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高考作文命题研究述评何郁语文建设2014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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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4年第10期 ID: 358962

[ 何郁文选 ] 　　

孙绍振高考作文命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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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高考作文命题研究述评

◇ 何郁

　　孙绍振先生研究高考作文命题历时多年，用力最深，研究最切，影响最大，每年一篇论文，独成一道风景。笔者将孙绍振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做了归纳概括，详述如下。
　　一、在中西方相比较的研究视域中，全面研究我国高考作文命题
　　我们在报刊上见到的研究文章，多是就题目说题目，特别是一线教师，都习惯于从题目本身分析，比如优缺点是什么，应该怎样写才为好。也有些研究文章，能够从“史”的视角研究高考作文命题的优缺点，比如金志浩《上海高考命题二十年巡礼》，对上海市自1985年以来二十年多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做了全面的梳理；唐建新《三十年来高考作文命题的三阶段》，把自恢复高考以来近三十年的命题，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含7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对高考作文命题做了一个线性的梳理；潘涌、王婷《近十年高考作文题的题型分类、变化》和雷友发《2009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追踪分析》，则是对分省市命题以来的五六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做了分阶段的评述，属于阶段性的命题研究。
　　孙绍振的研究不一样，他自始至终都很注意将西方的高考作文命题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他的眼光是世界性的，但又是立足于提高我国高考作文命题质量的，因此，他的命题研究，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既眼光高远，又多有洞见，给人很多启发。
　　2001年，他写有一篇《200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批判》，对高考语文试卷托福式的考试痛加挞伐，他说：“2001年的语文试卷，在量化和所谓客观题、标准答案方面几乎没有多大改革，所谓客观题一如既往，占了60%，而作文只占了40%。”[1]他认为，客观题的命题形式来自美国的托福考试。之所以美国人用这样的形式命题，是出于商业考虑，他们要节约阅卷成本，赚取最大利润；而且人家是专门为非英语国家的人员设置的考试。中国人这样考母语就不大合适了。孙绍振认为更荒唐的是，居然还用这种客观选择题来考查古典诗词的阅读。孙绍振说：“把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拿来作所谓客观化的考题，还有胆子给出自命为唯一的、标准的、绝对客观的答案，就表现出洋教条之毒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命题者完全忘记了中国传统诗论中‘诗无达诂’的原则。”[2]孙绍振认为语文考试的客观化是违背语文学习规律的。
　　在谈到作文考试时，孙绍振认为我们的作文命题往往立意都规定好了，什么“感受坚强”“诚信”“心灵的选择”等，话题意识过于贴近现实生活，学生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想象的空间越来越小。为了说明这种命题的危害，他引用2001年法国高考作文题目作为参照。孙绍振说，法国作文题“几乎没有一个命题是有预设答案的，现成的主题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迎合的余地，片面的发挥、诗化的花言巧语的前提根本不存在。相比起来，我们长期以来的命题，不论在难度上还是在思维的开阔上，是不是有点望尘莫及？”进而，他深入分析了这种命题顽症：“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其他学科课本里的哲学文化含量相对薄弱，原因之二是写作教学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3]。
　　孙绍振非常注意在这种宏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借此研究，他强烈呼吁，要改变这种畸形的荒唐的命题思路，减少客观选择题，增加主观题目的考查，加大作文的分值权重。1998年，他写有一篇《炮轰全国高考体制》，对客观标准化试题进行批判。2003年，他又写了一篇《中国语文高考和美国托福试题模式的流毒》，再一次对客观标准化考试进行抨击。每次写文章，孙绍振都没有忘记引入西方高考作文题目，既是对比，也是警醒。2003年，他在分析高考作文命题动向时，甚至还引用了东方国家的资源——那意思很明显，你说人家西方重视哲学学科教学，中国的基础教育里这方面很薄弱，因此不能这样来设置考试题目，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日本的吧。2003年，日本东京大学命制了这样一道试题：阅读《左传·晏子对齐侯问》部分段落，回答两个问题：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晏子是如何论证君臣之间“和”与“同”的本质区别的？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治理应有的状态和理想境界是什么？孙绍振非常急迫地说，“形势不但逼迫着高中学生，而且也在逼迫着那些在教学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教师”[4]，可这样的教师又有多少？再看看我们的命题现实，距孙绍振的批评声音已经十余年之久了，可作文题仍然是“我行我素”。
　　二、作文命题应感性审美与理性思辨相结合，反对命制主题观念先行的题目
　　孙绍振对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三年的题目很不满意。1999年全国命制了一道话题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第一次提出了话题作文的概念，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孙绍振说：“1999年的高考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则在根本上有了改变，没有主题的强制性规定，为学生提供了出奇制胜的天地。灵活性的命题，给满足于记忆的学生以强烈的冲击，对于有灵气的学生则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5]但到了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表面上看是一道开放性的题目，其实是一道限制性很强的题目，因为“论题的目的在于拓展想象，开阔思路，对于同一个事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是在全国的考生中，就‘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这一论题来说，绝大多数是一样的。这就说明命题的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了悖论”[6]。孙绍振的分析很准确，也很深刻。结果，从立意和思维来说，考生的出发点竟是唯一的，不能多样。出现这样的结果，怕是命题者最初没有想到的。
　　2001年，关于“诚信”，立意和思维更是不容置疑。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能够挑战或僭越道德的底线，因为这是人生的红线。孙绍振说：“以‘诚信’为话题，道德价值取向已经不言而喻了。把诚信和才能、机敏、财富、美貌、健康对立起来，只能从与之绝对对立的方向去思考，思路几乎别无选择了。这就堵死或者忽略诚信本身是可以分析的。”[7]这不能不说是命题者的遗憾。从命题者意图来说，引入那么多概念，是希望给考生以更开阔的视野，以更活跃的思维，可结果是，因为他们命题不严谨，导致“诚信”成了一道“红线”题目，考生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分析。其实，如孙绍振所言，诚信在生活中是可以具体分析的，因为诚信在生活中的形态和表现形形色色，不可一概而论。2002年“心灵的选择”，也是一道立意和思维都已规定好了的题目。孙绍振认为，这道题名义上是要做出心灵的选择，“实际上是不用心灵，也别无选择”。他说：“选择，必然处于两难，难就难在要付出代价。而命题中的选择，则是没有代价的选择，排除了代价，就取消了真正的、深刻意义上的选择，给明眼人一种虚假的感觉。这样的选择，导致文章的选择和生活中的选择相背离。”[8] 　　孙绍振认为，高考作文命题从2003年起开始有进步了。这个进步突出的一点就是“没有主题的规定性”了，作文题开始突破“伪话题”的束缚，追求理性的分析。他说，“2003年的高考作文题，就要有点抽象的分析能力”。看得出，他对2003年的题目是欣喜的。2004年，他更是感到高兴，这一年他写文章用的标题是《从半自主到自主》，认为2004年分省市命题，是自主命题的历史性突破。他指出，广东卷、江苏卷和上海卷等，“在把立意的自由还给学生这一点上，几个省市的命题者无疑是很坚定的”[9]。特别是福建卷的十个人物形象，更是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孙绍振说，做福建卷这样的题目，“光有一点课本上的知识是难免捉襟见肘的，平时没有一点自主学习的精神，没有一点课外的爱好，缺乏广泛的阅读积累，拿到这样的题目可能会是狗咬乌龟”[10]，无从下口。因此，孙绍振说“2004年11个省市的自主命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
　　真正的突破是在2005年。2005年，孙绍振在分析高考作文命题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无主题命题”，认为2005年是“无主题命题”时代的真正到来。因此，他才把2004年的命题称作是“半自主”进步。孙绍振说，“到了2005年，自行命题的省份增加到15个，题型更加异彩纷呈，百花齐放。强制性主题作文日薄西山”。他进一步说：“无主题命题的最大优点，就是把确立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立意放在第一位……这一切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义。从根本上来说，自主的立意，不但是作文的要领，而且是树人的根本。”[11]孙绍振从素质教育的高度、从人的发展高度，不仅揭示了2005年作文命题的不同凡响，而且论述了这些题目变革的深刻意义。
　　2006年，他在分析什么叫“贴近中学生的生活实际”时尖锐地指出，所谓“贴近中学生的生活实际”，不是要一味地迎合中学生熟悉的生活，那样理解是“机械唯物论，显而易见的漏洞是忽略了文章是精神的表现”。因此，一个好的作文题，“恰恰是超越日常生活，在想象、假定、虚拟境界中，才显示出了优越性”。“好的命题，最大的特点乃在于激活其智慧的‘潜在量’，这种潜在的智慧，在一般情况下是沉睡着的，只有在命题的规定性和想象自由的双重冲击下，才能激发出灵气的火花来。”[12]这就从学理层面上，指出了命题的基本方向。接着，孙绍振结合2006年北京卷“北京的符号”和上海卷“我想握住你的手”，规定了高考作文命题的双重性追求：第一层次，命题应宽松，感性，贴近日常生活，能打开考生的想象之门，让考生在感性层面有所发挥。仅有第一层次还不够，要激活“潜在量”，就一定要深入第二层次，智性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这或许只有一少部分考生能达到，但也因为如此，恰恰体现出了作文题目的深刻选拔功能。第二层次，才是作文的井喷状态——“强大的精神主动性，纵观古今，比较中西，构成深刻的意脉，显示警策的洞见”[13]，这些才是我们所追求的。2008年，孙绍振在分析上海卷“他们”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说：“这里还显示了高考作文命题的另一种追求的萌芽，那就是把感性的审美抒情和智性的分析结合起来。”[14]
　　这种“双重性的命题追求”，基本上决定了孙绍振高考作文命题研究的底色，从此以后，他所有的命题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我们来看看2007年到2013年七年的研究题目：
　　2007年《从感性诗化向智性分析深化》；2008年《从作文命题看中国与西方之差距》；2009年《中西文化的情智差异和中国高考作文命题的嬗变》；2010年《对立统一模式命题的突围和退守》；2010年《从偏重感性抒情走向理性分析》；2011年《从抒情文体向议论文体的历史过渡》；2012年《超越抒情，突出理性分析》《理性分析：立论的基础》；2013年《高考作文呼唤理性思维》。看看这些题目，我们就知道了孙绍振历时十三年的高考作文命题研究，其着力点到底在哪里——就在于要推动高考作文命题走向感性抒情与理性分析相结合，最终走向智性思考和理性思辨。
　　应该说，对于高考作文命题的判定，孙绍振规定的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性质，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也是合乎中学生培养方向的，因而也值得大力提倡。这样的命题原则，不仅深化了作文命题的智性思路，推动作文命题向思维的深处前行，提升命题的思维质量，也能有效引领中学作文教学改革。
　　双重性的命题，从目前来看——也可能相当长一个时间段里，会成为我们命题的基本原则。感性的文字材料，的确能够照顾一部分比较感性的学生，他们擅长叙述和描写，长于想象，善于抒情，喜欢或习惯于用感性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活和历史文化的思考，心灵贴着感性飞翔；这样做，也的确能写出好作文。理性的思辨，智性的思考，也会适合一部分学生，他们饱读诗书，喜欢独立沉思，惯于在理性的文字里打捞自己思想的火花；这样做，也的确能写出好作文。因此，双重性的命题，从当下来看，的确是最好的一种命题追求。还有，从人的成长历程来看，所有人最后都会走向理性思辨，走向智性分析，学会独立判断和说理，学会做一个理性的人，因为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绍振的“双重性”命题研究，不仅符合人的成长规律，而且也是人道主义的。当然，我们可能一时还做不到像法国高考作文题那样，纯粹以抽象的思辨话语来命题，但没关系，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结合中国文学的特点，结合中国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命制这种“双重性”题目，不仅是可行的，也应该是合理的。
　　在命题形式上，孙绍振不像温儒敏、潘新和两位教授，看好材料作文。孙教授似乎没有固定的喜好。1999年横空出世的话题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和2004年出现的材料作文（如福建卷“十个人物形象”），曾带给孙教授一阵惊喜，但2006年、2007年的命题作文同样带给孙教授惊喜。2006年北京卷“北京的符号”、上海卷“我想握住你的手”，2007年上海卷“必须跨过这道坎”，在孙教授看来都是好题目。对2007年上海卷，孙教授认为这道题就好在一个“坎”字上，他说“坎”虽然只有一个字，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一是意味着难度；二是意味着拒绝逃避，知难而进；三是意味着新的高度；四也是最主要的，这种坎，既可以是具体的实体，也可以有象征性，是生活和人生的考验。”[15]由此分析来看，孙教授简直要不吝赞美之语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命题思路，正好就是孙教授所倡导的“双重性”结合，既能从感性上给学生以感动或触动，又能从理性上给学生以思维的深刻启迪。　　对于作文命题不平衡的现象，孙绍振也十分关注。即便是这些年高考作文命题总体上在大踏步朝前走，但一些“强制性主题命题”或者“道德性主题命题”，仍然十分顽固地出现在试卷上，这说明“主题观念先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们牢牢盘踞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要想根除它，绝非一时一日之功。高考作文命题要自主、独立、开放、富含思维量，仍然是任重道远。
　　三、推崇考查议论文写作，寻找“黑天鹅”
　　孙绍振明确提出高考作文应重点考查议论文写作。他说：“今年（2009年）的作文题，在我看来，有极其可喜的突破。如江西卷的以圆明园兽首文物在法国横遭拍卖为题，要求写议论文……湖南卷以‘踮起脚尖’要求写议论文，天津卷‘我说90后’和广东卷‘谈常识’，均要求写议论文’……虽然不如欧美的那样明确提示批判性，但是至少为议论文的发挥网开一面。”[16]看到题目中明确要求写议论文，竟禁不住表现欣喜之情，可见，对议论文的写作，他是多么期待！到了2013年，他的《高考作文命题呼唤理性思维》直接为写议论文击鼓叫好。他说：“与往年相比，今年各省高考作文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议论文的指向占了优势。不管是材料作文还是话题作文，都是把相互矛盾的因素或明或暗地提供给考生，迫使其进行具体分析，形成自己的论点，展开论述。”[17]在这方面，他认为上海卷和安徽卷是最典型的代表。上海卷不像一般命题那样通过感性的材料，而是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观念直接摆在考生面前，有点像法国的高考题，题目很抽象，带有哲学意味，要求比较强的抽象能力。
　　孙绍振认为中国高考作文题过于看重感性的审美抒情，而弱于理性分析，他认为这不利于高中生的培养目标。他援引新加坡的做法说明——新加坡规定，高考作文只能写议论文，因为新加坡认为，高中生与初中生不一样，他们必须培养理性思维能力——我们也应该培养高中生的理性思维能力。
　　对这一问题，我们稍加分析。高中生要着重培养理性思辨能力，培养智性分析能力，这无可厚非，而且也应该提倡。问题是，培养理性思辨能力和智性分析能力，是不是就一定要通过写议论文来考查。写记叙类文章，比如散文、小说、戏剧甚至是诗歌，难道就不能考查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和智性分析能力吗？要知道，一篇文学作品，尽管它可能是抒情性的、审美性的，它一样蕴含着丰富的、深刻的理性智慧和智性之光。谁能说，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没有思辨的成分？谁能说卡夫卡的小说里没有智性的活动？谁又能说，梭罗的《瓦尔登湖》里（尽管它是散文）没有理性的火花？至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就更不用说了，它尽管是文学的、审美的，但同时也是最接近哲学的，它可能比很多议论性文章更具有理性思辨和智性分析的价值。再说，在作文考试上限定一种文体，很显然，就会限定和打击另一部分学生，扼制另一部分学生才能的发挥。因为，事实上就有一部分学生擅长写抒情性的文学作品，而不喜欢写议论文。高考既然是选拔性考试，目的就是要发挥出考生的真实水平，各展风采，各显其能，那为什么要照顾一部分学生，而打击另一部分学生呢？
　　至于议论文写作，孙绍振可能贡献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说法，称它为“石破天惊”，怕也是不太为过的。他纠正了一个我们几十年习焉不察的错误做法——我们的中学议论文教学，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先教学生立论，树观点，然后用例证来证明其论点的正确性。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么教的，可是现在孙绍振告诉我们说，这是错误的，而且错了几十年。不光是中学作文教学错了，甚至大学写作教学也错了。孙绍振说：“流行的议论文的教学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议论文‘三要素’的理论（论点、论据和论证），通俗的解释就是根据论点，组织跟论点一致的材料来进行论证。可悲的是，不但中学，而且大学写作教材，都是这样讲的。但是不管从方法论来说，从哲学来说，还是从写作学来说都是错的。怎么可以先有论点呢？先有论点，就是先入为主，先有框框。首先，论点对不对，是需要分析的，不管论点对不对，你去论证它，不是盲人骑瞎马吗？”[18]原来，先立论，就是先入为主，而先入为主，正是我们一贯反对的啊！细想想，还真是，先立了观点，然后去证明，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价值呢？孙绍振接着又引用了波普尔一个典型的命题来进一步说明这样做的荒谬性。他说：“一切天鹅都是白的，你去举例子，是不是就能证明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呢？不能。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看到一只天鹅是黑的，这个论点就完蛋了。相反，并不是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肯定是对的……证伪高于证明，证伪才会推动科学的发展。从议论文写作来说，反例高于正例，形象一点说，黑天鹅高于白天鹅。因而要有自己的思想，关键不在于为现成的观点举正例，而是反例；不是寻找白天鹅，而是寻找黑天鹅。”[19]按照孙绍振的指导，我们以后的议论文写作，会不会变得容易轻松一点呢？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孙绍振.孙绍振论高考语文与作文之道[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27，29，37，62，33，34，34，48，65，65，69-70，83-84，86，97，91，111.
　　[17]孙绍振.高考作文命题呼唤理性思维[J].语文建设，2013（9）.
　　[18][19]孙绍振.具体分析：寻找黑天鹅——在北大作文教学研讨会上关于议论文的讲话[EB/OL].http：//blog.sina.com. cn/s/blog_4d9ce5fd0100sv5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