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粗略统计,民国国文课本选徐志摩作品20篇,入选作品数量仅次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冰心、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林纾等学者作家。
诗歌选8首。《一小幅的穷乐图》(沈星一《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1册,中华书局1924年版)、《沪杭车中》(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2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五老峰》(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4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再别康桥》(戴叔清《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第1册,上海文艺书局1933年版)、《苏苏》(蒋伯潜《蒋氏初中新国文》第2册,世界书局1937年版)、《无题》(赵景深《初中混合国语》第2册,青光书局1946年版)、《车眺》(吴拯寰《标准文选》第1册,三民图书公司1946年版)、《西伯利亚》(王任叔等《新编初中精读文选·语体文》第2册,文化供应社,出版年不详)。
散文选9篇。《曼殊斐儿》(郑次川、吴遁生《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近人白话文选》,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泰山日出》(叶圣陶、顾颉刚《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6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我所知道的康桥》(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6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政治与民众》(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2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海滩上种花》(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第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婴儿的出世》(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第5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想飞》(宋文翰《新编初中国文》第3册,中华书局1938年版)、《西湖日记一则》(谭正璧《国文进修》,世界书局1944年版)、《饿老鹰》(《想飞》片段,余再新《国语新选》第1册,儿童书局1946年版)、《康桥的早晨》(选自《我所知道的康桥》,夏丏尊、叶圣陶《开明国文讲义》第1册,开明书店1947年版)、《济慈的夜莺歌》(《开明活页文选丙种第二》,开明书店,出版年不详)。
译作选3篇。英国赫孙《鹞鹰与芙蓉雀》(朱文叔《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4册,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版)、英国洛塞蒂《图下的老江》(刘大白《世界初中活页文选叙事诗》,世界书局1933年版)、俄国契诃夫《给高尔基的信》(孙怒潮《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第5册,中华书局1934年版)。
徐志摩作品首次入选国文课本是在1924年,鲁迅作品首次入选国文课本是在1922年,冰心作品首次入选国文课本是在1923年。由此可见,徐志摩是较早进入民国白话国文课本的作家之一,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对推动白话文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新国民图书社、文化供应社、青光书局、儿童书局、上海文艺书局等多家有影响的出版社都出版过编入徐志摩作品的国文教科书,可见其受关注之广,亦可看出其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从所选作品体裁看,散文与诗歌大致各半。内容上,散文主要选其写景之作,另有表现民主倾向的《政治与民众》,表达人生理想的《想飞》《海滩上种花》和译作《鹞鹰与芙蓉雀》,礼赞生命的《婴儿的出世》;《曼殊斐儿》是写人的散文,《济慈的夜莺歌》属于诗歌随笔,抒发了诗人的情怀。所选诗歌涉及题材很广,有表现个人情感历程的《再别康桥》,有单纯描写景物的《沪杭车中》《五老峰》《车眺》《西伯利亚》等,有反映底层穷人生活的《一小幅的穷乐图》,甚至还有悼亡诗如《苏苏》,励志诗如《无题》。可见,民国中学国文课本选入徐志摩的作品题材宽广,风格多样,能全面反映徐志摩的思想与才华。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入选教材的徐志摩作品题材(情感)单一形成鲜明对比。
二
徐志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其诗作描摹细腻,想象奇特,辞藻华美,韵律和谐,抒情性强,富有音乐美和色彩美。写景散文开阖自如,虚实结合,意象新奇,景随情迁。梁实秋说徐志摩的散文比诗写得好,评论他写文章“任性”,跑野马,却“跑得好”。这一评论,让人想起后来长期统治中学语文界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理论。沈从文的评价是,徐志摩的散文写得“华丽与奢侈的眩目”,诗歌则加上“韵的和谐与完整”。这两点,正投初学读写的青少年所好。思想上,徐志摩的作品贯穿对自由的向往,具有启蒙意义。以上成为徐志摩作品大量入选民国课本并受到师生普遍喜欢的主要原因。下面两段话出自《想飞》,集中代表了徐志摩的思想气质和理想追求:
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这两段话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一直“想飞”的诗人徐志摩与这位童话作家王子却不幸遭遇同样的宿命,魂魄永远在蔚蓝的天空中遨游。这样的文字,就是今天的青少年也一定会喜欢。可惜的是,这篇作品不为现在的教材编者所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立即发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思想教育服务。1955年,曾属于新月派阵营的臧克家发表《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以阶级立场重构诗歌等级秩序,把“五四”以来的诗人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线”:一为革命派,如郭沫若、蒋光慈、臧克家、蒲风、艾青、田间、袁水拍、李季、阮章竞等;一为资产阶级文人,如胡适、徐志摩、李金发和早期的戴望舒等人。“新月派”元老徐志摩成为资产阶级代表文人受到批判,其作品被认为表现资产阶级个人趣味而遭到否定。1958年,臧克家的阵线划分上升为五四新诗的“主流”与“逆流”之分。“新月派”及徐志摩因此升格为新诗中的“逆流”。
其实,此前已有预兆,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语文课本中,徐志摩均被排斥在外。杂文家严秀曾经回忆自己在延安时期,胡乔木和田家英邀请他参加中学语文课本编写,严秀问胡乔木哪些作家的作品可以选,哪些作家的作品不可以选,胡乔木说凡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都可以选。然而,后来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严秀说,胡乔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并非一回事。这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语文教材编撰大家,如叶圣陶、吴伯箫、张毕来等身上同样存在,即为服从整个政治集团而不得不将个人文学趣味暗藏起来。而政治环境一旦放宽,那些被压制的作家和作品就重新冒了出来。
徐志摩就属于这类现象。目前查到的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选入徐志摩作品的语文教材,是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组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三年制高中语文课本《中国现代名著选读》上册,《翡冷翠山居闲话》和《再别康桥》两篇作品同时入选。此时虽已改革开放,但思想还远未解放。笔者1985年上大学期间读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新月派”和徐志摩仍沿袭五十年代的批判态度,将其视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攻的“先锋”。在1981年这样的政治早春时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组的老师们,敢于将徐志摩的作品选入课本,搬上课堂,需要勇气,是有文学眼光的表现。
另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初中实验课本语文》编入《泰山日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四年制初级中学实验课本语文》编入《再别康桥》,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情理知能连环引导初中适用语文》编入《为要寻一颗明星》,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试验教材(沿海版)初中语文》编入《我所知道的康桥》。
相比之下,中小学教材专门编写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动作就迟缓多了。1994年,高中语文实验课本《文学读本》首次出现《再别康桥》的身影。1997年,该诗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试验本)》。前一套课本属于小范围试验的课本,影响面小;后一套课本在全国90%以上地区使用,影响极大。进入新世纪,该诗又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目前,全国共使用五套高中语文课本,这首诗入选了其中的三套(人教版、山东版、广东版)。语文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选的是徐志摩的《黄鹂》这首诗。与《再别康桥》相比,这首诗写得很含蓄,表达的是诗人向往自由、冲破牢笼、远走高飞的理想与情怀。这又不禁让人想起他的《想飞》《雪花的快乐》《鹞鹰与芙蓉雀》等作品。
新时期以来,被语文界一致接受的徐志摩作品唯有《再别康桥》这一首诗。回顾这首诗的选编史,该诗于1933年首次入选课本,新政权上台后立即消失,长达三十多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该诗重新出现在语文课堂上。实践证明,这首诗已经成为白话文学的经典。“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是每一个读过高中的青年人都能脱口而出的新诗名句。
三
我们看到,徐志摩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数量极少。与民国时期选入的20篇相比,两个阶段的选篇数量反差十分明显。这是不是徐志摩之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取而代之的结果?显然不是,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爱与美的元素十分稀缺,而仇恨与批判的内容泛滥成灾。其实我们看到,徐志摩的散文和诗歌,无论其想象力还是语言表达力或者语言的规范性等,在现当代众多作家作品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当今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应该有更多徐志摩的作品入选。特别是小学课本,徐志摩的一些咏物抒情诗作和精彩的写景散文片段完全可以入选。
据调查,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语文课本及相关的中学生读物中,所选徐志摩的作品几乎全是诗,如《我不知道风》《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雪花的快乐》《偶然》,这些诗表达的都是很个人化的情感,适合自我不断张扬的当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容易引起共鸣。
语文教科书是一个确立经典(包括作家作品)的地方。一个作家的影响有多大,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进入语文课本之前,海子只在业内拥有影响,而一旦走进语文课堂,他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反之,郭沫若、贺敬之、魏巍、袁水拍、李季等诗人作家,自90年代以来逐渐淡出语文课堂。现在的青少年,知道这些作家的人越来越少。这样来看,徐志摩又是幸运的,虽然他曾经被放逐近半个世纪,但他毕竟重新回到课堂,回到了青少年的心中。这也说明,表现爱与美、光明与自由、人性与人道的作品,会在读者的心中久久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