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琛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及其启示赵志伟语文建设2014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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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4年第10期 ID: 358971

[ 赵志伟文选 ] 　　

胡怀琛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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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琛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及其启示

◇ 赵志伟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博学的国学名家热心关注语文教学问题，他们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本文谈谈胡怀琛和他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一、胡怀琛的著述
　　胡怀琛（1886-1938），原名有怀，字季仁，后改名寄尘。著名国学家胡朴安之弟。安徽泾县人。少时聪颖，七岁即能诗。应童子试（秀才），不愿做经义试题，于纸上赋诗一首：“如此沦才亦可怜，高头讲章写连篇。才如太白也遭谪，拂袖归来抱膝眠。”交卷出场。20岁时再试，因为不避清帝之讳被黜。从此不作“制艺”（八股文）和试帖诗。后入南洋中学读书，毕业以后即鬻文自给，终日笔耕不辍，勤奋好学。后与其兄胡朴安一起入南社，与柳亚子成金兰之契。先后在《神州日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当编辑，在新闻界颇著名声。民国九年起应聘在沪江大学国文系，旋辞职，应王云五之邀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工作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世界》编辑。后又参与《万有文库》古籍部分编辑工作。此后先后在中国公学、沪江中学、持志大学、正风学院担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民国二十一年受聘为上海通志馆编纂，教书、编辑之余，勤于选编、著述。治学涉及范围极广，文史哲以外旁及佛学、考据、方志、评论等。门类众多，学问博洽。所著存目有一百余种一千余万字，主要著作有《国学概论》《墨子学辨》《老子学辨》《文学源流浅说》《中国文学史略》《修辞学发微》《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通评》《中国诗学通评》等百余种。这些书先后由商务、世界、广益、崇文、新中国等书局出版。此外，胡怀琛编有多种教科书，编写的《古文笔法百篇》一书流传甚广。胡氏一生好学，家境贫困无恒产却酷爱藏书，藏书以诗文集和教科书为特色，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版本收罗殆尽。刘鹗称其为“三、百、千、千”。惜其藏书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轰炸上海时损失大半。他本人也因国仇家恨郁积深重，于1938年卒于寓所“波罗奢馆”。1940年，他的藏书由其哲嗣古籍版本专家胡道静捐给震旦大学。
　　胡怀琛和黎锦熙一样，在商务印书馆编写过中学国文教科书，又十分关注中学国文问题，在大学又教语言文字类课程，所以对中小学国文诸多问题看得明白透彻，所发议论切中肯綮。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的《时代公论》《教师指导》等杂志发表过《语文问题的总清算》《关于选读中学国文的话》《中学国文作文问题平义》等长篇文章。有的还署名“上海高中教员胡怀琛”，可见他是做过中学国文教师的。胡怀琛关于中学国文研究的文章有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二、关于《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本书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本论文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作者在“凡例”中说：“为增加中学国文成绩起见，将国文选读及作文上各个问题拈出，逐个加以适当的解答。”全书共十六篇，每篇解答一个问题。依次排列，有一定的系统，但每篇又独立，所以分和合，阅读都很方便。确如作者自己说的：既可备中学国文教员参考之用，也可让中学生做课外读物。这十六篇依次是：（一）清理中国语文的方案（国文的性质和地位）；（二）中学国文选读问题；（三）从文法到文学；（四）文与题；（五）题目的性质和命题的方法；（六）文的分类；（七）文的内质和外形；（八）文的作者和读者；（九）练习和模仿；（十）别字问题；（十一）改卷子问题；（十二）读经问题；（十三）翻译问题；（十四）译名例；（十五）国文教员的地位；（十六）自己介绍几本书。虽然作者自谦为“野人之曝”，这十六篇文章却都是作者深入思考观察的产物，可以说都是一些真知灼见。简略地说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关于国文性质和地位的问题
　　自从1904年以后，关于中国语文问题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各方各执一词所以争论永无休止。作者在第一篇文章里提出：为了增进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我们不必做无谓的争论，而要做一点实际工作。这“实际工作”可以分为：第一步，把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学分做两件事，前者无论什么学科的学生都要学，后者则是学文科的人必须学的；第二步，要把中国语文做得“合理化、实用化、普遍化”，用字造句都要正确；第三步要定下三个好（文章、文字）的标准，在不隐晦的范围以内愈简单愈好，在不枯窘的范围以内愈朴素愈好，在不浮泛的范围以内愈浅近愈好；第四步，我们要整理原有的文法，取优汰劣，同时要适当吸收外来文法，拒绝不适用的部分。关于这四点，胡怀琛在文中分别用确当的例子加以说明。这联系到当时的背景，更觉得胡怀琛的见解有道理，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者是也。30年代初有关人士在上海发起了“大众语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拉丁化中国字”“世界语运动”等。比较保守的坚持传统文化的一些人和激进的左派人士争论甚嚣尘上，前者往往把语文和文学（其实是古文学）混为一谈，陈义过高，要求中学生读古书古文学，甚至读经；后者往往骂倒一切传统的东西，甚至连汉字也成了中国人民愚昧的替罪羊，鲁迅、瞿秋白等人发表过许多批评“方块字”的文章，他们提出要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1933年，蔡元培、孙科等人还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有许多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署名。很有意思的是，几个国语运动头面人物胡适、黎锦熙、周作人等未署名。[1]争论的背后其实各阶层有其不同的目的，这些因素要在几十年以后才能搞清楚，但是当时关于中国母语教育的局面，真如胡怀琛所说的，“已到了极度混乱的时候”，这对在中小学教国文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人们众说纷纭，往往会让底层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不知所从，这种情况今天也经常见到。因此，非常需要真正内行的专家发出理性的声音，把问题解答得明白一点，而不是搞排山倒海般的宣传。当时一批真正的语言文字方面专家吕思勉、林语堂、郭绍虞、陈寅恪、杨树达、刘永济、王力就曾对国文教学发表过中肯的意见，胡怀琛也是。例如，林语堂在他主编的杂志《论语》上发表过一篇《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提出要吸收文言、外国语的长处，“要望中国将来演出又美丽又灵健的文字来”，“凡事只论是非，不论时宜”。陈寅恪在有名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径斥那些热衷套用外国拼音、语法一套的东西为：“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想想今天语文教学界的乱象，令人感叹。　　2.关于阅读和作文教学的问题
　　在第二、三两节里，胡怀琛讨论了国文的选读和文法、文学问题。由国文的性质决定了文章选读的标准，他认为可以把选文分为四类：考据的、思想的、欣赏的、实用的。当然，由于选者立场不同，同一篇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例如《孔雀东南飞》有人注意里面的典故，有人想到古代婚姻问题，有人只知道这是一首富有情感的民歌，而站在实用角度的立场认为可以不选。胡怀琛认为作为国文教材应当兼顾四种不同类型的文章，不能只站在一种立场上导致偏轻偏重。对于文法等问题，他说，中学国文要把文法、作文、修辞、文学四件事分一分清楚，然后教起来比较好教。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分不清楚，结果是不容易获得进步。他认为文法问题是一个“要紧”的事，但是“在中国人眼里以为文法比作文难，不讲文法也会作文，应该把文法放到作文以后去讲”。胡怀琛认为文法比作文简单，因为作文包括许多内容。然后他举例说明了为什么作文比文法难的原因，他提出首先要学一点简单的文法，“把最基本的几条大纲弄清楚了，在作文时可免掉一部分的错误”。强调文法教学这一点和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里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胡适是精通英语的新派人物，而胡怀琛则是一位国学家，从这一点看他完全是一位通达之士。章太炎曾说过“凡事当以是非为准，不当以新旧为准”。当然，究竟要不要在中学语文课上讲语法，如何讲语法，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不同看法。
　　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胡怀琛主要以作文为中心讲解国文教学问题。关于作文命题，他认为主要有三类：一是作者自由作文然后起个题目，二是教师命题，三是考试时由专门人命题。对三类题目要区别对待：第一类要求学生根据文章重要内容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而二三两类题目必须顾及学生的知识经验范围，第二类有时还要提供“相当的材料”。关于作文，胡怀琛提出的多练习、重模仿的主张是最有价值的。他说，一般人认为练习是极麻烦之事，而模仿是“极鄙陋的事情”，这两种说法对创作诗歌、小说来说是对的，但是对中学生习作，那是“误会了”。他说小孩说话也是从模仿开始的，所以初学作文模仿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作文的分类他很重视，同样写一样东西不同要求须用不同文体，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议论文，各有各的用途，不能混淆。他主张作文从形式看要掌握各种文体写法，从内质看要养成各种情感思维习惯。总的说来，先要求准确，然后再一步步求巧妙优美。这与黎锦熙、王森然等人提倡学生作文“先求其通，次求其美”是完全一致的。
　　3.关于中学生“读经”和翻译的问题
　　关于中学生是否需要读经，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或提倡或排斥。1934年《教育杂志》发函给学界专家，咨询对于学生读经问题的看法，收集到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陈立夫、胡朴安、顾实、陈望道等七十余人的意见书，翌年还编辑成专刊出版。有意思的是他们中大多数是国学名家，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折中的：可以选一点有益修养的经典片段读，不主张完全读整体的经，也不主张完全排斥。胡怀琛也取这种意见。他认为对“经”要具体分析，儒家经典中有许多今日仍然适用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读？如：“天下为公”，“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认为中学国文虽无“读经”之名，但选文《论语》《孟子》《礼记》本身就是经。因此，对于读经这件事，他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于读者的人格修养方面，多少有点益处的，而且分出若干功夫读这三十至五十句也很简单易办，不至妨碍其他功课。这岂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至于‘经’的全部，由其他专门学者去研究便是也，不必由国文教员自己再向‘经’中去觅取教材了。”关于青少年读经问题近年来也常常被提及，台湾地区有人大力提倡，以为可以拯救世道人心，内地也常常有呼应者。其实不妨读读七十多年前那些真正懂得经书的老先生的意见，或者读一读海外余英时先生的书，就不会盲目跟着时风走了。
　　关于翻译问题也是当时国文教学中常见的，不少学校把它作为作文的一种，有外国译为中国的，也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互译的。对此胡怀琛持反对态度，这一点和钱基博不同。他觉得两个国家文字语言不同，翻译外国文不是简单地读得通就可以了，而是要把“其中风俗习惯处彻底弄明白”才可以谈翻译，这对中学生来说太难了。他也明确表示，反对有些人把《诗经》《楚辞》译成白话。
　　除了上述三点以外，胡怀琛还专门对国文教师的地位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国文教师地位不高是造成学生成绩不好的原因之一：“国文教员既然被人家看轻，那么学生在学校里的国文成绩如何会好？”当然，他认为国文教师首先自己要看重国文，看重自己，明白国文的重要性：“既是中国人就应当通中国文。在国界还没有消灭的时代，虽然也须兼习外国文，但终须以本国文为重，外国文为轻。”他说：“国文是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国文教员是应用这种工具的指导者。”这和王森然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言里的话完全一致。最有意思的是本书的十六节“自己介绍几本书”，他说这并不是为自己做广告宣传，而是要“增加读者对于我的信任心起见，很诚恳地告诉读者，我对于国文教学是有相当的研究的”。这些书包括《一般作文法》《作文研究》《标点符号使用法》《记叙文作法范例》《抒情文作法范例》《说明文作法范例》《议论文作法范例》，以及关于修辞、古书今读法、中国文学史等方面的著作。可见作者确实是一个内行。
　　三、几点启示
　　老实说，胡怀琛提出的一些见解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主张，他说的都是一些平实的话，和其他几位名家差别并不大，但是作为一个真正懂行的专家，在那个喧嚣的时代有他特殊的意义。国文教学虽是平常事却是“兹事体大”，实际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发一通议论的，即使是专家，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是有讲究的。以笔者愚见胡怀琛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讨论问题应当有一种平和的态度，不要把讨论搞成“宣传”。王力先生早在《汉字改革》中提出，“凡是宣传，就不免对于不利的事实有所掩饰，同时对于有利的事实有所夸张”。这几年关于中学生学“国学”“读经”等讨论常常有此弊端，本来很好的讨论变成无谓的争论。
　　第二，专家要用通俗易懂的话表达思想，不要动辄搬来高头讲章甚至杜撰一些艰涩术语吓唬中小学老师。这几年语文研究局面看起来很“繁荣”，其实“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者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2]
　　第三，要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热衷于建构“体系”，讲些不着边际的“混话”——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混搭的话。笔者审读的研究生论文许多就是这种文风的产物。读这些文章常常令我想起陈寅恪“认贼作父”“何其不通”那几句愤激的话。老先生一定想到了孟子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总之，要多从传统语文教学那里多吸收思想资源。想一想，过去人们读了四五年小学，国文就通了，这里总有它的道理。
　　参考文献
　　[1]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M].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120.
　　[2][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