　《丈夫》的主题，也与“寻回爱情”无关，丈夫与妻子的回归乡村，并不意味着“寻回丈夫，也就寻回了爱情”。因为，如果我们认同张鑫和施军同志对这一对夫妻原始爱情的体认⑦，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种由这对夫妻所演绎的原始爱情并没有失去。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丈夫最初访到妻子时，看到丈夫的“呆相”，妻子并没有感到尴尬和丢面子，而是急切地问寄给家中的钱收到了没有，家中的猪生儿子了没有；当丈夫拿出烟管火镰准备吃烟时，妻子一把夺过烟管和火镰，把一枝哈德门香烟塞进了丈夫粗大的厚手掌里。这些极富生活气息的细节，表现出了妻子对家庭生计、对丈夫生活的极度关怀，折射出妻子对丈夫真实朴素的爱意；即便是在前舱里陪着客人的时候，她都没有忘记照顾后舱里的丈夫，抽空来到后舱，问丈夫要不要吃一点糖，并且不由分说 ，就把一片冰糖塞进丈夫的嘴里；在第二天上岸烧香时，仍然没有忘记给丈夫买一支胡琴；当丈夫的言行里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时，她又善解人意地在丈夫面前露出极具风情的红绫胸褡；当丈夫“把票子撒到地下去”，“然后双手捂脸大哭”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城市的诱惑，跟着丈夫返回乡村……这一举一动，一件一物，都表明妻子并没有如同曾一果同志臆测的那样“与乡下来的丈夫之间，似乎也有了距离”，“甚至在他面前有点骄纵了。”⑧，也并没有如同沈从文预言那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了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 ⑨而正恰恰相反，这一切表明城市码头上的船妓生涯，虽然改变了妻子的容貌衣饰，改变了她言行举止，“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有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但没有改变她对丈夫的真纯淳朴的爱，所以，在妻子这一方来说，她对于丈夫的爱并没有失去，丈夫仍然是她人生的最爱，是她的“天”。
　　从丈夫这一叙事视点上来看，他对妻子的爱情也始终没有为她的“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神气了”而有所改变，即便亲眼目睹了她被“猪狗”般的醉酒的兵士欺凌侮辱之后，丈夫也没有对妻子产生厌恶和离弃之情。从他上船第二天与水保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丈夫对于妻子有的只是无限的牵挂和无边的眷爱。他出门时牢记着妻子喜欢吃栗子，所以就细细地一个一个地挑选了一坛子硕大饱满的栗子；他不厌其烦地“告给水保许多乡下情形，说到小猪捣乱的脾气，叫小猪名字是‘乖乖’，又说到新由石匠整治过的那副石磨……又说到一把失去了多久的镰刀，一把水保梦想不到的小镰刀。”⑩特别是从他对因此而误会了妻子的歉疚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深爱。尽管他对妻子忙于接客无暇和自己亲热，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闹“脾气”，但他每次都能原谅妻子。小说结尾部分，水保的酒席、戏、荤油包子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他无言地执著地坚持着要走，要妻子跟他一块回到乡村去，这其实都是他对妻子的爱的表达。他宁可受苦受穷，都不要妻子以人皆可夫的屈辱的方式“谋生活”，哪怕这种生存方式“竟也是极其平常的事”。所以，就这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乡村夫妇而言，他们之间的爱情从来就没有过裂痕，就没有“丢失”过，因此，把《丈夫》的主题理解为“寻回了丈夫，就寻回了爱情”，理解为“人性不灭的神话”显然就是一种误读。
　　
　　并非是“寻求心灵的慰藉”
　　
　　在刘蓓同志的阅读体验中，“《丈夫》里，没有狎侮，也没有憎恶，没有阴暗冷涩，更没有血泪控诉。作家纯净、温暖的笔触恰如明丽的霞光消融了一切鄙恶，照亮的是湘西民众淳朴的人性、美好的人性。”[11]刘蓓同志所表达的阅读体验，似乎是说沈从文想通过《丈夫》“程式化”的“访远亲”式的故事，凸现妓女生活，凸现“这种逼仄环境下体现出的质朴生机”和“放大了人性之光的魅力”。所以，她认为：“整篇作品作家都是在强调和赞美那种人的自然天性表现出的人性美、人情美”，而这种人性美、人情美“在媳妇老七、在丈夫乃到水保等湘西下层人民身上，我们都已有了真切的体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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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的，我觉得刘蓓同志对《丈夫》主题旨归的把握，与《丈夫》所叙述的故事意蕴相去甚远。不错，《丈夫》里开头的那一段文字的确很美，作者“笔致从容地勾勒了烟雨红桃映衬下，岸边吊脚楼与泊驻河滩的烟舟妓船之间呈现出的一派热闹场景，直让人联想起旧时秦淮河边镂雕花船的灯火通明”[13]。但是，沈从文绝不是将此作为《丈夫》所着力要呈现于读者的写作意蕴，对于小说的主题指向而言，这一段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风景，只不过是沈从文为故事的铺展而涂设的淡泊静谧而又不乏?丽风尘之姿的艺术底色，它引领着我们，让我们一步步走入他的“心造的幻影”，让我们跟着那位年轻憨实的乡下男子的脚步，走进湘西记忆中的历史画页，洞察那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给原始乡土生命所造成的心灵痛苦，去感知“沉默的乡土负载的乡土生命无声的屈辱”。在对这个经典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中，我的心灵都会为深隐其中的“民族的隐痛”所震撼，都会像何希凡先生所感受到的那样：“他(沈从文)把自己内心的沉痛和情绪涌动让位给读者去设身处地的体察。”[14]让我们的心灵备受煎熬，不得安宁。
　　我的阅读体验与刘蓓同志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丈夫》里，沈从文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展示了乡土生命令人惊心动魄的非人际遇；在貌似漫不经心的随意点染中，对造成乡土生命非人际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行深层窥探；在对乡土生命和乡土风情的本色描绘中，展示乡土生命所承受的无声的屈辱及其乡土生命的人性觉醒。
　　如果我们再一次复现小说文本的叙事视点，我们就会发现，在文本开头一段似乎仅仅是湘西风情习俗的景色描绘中，沈从文就点出了城市码头船妓的身份及其来源。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跟随到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从表面来看，这是风俗使然。但是，这个风俗却并不是刘蓓同志所认为的源自于“湘西苗民自古就有对歌许身的风俗”，也不是“当时那些满口圣贤伦理、私下男盗女娼的‘文明人’”的道德经不起推敲，也不是湘西人民“贫穷但不狡诈，卑微但不做作，他们渴望过上好日子，却不干伤天害理之事”的“水的性格”[15]，而是来自于极度贫穷的挤压。那么，催生船妓这一有悖于人性生存方式的贫穷，又源自于什么呢?沈从文用看似一笔带过而实际大有“深意存焉”的文字表述道：“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这句字面上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叙述”，给我们揭示了统治者不恤民生的横征暴敛，是造成湘西人民赤贫如洗经济困境的主要根源。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统治者无休无止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乡村经济的破产，使得千千万万的湘西儿女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这种困苦与挣扎，一方面表现了乡土生命的坚韧，另一方面则表现了腐败政治对乡村生命的经济侵凌。尽管沈从文从未表达过他的政治批判主张，但从这段看似“纯叙述”的文字中，也能看出沈从文的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和对乡土生命的热切关注。因此，《丈夫》这一经典文本的主题旨归，就决不仅仅是让我们“寻求心灵的慰藉”。
　　其次，随着丈夫寻访自己女人的脚步，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入这幅湘西民俗风情画卷的深处，我们理性审视的目光，就会走进这对年轻夫妇的心灵深处，洞悉在贫穷与屈辱双重挤压下乡土生命人性扭曲的心灵痛苦。经典文本中的丈夫，是一个单纯得近乎天真，憨厚得近乎木讷的年轻人，他到城市码头上来探望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他以一个“丈夫”的身份介入他原来并不熟悉的生存空间，在他略带天真的纯朴的心灵深处，并不以妻子陪客人亲嘴睡觉为耻辱，因为不只是他，而是所有的黄庄的青年男子都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所以，当他还是第一次同水保谈话之后，“他不会忘记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仅是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16]。在这一阶段，他之所以很愉快，是因为水保和他谈了很多话，是把他当做朋友看的，当做人来看的，他与水保一样，在人性尊严上是平等的，所以，尽管他知道水保是妻子的嫖客之一，可是他不但不生气，而且还为他是妻子的“熟客”而高兴。但他为什么后来又生气了，而且很是有点愤怒了呢?因为，他想起了水保在他面前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有事情。”如果按他妻子的职业来说，水保说这样的话并不为过，但是，水保没有想到的是，当着丈夫的面说这样的话，就等于无视于丈夫的存在，无视于丈夫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所以，“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而且快乐也离他而去：“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 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17]
　　如果说水保的话只是碾在丈夫心灵原野上第一道残酷的车辙，使他第一次品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痛苦滋味的话，那么，两个醉酒的兵士当着他的面公然对妻子进行肆意蹂躏，而自己无能予以护持，甚至连劝阻资格也“失去”的时候，就是对他心灵原野的第二次碾轧；这次突如其来，以强力而实施的“生意”，将丈夫的自尊心和人格尊严碾轧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可以说，醉酒兵士疯狂丑陋的言行对丈夫造成的心灵创伤，比水保造成的心灵痛苦更为深重，因为水保“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有事情”的话，毕竟还给予了丈夫最低限度的“尊严”，虽然把他不当做丈夫，剥夺了她丈夫的权利和尊严，但最起码还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与他聊天等等，丈夫最初受到的水保的伤害已经成为“过去时”，晚上的事还是“将来时”，而兵士的“猪狗”兽行却是正在进行的“现在时”，这种有悖于人性的兽行本身，就是对丈夫这个“人”的蔑视与忽视，或者说，在那些嫖客们的眼里，他不但失去了丈夫的资格，而且连人的资格也都失去!最残忍的就是，他们不仅蹂躏侮辱本来只属于他的妻子，而且还要他亲历亲见。这种近距离的现场逼视，对丈夫的侮辱与损害比他的妻子更为深重。所以，当巡官晚上要来，夺去了他安慰妻子、与妻子单独相处的最后一个机会时，丈夫的心灵被屈辱和愤怒折磨得近乎麻木了。虽然小说的文本叙述里略去了巡官对他的妻子的欺凌，但他从巡官与掌班大娘的对话里，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老七和他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即他们只是有钱人和有权人的玩物，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连“做生意”与“不做生意”的自由，“看”与“不看”的自由都已经失去!正如“在生存面前，可怜的底层人物没有权利说‘不’”。我们如果把巡官对他的妻子的“过细考察”，看做是这个疯狂丑陋的生涯对丈夫心灵原野第三次碾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一次的碾轧，彻底摧毁了丈夫的心理底线，使丈夫对于这种人人都欺凌的非人的生存方式失去了最后的耐力，同时也使他进入了“出离愤怒”的精神“沉默”之中，用无言的“沉默”来反抗贫穷、习俗、金钱、权力对他的精神打压；在无言的“沉默”中选择了以双双“离去”为手段的“报复”行为，将这个疯狂丑陋，有悖于人性的生存形式对他的侮辱统统抛还给那些侮辱者，在毅然决然的离去中找回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尊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丈夫》的主题不仅展示的是乡土生命所承受的无声的屈辱，而且还展示了乡土生命的人性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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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丈夫》的悲剧主体是丈夫，作家用他来彰显作家对乡土生命悲剧的深层次窥探。[18]但是，不应该忽视的是作为文本叙事重要载体的妻子，在完成展示乡土生命所承受的无声的屈辱和乡土生命的人性觉醒题旨中的作用。和丈夫相比，妻子在看似随俗从众的外出“做生意”的船妓生涯中，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比丈夫还要深重。在贫穷的无情打压下，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她牺牲掉了一个新婚的妻子应该享有的疼爱与呵护，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尊严，用自己的姿色换取维持起码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做船妓的日子里，她天天陪客烧烟睡觉，即便是在丈夫探访期间，她仍然接二连三地被各色客人所占有，甚至连和丈夫单独在一起说说私房话的机会也没有，更不能满足丈夫的欲望和要求；更为屈辱的是，那些客人，特别是醉酒的兵士把她这屈辱的非人的生活场景，赤裸裸地直呈在她的丈夫面前。我们可以想象，前舱里是她不得不用尽一切“女人的好处”伺候的嫖客，后舱里是她爱着的同时也深爱着她的丈夫，这该是让妻子多么难堪和羞辱的事!丈夫不得不在后舱听着醉酒的兵士与妻子在前舱里做着“猪狗不如”的事的时候，经受着难以名状的屈辱的精神痛苦，和男性原始的羞耻感的煎熬；而妻子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凌辱，而且还经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折磨。小说文本中对醉酒的兵士胡闹完事走掉之后，对妻子的神情有过三处细节描写：一是当丈夫以沉默应对掌班大娘的两次呼唤，当五多拉着丈夫要他唱完戏文时，“女人老七像是想到了什么心事，拉着了五多，不许她说话”。一是当大娘问她男人到底怎么了时，“老七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三是当大娘提醒她巡官要来时，“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妻子的想心事，摇头叹气，发痴，实际上是她对这种有悖于人性的非人生活的反思与觉醒，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索与反省，所以第二天当丈夫扔掉钱，捂着脸呜呜痛哭，执意要回去的时候，她才能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告别，与丈夫一起，踏上了归乡的路。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沈从文正是在对妻子屈辱求生的船妓生活场景的展示和丈夫充满屈辱的“访远亲”式的探视中，完成了对乡土生命生存方式与人生尊严问题的思考和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人文批判。
　　
　　并非是批判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的侵蚀
　　
　　在众多的《丈夫》的阅读者中，有很多阅读者将《丈夫》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悲剧之因，归结为乡村与城市的冲突。比如曾一果同志就认为，“其(沈从文)小说《丈夫》就是通过一个乡村青年到城里去看望做妓女的妻子所受到的种种遭遇，深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传统和城市文明之间激烈冲突的场景。……反思了整个现代文明，批评了城市对于乡村的侵蚀。”[19]
　　仔细阅读曾一果同志《一首唱不出来的歌——由沈从文<丈夫>看乡村与城市的冲突》一文，我们就会发现曾一果同志的这一阅读体验不是来自于对《丈夫》这一经典文本的理性审读，而是深受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态度的影响。曾一果同志非常认同沈从文“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只是表面的‘极大进步’，而在骨子里，乡村却腐朽、退化和堕落了”的观点，对“鲁迅等启蒙思想家，怀着对‘现代文明’的期盼，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农民愚昧、麻木性格的尖锐批判”感到“颇为奇怪”。在此理性认知的影响下，曾一果同志尽管也注意到了乡村妓女的产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盘剥、苛捐杂税下和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村越来越穷困……农民无法生活才导致许多女子跑出来做妓女，《丈夫》中的女主人公‘老七’也是这样离开农村，到船上做妓女。”但他还是把许多女人离开乡村来城市的原因归于“城市物质文明的诱惑”，认定“沈从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妓女的侵蚀”，基于此，曾一果同志认为，“在《丈夫》中，‘老七’虽然保留了很多乡村美德，但她的言行举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虽还问及乡下的情况，但神情、语调都与在乡间时已全然不同，她与乡下来的丈夫之间，似乎也有了距离。”[20]
　　我不否认沈从文对城市文明中浮嚣虚伪和腐朽没落的丑恶现象的批判，也不否认城市文明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不能认同沈从文“城市是社会风气变坏和道德品质沦丧的根源”的观点，更不能认同曾一果同志将《丈夫》的题旨归为“沈从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妓女的侵蚀”和“乡村传统与城市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的阅读体验。
　　首先，用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的观点(我们暂不论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匡正《丈夫》的题旨，本身就是一种先验色彩很浓的主观定性，脱离了《丈夫》这一经典文本的实体叙述。
　　其二，冲击有着原始乡民单纯、善良和朴素品德的丈夫的，不是城市的物质文明，比如妻子那城市里人的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新鲜有趣味的香烟、新的胡琴、满天红的荤油包子，甚至那个有着“正四方形像是无数橘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的水保等等，这些只是让丈夫感到新奇甚至得意。给丈夫造成强烈的心灵冲击的，是城市文明中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比如当着丈夫的面，从“那吃红薯的大口里说出”来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这样不客气的该死的话；“一面说着野话一面要争到同老七亲嘴，同大娘五多亲嘴”的醉酒兵士在前舱里的“猪狗不如”的行为；是把丈夫“吓得不能说话”，晚上还要“过细考察”他妻子的巡官……正是这些的强横入侵，才使得丈夫在异常痛切地感知了妻子“做生意”的实质意义，那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尊严的完全丧失，妻子和他都在这种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中被异化为“物”，妻子塞给他的钱，成了他人格羞辱和人性尊严丧失的物证，人性被蹂躏，个体生命意志被“强奸”的“红字”。
　　其三，作为船妓的妻子老七，虽然在外表上已经被以卖淫为实质的城市生活所同化，比如“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胭脂”，完全没有了乡下女人的“羞涩畏缩”，甚至在丈夫面前“有点骄纵”了，而且在被醉酒的兵士“猪狗不如”般的凌辱之后，仍然能与大娘“在前台的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但是，她毕竟没有完全丢失乡村生命的善良朴素的美德，如前所述，她是被贫穷和因贫穷而形成的习俗赶到城里，以非人的姿态介入城市生活的，在她的心灵深处中，贫穷的家，淳朴的丈夫仍然是她的最爱，她的人性尊严与家庭伦理道德感在一次次屈辱的肉体“出卖”，在丈夫离去时的沉默与痛哭声中更醒复苏，最终拒绝了城市文明的诱惑，与丈夫复归乡村。
　　基于以上的阅读体验，我认为，《丈夫》的主题旨归不是描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传统和城市文明之间激烈冲突的场景，批评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而是通过一个年轻的乡村丈夫在探访妻子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展示乡土生命在贫穷与屈辱双重挤压下的心灵痛苦，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个体生命尊严的苏醒与复归。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②[19][20] 曾一果：《一首唱不出来的歌——由沈从文的<丈夫>看乡村与城市的冲突》，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30页。
　　③⑥ 宋桂友《寻找丈夫——沈从文<丈夫>赏析》，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34页。
　　④[11][12][13][15] 刘蓓：《寻求心灵的慰藉——读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37页。
　　⑤⑦ 张鑫，施军：《人性不灭的神话——析沈从文<丈夫>中的原始爱情命题》，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40页。
　　⑧⑨⑩[16][17] 沈从文：《丈夫》，见沈从文《丈夫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14][18] 余荣虎，何希凡：《“湘西经验”在乡土关怀中的文学变奏》，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第10页。
　　

• 王琪玖： 与爱、与美、与性，更与城市文明无关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