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座无法绕过的高峰,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积极导向。一大批语文教育实践者和探索者从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汲取养料,运用于实践和研究,推动了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进程和理论建设。
“本色语文”主倡者黄厚江坦承:“叶圣陶先生、张志公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是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的大家,尤其是叶老,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学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大,是难以估量的。我们的本色语文教育思想,就是以三位前辈的教育思想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和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更是一脉相承。”[1]“本色语文”针对当下语文异化的种种现象,主张回归语文原点,遵循母语学习规律,构建起独立而完整的课程体系,在当代语文教育界影响深广。因此,研究“本色语文”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承传和发展,无论是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研究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还是梳理总结课程改革以来新的教学成果,进一步深化和推动语文课程改革,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从“应付生活的工具”到“精神生活的工具”
尽管“语文”这个词最早在夏丏尊先生的论文中出现,但作为一门课程的概念是叶圣陶首先提出的。1942年,叶老在《认识国文教学》中提到,旧式教育“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2]。由此,“语文是应付生活的工具”被明确提出。
叶老的“工具论”对现当代语文教育影响至深。1956年颁布的教学大纲强调,语文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生产斗争和发展的工具;1980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纲都表述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1996年、2000年的大纲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001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前的定语在不断调整、变化,但无论是“交际”,还是“社会生产斗争和发展”,抑或“从事学习和工作”,都脱不开“应付生活”的窠臼,甚至内涵变得更加狭窄。其实,叶圣陶也非常重视语文对学生心灵成长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3]不过,将语文表述为“应付生活的工具”,终究还是遮蔽了语文的人文性特点,“发展儿童的心灵”这一特点没有得到充分显现。
可能正是基于此点考虑,黄厚江对语文的表述更加具体明晰,他提出:“语文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4]并具体阐述:“这样的概括包括了‘学习’‘工作’和‘交际’,涵盖了人们一直放心不下的‘人文’,也不需要先说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然后再补充一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5]黄厚江强调语文是“精神生活的工具”,这就摆脱了“工具”和“人文”都难以表述的两难,也避免了人们对“工具论”的狭隘理解,突出了21世纪语文教育更重视内在精神生活、言语生命的特点。很显然,他的这一观点不仅来自于这个问题引起广泛争论的社会背景,也不仅是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提出的,还是叶老“工具论”和“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思想的自然沿承。
黄厚江针对工具性的窄化和人文性的泛化,除了在上述定义中界定了工具性的内涵,还具体界定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内涵。对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对如何统一的理解,黄厚江立足课堂实践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的人文性总是在语文的工具价值实现过程之中得到体现的。”[6]
二、从“学生本位”到“学生立场”
以学生为本位,是叶圣陶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早在1919年,他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中就指出:“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7]1941年,叶老提出了“学生主体”的思想:“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的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8]1944年,针对有些教师提出要“制服”学生,叶老说:“教育事业既是为学生的事业,在认定‘学生第一’这一点上,他们(指当时他所肯定的两位教师)总该受到尊敬。”[9]“学生本位”“学生主体”“学生第一”的内涵或许并不完全一样,但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叶圣陶教育思想中鲜明的学生观。
“以学生为本位”这一观念在今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在当时却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挑战。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痼疾是长者至尊和老人本位,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则是师道尊严,而师道尊严某种程度上对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是桎梏。在语文教育起点的设定上,叶老坚持儿童本位应是语文教育的出发点。“一篇精读教材放在面前,只要想到这是一个凭借,要用来养成学生阅读书籍的习惯,自然就会知道非教他们预习不可。……教师只要待学生预习之后,给他们纠正、补充、阐发;唯有如此,学生在预习的阶段既练习了自己读书,在讨论的阶段又得到切磋琢磨的实益,他们阅读书籍的良好习惯才会渐渐养成。”[10]叶老还强调学习动机的激发,主张通过情境的设置以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
以学生为本位,要求语文教师以学生所需和发展作为教学的出发点。“本色语文”同样关注学生本位,不同的是,黄厚江提出了“学生立场”这个概念:“因为无论是拔高的、架空的语文,还是被转移了内容和目标的语文,以及只为考试的语文,都是对学生的伤害,都没有把学生放在‘第一’,而是把教师放在了‘第一’,考虑的是自己的业绩、自己的名利。而本色语文特别强调教学活动的一切选择都应该确立‘学生立场’,都应该立足于学生的需要。”[11]“学生本位”和“学生立场”的内涵并无太大区别,但两者的定位略有不同。“学生本位”还是出于“学生主体”的考虑,脱不了主体性哲学的窠臼;而“学生立场”,则是主体间性哲学的体现,更强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虽不能说这两者之间存在高低优劣,但至少可以说黄厚江提出的“学生立场”是对“学生本位”和“学生主体”的必要补充。
三、“教为不教”:从教育思想到课堂实现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他总结出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一至理箴言。
1983年,90岁高龄的叶老在教师茶话会上说:“刚才有一位同志说到我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后来我加了四个字,‘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我觉得这样表达比较明白。是不是不教了,学生就学成了呢?非也。不教是因为学生能够自己学习了,不再需要教师教了。”[12]叶老强调,“不需要教”,既是教的动机,也是教的目的。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在前,“不需要教”在后。要达到“不需要教”,首先须“教”,但这里的“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为教而教”,而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这就要求教师善教、善导:“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13]这是对“善教者”提出的高要求。从“教”到“不需要教”的具体步骤,即教与学的过程。在叶圣陶看来,结果固然重要,而过程可能更为重要。“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工夫。”[14]在叶圣陶看来,过程是动态的、随时可以调控的;不同的教学对象达到理想目标的过程未必相同,善教者在这些不同的过程中应显示出因材施教的高度艺术技巧。
总体而言,“教为不教”作为叶老的重要教育思想,其意义已超越语文学科本身,可作为所有学科教学的普适性追求。然而对于一线教师来说,叶老的这一教学思想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得以具体实现,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本色语文”在吸收了叶老“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思想精髓后,在实践层面积极开展了探索和研究。
黄厚江从大量成功的课堂实践中总结出本色阅读教学和本色写作教学的基本定位、基本策略。黄厚江明确提出:阅读教学就是让学生在阅读中学会阅读,写作教学就是教学生能写平常的好文章。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样的主张自然还需不断实践和完善,但在实践层面厘清了当前很多教师模糊不清而又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一系列主张,都是基于“让学生不需要教”。
不仅仅提出了主张,明确了定位和策略,黄厚江还从自己几十年的语文教学实践和大量优秀教师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语文共生教学法”。所谓语文共生教学法,是运用共生理论,根据母语学习规律,从大量实践中总结出的语文教学方法。它主张用阅读教阅读,用写作教写作,在阅读中教阅读,在写作中教写作,特别强调教师自身的阅读体验和写作体验对于教学的意义,特别强调教学现场的教学意义,追求在共同学习中实现学生的学习成长。
清晰的定位和具体的策略,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很好地实践了叶老“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教育思想,回答了很多教师“如何才能实现不需要教”的问题。黄老师还亲自实践,为一线教师理解和借鉴这一教学方法,提供了一批教学案例。
参考文献
[1][14]黄厚江.本色语文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J].教育研究与评论,2012(10).
[2]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92,12.
[3]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2.
[4][5][6][10]黄厚江.语文的原点[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20,20,26,115.
[7][12][1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15,34,78.
[8]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0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89.
[9]叶圣陶.叶圣陶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88~189.
[11]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6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