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药》《阿Q正传》和《祝福》是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代表作品。这两部小说集里的作品写作、发表、出版的时间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间。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而言，这是以倡导“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孕育到高潮，而后退潮的时代。因此，“反封建”成为贯穿《呐喊》和《彷徨》的基本主题。围绕着这个基本主题，鲁迅对整个封建文化以及封建制度、文化在乡土中国的现代体现进行持续而深刻的检讨和批判。正因如此，我们在《呐喊》和《彷徨》中读到鲁迅先生对封建制度、文化“吃人”本质的揭露；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对底层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关注；对启蒙的反思；对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审视等等内容。《呐喊》《彷徨》不仅以主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卓越的存在，而且从现代小说文体革命的角度，“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①鲁迅《呐喊》《彷徨》以其包容、开放的现代现实主义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格和经典化。
　　鲁迅小说是他启蒙理想和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②不仅是鲁迅，启蒙视角几乎是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思考世界的起点。即使如此，在这样的时代公共视角之下，不同人还是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对《故乡》《药》《阿Q正传》和《祝福》意义索隐，所关心的是“启蒙”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鲁迅的小说，并且影响到文本景观。
　　
　　一
　　
　　《故乡》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的《新青年》，它和一九二二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的《社戏》是《呐喊》中最具抒情性的两部作品。在这两篇小说中，记忆和童年的故乡成为身在北国异乡鲁迅的想象和灵感源泉。和《社戏》想象中的还乡不同，鲁迅把《故乡》处理成现实世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归来—离去”的还乡之旅。除了《故乡》，《彷徨》中的《祝福》和《在酒楼上》也运用了“还乡”的情节模式。从文本结构上考察，还乡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预设了目标的旅行。旅途中，这些还乡者观察着、思考着并且情不自禁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和反思。因而，对于他们而言，还乡之旅不仅重新开启他们通向故乡，通向乡土中国的道路，而且不断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的情感。“还乡之旅中的启悟”自然成为鲁迅这些小说写作的重点。
　　西方文学史也曾经出现过这样通过旅途的冒险完成自己的精神成长的小说模式，但和西方关注自我成长的“启悟小说”不同的，《故乡》《祝福》这样的中国现代还乡启悟小说不仅仅关心着自我的完善，而且有着更复杂的现实和文化内容。《故乡》和《祝福》，鲁迅就把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化反思整合到“归来—离去”的还乡之旅中。由于鲁迅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还乡之前往往都有着“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经历，因而此番还乡中对于故乡的返顾，必然要带上并且强化一种重新审视故乡的意味。
　　《故乡》，“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显然有一种写作策略的考虑。时过境迁，不同文化空间的腾挪和转换，距离和差异的生成，使写作者可能从对故乡单纯的情感依恋，即古典的乡愁和乡恋超拔开去，而进入到更为深广的现实和文化反思。因此，尽管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和他们自身生存之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但在处理自我世界和小说的艺术世界时对于时间肯定作了虚构和有意的歪曲。从写作策略所造成的效果看，这种有意的歪曲凸显出来的是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实的断裂，进而启动“我”对故乡的认同危机。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断裂既是小说的主题要素，同时也是构成小说内在结构逻辑的形式因素。在还乡者“我”的眼里熟悉的不是这次、当前的故乡，反而是与这次、当前隔开了相当时间的记忆中的故乡。这样，当“我”置身在故乡旧景故人中却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旧时的记忆叠印着当前的现实，记忆与现实紧张地对峙着，拒绝但却不能否定现实。就像《故乡》所写的：“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而《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
　　不仅如此，《故乡》“我”的故乡记忆差不多就是童年经验，这样的处理隐含着人类普遍的心理惯性。弗罗姆曾经对人的精神分层作过深入的研究，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他“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意义时，重要的是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他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这样看来，《故乡》中，其实包含着两次“还乡”，一次是现实的还乡；一次是向记忆的溯回，他们之间的“证实和应验”、“否定和反对”形成小说外在的情节模式和内在的结构张力。从“证实和应验”的角度获得的是“我”和故乡之间的精神联系和情感依恋依据；而从“否定和反对”则获得一种现代意识和批判力量，并从中启悟出乡土中国的“常”与“变”。
　　还乡并且启悟，鲁迅不断呈现不同的乡土中国图景和人生画面。《故乡》一方面参照着童年经验——那农耕文明的人伦温情，“月光”、“少年”、“田园”的明澈和纯净。“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故乡的凋败、衰颓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对过去的理解受到当前的情境的必然制约，苍黄天空下远近横着的荒村，又使童年的田园牧歌迹近梦幻。而《祝福》中则是祥林嫂在时间流逝中的被磨损。如果在这种现在和过去、记忆和现实的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那么，对写作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戳破童年和记忆的梦幻，转而去肯定和认同现在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故乡》《祝福》要把还乡者“我”处理成出身于乡村，却生活在都市的现代知识者。在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二十世纪中国，他们才具有戳破梦幻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直面惨淡现实的勇气，才具有一种对记忆中的故乡进行破坏和重组的力量。因此，对于现代知识者，这样的还乡与其说是现实的回归，不如说是精神成长中必然经历的仪式。这些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者需要这样的一次还乡来清除对故乡的想象，从而在东西文化的坐标中对故乡进行定位。在这里，所谓故乡一定程度上是乡土中国的缩小，对故乡的看取与对乡土中国的看取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极端地说，这样的还乡作为仪式使现代知识者的文化结构得以真正意义的完形，在“进化”的意义上肯定自己先锋性的同时，完成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
　　
　　二
　　
　　因此，所谓“还乡”其实是文化参照系的建立，从现代文明“我”的视角去观察颓败的故乡。“我”的视角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明乎此，我们可以思考鲁迅如何用一个启蒙思想者的眼睛打量故乡，打量整个乡土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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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药》和《阿Q正传》没有像《故乡》和《祝福》那样有一个明显的还乡旅程的展开，但其实当鲁迅在写作过程中把他的视野投注到辽阔的乡村中国的大地和民众的时候无疑也可以看做一次次的“还乡”。鲁迅小说中的故乡和乡土中国既可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中国的图景，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鲁迅小说的故乡和乡村是从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眼睛中看取。这些故乡和乡村形象自然被纳入到他们“启蒙”的文化视野，支撑这些故乡想象和形象的是写作者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迥异从前的世界观。现代作家在接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观同时自然也吸纳了其对于时间的理解。
　　关于这样的现代时间，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代表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对于彼特拉克以及随后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者，历史不再是一个连续体，而是一些迥异的时代前后相继，有黑的时代与白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与光明的时代。历史似乎通过急剧的断裂前进，开明伟大的时代与腐朽混乱的黑暗时代相交替。在此我们面临一个明显的悖论，亦即，人们经常谈到文艺复兴的行动主义乐观主义和活力崇拜，它们却源自一种本质上是灾变式的世界观。”“把最近的过去说成是‘黑暗的’(这个过去必然结构着现在)，同时设想着‘光明’的未来必至无疑(即使这个未来是先前某个黄金时代的复活)，这涉及到一种革命的思想方式，在文艺复兴之前去寻找这种思想方式的明确前驱是徒劳的。……革命不同于任何自发的或有意识的造反，因为除了否定或拒绝之类的本质要素，它还隐含着对时间的一种特定意识以及与时间的结盟。词源学在此又一次能说明问题。‘革命’的最初意义及其仍然拥有的基本意义，是围绕一个轨道所做的进步运动，以及完成这样一个运动所需要的时间。……它(文艺复兴)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的各种力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未来的创造之中：与时代一致(而不是对抗它)，在一个无限动态的世界中充当变化的动因，得到很高的报酬。”③中国现代启蒙和革命的理想与实践合法性的确立之所以与传统的王朝更替和变革造反迥异，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文艺复兴所奠定的现代时间哲学。换句话说，很多时候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凭借这样的时间哲学来确立他们所从事的启蒙与革命的合法性。
　　研究鲁迅的小说，我们同样发现这样的时间哲学怎样渗透到他对故乡和中国乡村的书写。无一例外，鲁迅小说的故乡形象都是凋败、荒芜的荒原景象。凋败和荒芜既是可见的现实存在，如《故乡》所写：“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乡村，没有一些活气。”同时也是人的心灵世界，人的精神荒芜，这就是鲁迅反复书写的生命个体奴隶性的精神麻木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样的麻木和隔膜也是《故乡》《药》《阿Q正传》以及《祝福》突出的主题内容。闰土、祥林嫂沦为“木偶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看客”是鲁迅先生对于中国乡村精神荒芜最为深刻的概括，凝聚了鲁迅对“愚弱的国民”的思考。《故乡》《药》《阿Q正传》以及《祝福》这些小说我们到处看到“看客”，这些乡村的“闲人”们的身影，尤其是在夏瑜、阿Q、祥林嫂悲剧命运展开的过程中，这些“看客”所赋予的不是对悲剧主人翁的同情和理解，而是以一种近乎窥视欲的心态从别人的悲剧中获得快感，并且将这些人生的惨痛悲剧游戏化。夏瑜被杀之后的不久“店里坐着许多人”；阿Q被绑赴刑场，“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她(祥林嫂)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所说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不能否认这里鲁迅描写的故乡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乡土中国凋败的现实图景和精神状况有同构关系，这也是《故乡》的阅读和阐释中被普遍关注的地方。但除此之外，我们倒更愿意把鲁迅对中国乡村现实图景的描绘和精神状况的揭示理解成鲁迅在特定时间哲学左右下的文化想象，它是鲁迅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化和形象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与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不同，鲁迅的故乡想象本来应该不是一种想象中的异邦和他者，而是一种自我想象，但由于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在返身观照自己生命出发的故乡时，自觉不自觉中却趋同，甚至选择把故乡作为想象中的异邦和他者。这样，当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矢量上认同西方“光明”、“进步”和“希望”的文化想象，且将这样的想象放置在我们民族和文化未来的位置，现代作家最为熟悉的故乡作为乡土中国的象征自然负载了过去和现在的“黑暗”、“落后”、“绝望”的文化想象。应该说这样想象的建立和中国近代以来的被侵略、殖民的屈辱命运密切相关的。不断“挨打”的创伤经历使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彻底受挫，于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现代文明成为现代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完成文化更新想象的异邦。两种在不同条件下孕育、发展的文化范型被共时性地纳入“进步”和“落后”的坐标衡长论短。作为文学中的表现，现代作家在写作中重回自己生命出发的乡村，恰当地承担了这样的时代内容，在还乡中是比较，是判断，最后还必须在比较与判断中，作出选择。
　　所以，从《故乡》开始，“荒村”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书写故乡的经典形象。从精神内涵上来看，鲁迅的“荒村”和后来芦焚的“衰城”以及巴金的“废园”有着相通之处，“城之衰”、“园之废”和“村之荒”烘托出故乡的荒原景象。现代知识分子“还乡”所“还”之“乡”往往联系着“荒村”、“衰城”和“废园”。这些背景固然能够唤起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但从现代中国的写作语境观察，“荒村”、“衰城”和“废园”可能更多现实文化意味，“故乡”在现代作家的想象中正是“进步”、“光明”相对的“落后”与“黑暗”，“灾变”的故乡孕育着“未来的创造”，而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我”为时代所选择参与到这样的“未来的创造”中，因而，凋败、荒芜的故乡想象一方面确立了“光明”、“进步”，用鲁迅《故乡》里说的就是“希望”的合法性和必至无疑；另一方面，“我”作为未来世界的先知和启蒙者、引领者当然也相应地获得了合法性。
　　
　　三
　　
　　从还乡者“我”的角度分析，小说中的“我”和写作者既是一个在故乡之外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同时故乡又是他生命的起点，某种程度上，他的生命必然有一部分属于故乡。
　　从故乡出发，又回到故乡，但故乡却不是“我”的归宿。《祝福》中，“我”在送灶之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故乡》，还乡者“我”回到故乡，却没有风景依旧，人事俨然的温暖，渐近故乡的满目萧瑟，并未因为“我”对故乡的进入而冲淡，相反，“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的还乡不是“归根”，却是为了“永别”和“远离”，“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于是对“我”而言，生活着的都市是“谋食的异地”，“我”只是这异地的“异乡人”，同样当“我”回到故乡却已成为匆匆“过客”，无乡失根的生命窘境让我倍感内心的荒寒，而内心的荒寒则更显故乡风物的荒疏、凄凉，一如小说所言：“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这次回乡，本没有好心绪。”在这样的情境下，内心浮现的遥远的童年记忆中故乡的神异图景只能进一步强化故乡的荒凉与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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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风景的荒凉、萧瑟，而且“我”成为故乡的“异己”、“旁观者”和“陌路人”。《故乡》和《祝福》，通过书写内心世界的荒凉以及人与人的隔膜让“我”彻底割断和故乡的精神联系。这时，“我”的返乡之旅，这在记忆、想象和现实的错杂中完成的旅程，成为对“我”心目中远去的故乡的凭吊，记忆、想象中的亮色无法照亮现实故乡的幽暗，相反，故乡的幽暗现实，这“被重建的是处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表面之下的一个恐怖黑暗的客观现实世界：揭开或揭露了梦魇的现实，戳穿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般幻想和理想化”④。而且在这对荒凉、萧瑟故乡的探询中也隐藏着“我”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探询。
　　研究身份问题有一个形象的表述称为“在夹缝中表明身份”⑤。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文化夹缝形成的过程，而“还乡”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把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跨文化性彰显出来，因此，一定意义上，“还乡”的动态过程就是跨越文化夹缝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兼具不同文化、性别、民族、阶级等的双重身份。“适应在这些文化的边缘地带的生活是一个模糊并且复杂的过程。无论这种双重世界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还是两个不同的种族，还是我们生活中的不同时代，重建自己身份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挑战性的，并且常常是有所收益的斗争过程。” “当我们听别人述说时，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吉列根认为声音是心理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而心理免疫系统则产生抗源，声音对我们的经历很敏感——它能告诉别人，我们过的是有序的还是混乱的生活。通过说出经历过的冲突、遭遇过的困境和意识觉醒，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的人们讲述了他们有关‘抵抗’的故事。他们可能抵抗一致性、文化标准，甚至感受，比如羞耻和内疚。同时，他们的声音是一种生存、自尊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在这些文化边缘地带中所面临的斗争和机遇。”
　　同样，鲁迅这些小说也强烈地表现为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还乡的出发、回归和离去意味着文化的越界(cro  border)。“在二十世纪特有的文化语境中，越界既是一种现实行为，也是一种象征表演(symbolic perfor.mance)。”⑥《故乡》和《祝福》，走向城市和异国接受现代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从故乡出发意味着“越界”，“还乡”同样意味着“越界”。在不断的越过边界的“现实行为”和“象征表演”中隐藏的是“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之感”的失去与重建。于是，“我”归来又失意的离去有些接近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说的：“一个必要的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发展必须向一方或另一方前进，安排生长、恢复和进一步分化的各种资源。”“有活力的人格能经受住任何内外冲突，在每一次危机之后再度出现而且逐次增强统一感，增强正确判断，并增强依照自己的尺度以及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标准而‘善于应付’的能力。”⑦
　　
　　四
　　
　　一定意义上，《故乡》和《祝福》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还乡书写模式，一切从“我”出发，自我和世界的双重观照“我”的反思之旅构成小说的情节结构逻辑和基本主题内容。鲁迅似乎有意无意地刻意强调着“我”和“故乡”的反差，以“我”的现代意识，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标示出还乡者和在乡者的界限，“还乡遇故旧”，闰土也好，祥林嫂也好，久别重逢之后不是喜出望外，而是文化视野中对故乡的审视和批判，以及对自己境遇的警醒。
　　“在故乡”为鲁迅对启蒙的有效性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启蒙”和“启蒙者”在乡土中国命运是鲁迅反复探问的话题。《故乡》面对杨二嫂的咄咄逼人，冷嘲热讽，“我”则是步步后撤，从“愕然”、“愈加愕然”到“惶恐”再到“我知道无话可说，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而《祝福》，对于魂灵的有无的质询，“我”则先是“诧异的站着”，继而“吞吞吐吐”。“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陷入了失语。《故乡》和《祝福》隐隐触及的是启蒙的限度，思考的是现代楔入传统的可能性。鲁迅对启蒙虚妄的思考首先是从对自己的解剖开始的，鲁迅的批判和反思是双向的，既指向故乡，也指向自身。因此，鲁迅小说充满着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启蒙”一方面提供了批判乡土中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暴露出它阐释中国的无力。
　　《药》在梦魇似的故乡背景凸显这些“救世”“启蒙”者的现实处境。这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启蒙者——夏瑜的悲惨命运。虽然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先生并没有正面展开夏瑜的人生道路。但每当我们读到这些茶馆闲客赏玩似的对话，总会感到一种刻骨的寒冷从内心深处泛起。在这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恰恰不是所谓民众的麻木、冷漠，相反却是一种过于热烈的投入和参与，请注意鲁迅先生在这里用了“热闹”一词。一场轰轰烈烈的舍身赴死，最终沦为闲客口口相传的无聊的谈资，启蒙救世的虚妄可以想见。可以这样说，在新文学之初，“启蒙”与“救世”甚嚣尘上的时代，鲁迅先生就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触预言了“启蒙”、“救世”的前景，即使在夏瑜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也无法照亮这沉沉的阴冷。
　　“明道救世”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这种“明道救世”往往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来实现。而随着科举制度在本世纪的终结，这条道路也相应失去了制度上的现实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明道救世”传统的断绝和根除，相反孳遗、沉淀于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的“明道救世”一旦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接通了关系，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药》里的夏瑜就是这样在传统“明道救世”中融入“启蒙”新意的现代启蒙者和革命者。他们都是自视甚高，对普通民众而言，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们对乡土中国观察着、思考着、批判着，但他们又没有止步于此，在观察、思考、批判之后，他们还试图将自己肉体和灵魂安放在他们生命出发的故乡，同时在故乡践行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但这些还乡的“救世启蒙”者纷纷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陷身于一种有形无形的阴影和陷阱中。《药》的悲剧性体现在作为生命出发之处的故乡却发展为启蒙者夏瑜的“反对者”，以至于被亲人所出卖。
　　《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夏瑜这样的启蒙者的救世理想和个人无力完成它的痛苦意识之间的难以逃遁的困境。使他们陷身困境正是传统的陷阱，这种来自传统的阴影和压力有形无形在现代广阔的乡里社会里滋生。具体的写作中，鲁迅所关注的更多不是乡村世界的现实政治格局，而是乡村世界的文化因袭中传统向当代的延伸，并影响着当代。《药》为我们展示的来自于传统的诸方面力量对启蒙先驱的压力。既有民众的愚味和文化的惰力；又有地方的顽固势力。正如黄维宗在研究鲁迅时指出的：“托马斯•麦兹杰（Thomas Metzger）发展了由唐君毅（Tang Junyi）提出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困境感’（se eof predicament）：一方面，他遵奉‘儒家的信条，认为个体能够并且应该，在精神深处焦聚上帝似的道德伟大’，达到圣贤境界，从而在社会上促进普遍的道德秩序；而另一方面，这一信条‘又与他们无法达到该境界的恐惧矛盾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用‘普遍的道德衰微’来形容周围的环境世界，他们生活在永不停歇的焦虑与疑惧中，‘既不能中止，又不能取得成效地’尝试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⑧在这种意义上，鲁迅精辟地揭示出启蒙者和民众的精神隔膜以及启蒙、救世的虚妄。当然我们这会儿讨论启蒙在乡土中国的困境，并不意味这样的困境仅仅发生在现代启蒙者身上。像祥林嫂、阿Q这样的在乡者同样可能被他们所生活的乡村边缘化，以至于被消灭。祥林嫂、阿Q的悲惨结局固然可以从他们自身的国民性弱点和精神奴役创伤上找到合理解释，但我们不能忽视在这样的过程中，乡村的冷漠，以及乡村对他们的侮辱和伤害。而且这样的侮辱和伤害也不仅仅是来自乡村的上流社会，同样来自乡村的底层生活，正所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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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正传》同样可以从鲁迅对启蒙和革命虚妄的反思去读解。这样的读解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展开。一是以阿Q为代表的“群氓”对革命的误读。小说中，阿Q先是作为一个无聊的看客经历，从杀革命党人的“好看”中，把“革命”想象成“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主革命在“群氓”视野里等同于“反清复明”这样的前朝旧事，于是，革命即“造反”。阿Q造反的目的呢?就是捞财物、复仇，选女人。《阿Q正传》对阿Q革命实践和想象的展示从革命与辽阔乡村的隔膜的角度反思革命的虚妄。其二革命之虚妄在于对“咸与维新”革命现实的揭示。“革命”和“不准革命”的甄别和筛选，将阿Q这样的底层民众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革命从一开始就发生了蜕变。而所谓的革命也仅仅是“革掉”尼姑庵里那块有着“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的龙牌，以及假洋鬼子进城办象征革命的“银桃子”。
　　从启蒙视角去看鲁迅的小说我们会发现鲁迅小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这正是鲁迅小说的丰富和博大所在。在对鲁迅这四篇小说的读解中，我们之所以要呈现鲁迅小说多义，甚至是矛盾的一面，也是为了提醒注意鲁迅的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学存在，就像鲁迅的思想和心灵世界。但长期以来，尤其是中小学文学教育中，鲁迅的片面和单一化的读解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比如对于鲁迅小说的创作动机过于偏于“听将令”的“呐喊”，而忽视鲁迅先生之所以写作除了“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之外，还是“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细读他的《<呐喊>自序》，我们能够体验到鲁迅在写作的过程中至少被两种力量所左右着，一种是汇入启蒙的合唱去呐喊，一种是通过写作排遣内心“如大毒蛇”的寂寞，来自我拯救。再比如我们都说鲁迅对底层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又不自觉的偏向“怒其不争”的批判的一面。是的，鲁迅的小说有对闰土的麻木，对阿Q的奴隶性，对祥林嫂的逆来顺受的峻急批判，但我们同样发现鲁迅挖掘底层民众生命美丽和庄严的那种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鲁迅笔下，闰土、阿Q、祥林嫂都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而这些愿望最终都一一毁灭。所谓“不幸”之“哀”就在把这样的朴素的愿望展现，然后看着它们毁灭，却无力拯救他们，所以，鲁迅视野的启蒙是有限度。鲁迅说自己的小说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鲁迅开始，闰土、阿Q、祥林嫂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不再是在沉默中被历史的风尘湮没了。而且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自觉到“启蒙”和“立人”，在“启蒙”甚嚣尘上之时，鲁迅就自觉到在封建传统深厚的中国，启蒙所遭遇的困境，甚至于虚妄，这是鲁迅在启蒙这个时代主题之下所提供的独特的东西。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③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页.第28页。
　　④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⑤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主编：《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麻争旗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第250页。
　　⑥ 张德明：《流浪的缪斯》，《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⑦ 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第79页。
　　⑧ 黄维宗：《难以逃遁的困境——<阿Q正传>的叙述者及其话语》，《上海文论》，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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