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相》是杜甫于公元 760年在成都游武侯祠之后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历来被解释为凭吊武侯、叹惋名相，在对诸葛亮敬仰、歌颂的同时，表达了自己伤感、惋惜的情怀。譬如人教版的教师教学用书中是这样导读的：《蜀相》的主旨是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和功业，同时惋惜他的壮志未酬，读时须把握伤感、叹惋的基调；且认为杜甫于安史之乱中投奔肃宗，不久又被“移官”华州，从此郁郁不得志，因此，入蜀后他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瞻仰武侯祠，借此抒发自己的抱负。[1]
　　笔者认为《蜀相》属“诗人论史”之作，蕴含了“诗人”常有的对“崇高”和“彼岸”的理想（想象），包含了杜甫对人生求索、官场仕途、民本思想[2]、非战主张、君王观念、社会转变、历史英雄、民族命运的感慨，既有风雨漂泊的辛酸，也有一种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还可从象征主义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内涵。
　　杜甫对国家江山社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但又难遣处江湖之远的旁观者的无奈，他的很多诗表现出“言不由衷”的游弋，难掩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因此，他有儒者心系民生的“热肠”，有颠沛流离中亲历民生疾苦的“苦肝”，有“局外人”有心无力的“酸心”，也滋蓄了作为受难百姓对官场权贵的“冷眼”。这些心态在杜甫贬出长安后得到强化。公元760年，杜甫辗转至成都，参观了成都的武侯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蜀相》。那种经历了沧桑之后的“热肠”“苦肝”“酸心”“冷眼”已成杜甫创作《蜀相》的心理积淀，也是他因“蜀相”垂泪的背景。故《蜀相》表达了求仕不及与报国无门的感慨，表达了不遇知音和抱负难施的忧伤，字里行间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官场权贵、历史英雄的评判，这种反思中的批判可能才是本诗的重点，也是解读本诗的关键。
　　《蜀相》的首联先是发问：“丞相祠堂何处寻？”这一发问是要让大家看到：当年诸葛亮于隆中“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受好友徐庶举荐，引得“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刘备三顾“求贤”。被请出山，“许先帝以驱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颇得刘备欣赏。屡建战功，可谓天下奇才。然而，当年的“名相”如今处于“锦官城外柏森森”。“何处寻”“城外”“森森”，这些具有感情色彩的词暗示了“蜀相”已今非昔比，沉寂于城外阴森的“荒冢”之中，不再庄严肃穆，更多的是寂寥、荒凉和一种难以更改的反差。
　　颔联是：“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说：“杜子美《武侯庙》诗云：‘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此何逊《行孙氏陵》云‘山莺空树响，垅月自秋晖’也。”[3]何逊和杜甫都用了“空”和“自”这样有“禅意”的字眼，只是何逊强调了垅月的主动和“自然属性”，而杜甫则强调了黄鹂的多情与“人为因素”，并且与首联呼应、补衬，表现了被“隔”于“城外”的落寞，形成了一种互文和反讽。在闻一多整理的《说杜丛钞》中有一段薛雪对杜甫的评论：“老杜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花柳自无私’‘寒城菊自开’‘故园花自发’‘风月自清夜’‘虚阁自松声’之类，下一‘自’字，便觉其寄身离乱感时伤事之情，掬出纸上。”[4]杜甫的这两句诗暗含了一种自嘲——
　　我杜甫还“车辚辚，马萧萧”呢，人家杨国忠已“掩其败状，反以捷闻”。皇帝身边有可宠信的杨氏，即便有安史之乱，宫廷中仍是“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天子依然“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白居易《长恨歌》），照样映阶碧草、春色岸然。我杜甫投诗献赋，岂不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好事者”？我还“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还“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不被重用岂不是“隔叶黄鹂空好音”？字里行间流露着多余感和无奈感，显示了怀才不遇的人生悲凉。
　　这一联也有对诸葛亮的揶揄——
　　若没有你诸葛亮之流的从中鼓噪与谋划，中国的历史或许就少了一段被激起的干戈波浪。你诸葛亮的“出山”，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刘备旗下对刘氏的尊崇与忠信，增强了刘氏集团的实力，但结果之一便是与周围侯藩属地的争战延续。虽说三分天下的格局不是由你孔明说了算，可是你分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天下三分与你诸葛亮之流有一定的关系。《三国志》中断言：当时强弱胜败“非惟天时”，而在于“人谋”[5]。你倡扬的“忠”“信”“义”无非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凝聚人心的思想严明了蜀中“政理”，却无法化解曾经的同乡、同窗、同门师兄弟各为其主、各守其营的局面。如若没有你们的鼓动，或许“四海”之地照常“映阶碧草”，兴许华夏大地会太平一片，该春色者为春色。
　　再者，刘备想光复汉室，不就是想做皇帝复现刘姓“天下”吗？刘备白帝城托孤，期望臣子“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元微之语），仍然是期望扶持阿斗为帝、承袭刘汉天下。你帮刘氏打江山，这个“天子”姓刘、“江山”姓刘，“天下”只是代表刘氏集团利益的“天下”，你只是中国某几个皇帝的有功之臣。诸葛君岂不是“隔叶黄鹂空好音”？又何必“隔叶黄鹂空好音”呢！
　　颈联从刘备的视角来审视“蜀相”。刘备孤寡没落，连个督邮都做不顺心，自然“思贤如渴”地想“借力”。刘备凭借帝王之胄的身份，赚得“出师”之“名”，使得北讨魏“贼”、南伐吴“逆”具有了“正义性”，对能借上力的诸葛亮寄予了厚望。可是，刘备也是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的矛盾斗争背景下，豪强地主争抢地盘的潮流中，与董卓、袁绍、曹操等“并争天下”，积极“跨州连郡”而“图王霸之业者”[6]。诸葛亮为了刘备的“霸业”“鞠躬尽瘁”，博得了“三分割据”，却没顾及江南、江北百姓流淌的也是炎黄血脉，魏、蜀、吴三地人民同根同源——既然有复兴汉室之志，为何不能三国人民共生、共享、共荣，美美与共？故以世袭制为前导理念的先天权力论和地方中心主义经验使刘备集团与其他豪强的纷争正义化了，也使“天下”的范围和“民族”的范畴狭隘化了。如此看来，“三顾”“两朝”“老臣”就带上了反讽之意——你的“牺牲”莫不是抚慰了两代君臣的“私心”。
　　尾联意蕴更深刻：你诸葛亮辅佐了两朝君臣，在蜀国的历史上算得上功不可没，可最终未能止息战乱、复汉一统，仅仅赚得了一部分人的伤感之泪。诗眼是“出师”和“英雄”，关键是为什么出师？为谁出师？是哪些人的英雄？那些矢志不渝地为人类进步而战、为广大人民利益而英勇牺牲的人，才是值得人民铭记的英雄，才是真英雄。诗人把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心系民生的渴望和立场都寄寓于煞尾两句中，可以说“泪”出多因：一是审视了诸葛亮因雄心、壮志、誓言未能兑现的焦心、伤神、遗憾之泪；二是回顾了诸葛丞相的“粉丝”们对他们心中的英雄魂断五丈原的眷顾、伤别之泪；三是“代言”了世人对那些骁勇善良、奉献牺牲的忠义之士的惋惜之泪，他们的忠诚、信义和生死价值只得随“主”贴标签了；四是表达了对真英雄的渴求之切，是诗人对真心体恤广大黎民的英雄的思慕之泪；五是抒发了自己的挫败、失落之情——有心出力，却无力回天，年已半百而志愿未偿，直让人泪落满襟！ 　　《三国志》中有刘备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刘备的理由便是“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因“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刘备登门求教、事出诚意，诸葛亮感于“知遇之恩”，便倾心献策：乘豪强“跨州连郡”之势，巧用人谋，变弱为强。因曹操虽“名微而众寡”，但“挟天子而令诸侯”，江东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故刘备若据荆州之资本，连通巴、蜀，挤兑刘璋，凭益州险、富，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7]计略一出，刘备“与亮情好日密”[8]，大有英雄相见恨晚之感。因为二者都把自己放在了思图霸业、筹谋一统的“英雄”位置。可是，杜甫有做了半辈子平民的真实感受，了解人民抗争史的“集体记忆”，在深谙黎民疾苦的杜甫眼里，谋“霸业”、称帝为王与以黎民为重、以人民为先者已是不能对等的人类命题。周汝昌在解读《蜀相》时也说：“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9]杜甫随百姓奔波、识百姓悲苦、闻百姓哀怨，对大智大勇的真英雄充满期待，为真英雄们扼腕垂泪。
　　杜甫创作《蜀相》六年之后，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在夔州参观武侯祠后又写了关于诸葛亮的诗，这首诗即《咏怀古迹》的第五首：“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该诗基调与《蜀相》相仿，大意是：多年来你诸葛大名“尽人皆知”，到处有你的祠堂、有你的“遗像”。可你处心积虑的筹策竟是三分天下，你的这些功劳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又如何呢？放在“万古云霄”的时空中又如何呢？或许正如你手中所执的几支被人利用的羽毛而已。称英雄、论成败，谁伯谁仲？就看从什么角度来衡量。你诸葛亮能与伊尹、吕尚相比吗？或许算得上的成就是你压制了萧、曹而已。志虽坚决，可时移运转，最终未能促成霸业，汉祚难复，结果是白费军力、徒劳无益，劳民伤财而已。
　　杜甫在《咏怀古迹》第四首开篇便点出“蜀主窥吴幸三峡”，以“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作结，其中“窥”“空山”“野寺”“古庙”“村翁”和“一体”同具鲜明的情感色彩，与《蜀相》中的“城外”“柏森森”互文，呼应武侯与蜀主同为“一体”。或说为刘备集团的利益而死，说到底是属于“党同伐异”，张扬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杜甫在《古柏行》中对那棵孔明庙前的古柏写道：“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说的就是把人或事物放在具体的小环境里，或许他（它）光芒万丈、绚丽夺目；剥离了具体环境，也许便拨除神秘，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诸葛亮有服人之处，但不必在“尊刘贬曹”中绝对地正义化，不必在个人英雄主义崇拜中把蜀相绝对地神化。
　　“嘉定四谏”之一的徐文华有诗《武侯叹》：“七纵七擒强压弱，六征六败将非神。鞠躬尽瘁雕枯朽，徒弄聪明误蜀人。”诗中的批判基调明显。蹊跷的是，徐文华也是个仗义执言、屡被停职的文人，他被革职的真正理由，恰恰也缘于他的民间立场。徐文华与杜甫是不同时代的文人，由于立场相同，都有积极入世的儒者心态，都有安身立命的价值观，都将做官与恤民联系于仕途之中，对同一历史人物诸葛亮的评价都带有旁观者的冷静。
　　杜甫以官员和百姓作为立志、立言的基础和参照，心情复杂是因为他既是“主人”，又是“边缘人”，同时也是评鉴历史的“中间人”和心忧黎民的“代言人”。《蜀相》融象征、暗示、抒情、述理、重估历史、人类体察为一体，代表了杜甫诗歌创作的别样取向。《蜀相》暗含了对“蜀相”等王侯将相之民族心理的评判，更有对为官为政者的声名功绩的历史反思，透射了杜甫对无灾、无难、和平、安宁生活的渴望，也投射了他寄希望于“仕途”的苦闷与怅惘，以及内心深处那种踌躇满志、流离一生、失意寥落的人生悲凉。与其说杜甫的诗因反映唐朝历史具备了史诗的品格，毋宁说杜甫的诗因包蕴唯物主义史观和人类学视野而更具普世价值。杜诗中的人文情怀、史学意义、诗学知性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1]教师教学用书[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0.
　　[2]冯建国.论杜甫的民本思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6.
　　[4]转引自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612.
　　[5][6]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42.
　　[7][8]陈寿.三国志：第3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912.
　　[9]周汝昌.锦官城外柏森森——说杜甫的《蜀相》[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07（6）.

• 哈建军： 《蜀相》新解　/　语文建设 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