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王》，要跟着杨绛先生读老王。
　　杨绛为什么写《老王》?是因为“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这份“不安”，不是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或者“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杨绛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都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去计算“杨绛和老王谁亏欠谁”这类问题。这份“不安”是那样沉重，难以释怀，以至于“几年过去了”，“我”才“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只要想想那几年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只要想想那几年杨绛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事和人，只要想想那几年里的“侮辱与被侮辱者”“损害与被损害者”。以及他们对待那段写满侮辱与损害的历史的态度。我们就不能把“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简单地读成“那是我对老王的惭愧”。
　　杨绛为什么写《老王》?让我们跟着先生读老王。
　　一
　　
　　首先，先生要我们读出“不幸的老王”。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杨绛劈面就给我们转述一段老王的自述。四句话，依次展开，不动声色，却惊心动魄。首先我们看到，老王只因为“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被一个叫“组织”的势力抛弃了，“就进不去了”。然后我们听到老王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这一声声感叹里透出的是被拒绝后的无奈。被抛弃后的迷茫。我们看到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为什么?因为他是单干户，在那个年代，“单干户”意味着被孤立，被排挤，被消灭。于是我们看到，老王被一个社会轻而易举地无可抗拒地排挤到生存与死亡的边缘，苟且活着，如履薄冰。诚惶诚恐。老王还有可依靠的亲人吗?没有。无依无靠的老王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然而，就是这辆老王靠着活命的三轮车，“组织”也不放过。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速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
　　“组织”一声“取缔”。老王就只能“凑合”了。“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然后，老王死了。
　　似乎轻描淡写的叙述，老王的悲剧却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人无法漠视；几乎不带任何感情的叙述，老王的悲剧却直逼我们的灵魂，让人无法不心惊肉跳。
　　一个人，竟如同蝼蚁草芥一般被“秋风”生杀予夺。这就是“人命关天”的“人命”?
　　于是。杨绛“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二
　　
　　与此同时，杨绛先生要我们读出“善良的老王”。
　　杨绛专门用两个段落来回忆老王为自己做过的事。一是送冰：“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二是送人：“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面对老王的善良，杨绛的笔触饱蘸感情，让人感动。同样的笔触还有：“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再让我们来读文章的重点章节。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杨绛为何如此残忍?要将一个濒死的人如此令人恐怖的面目用这般细腻的笔墨刻画出来?不，不要责怪杨绛，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甚至比笔墨所及更加残酷。老王没来杨绛家已经几个月了，这几个月，时时刻刻陪伴老王、寸步不离、无处不在的，只有饥饿和疾病。请想象一个无依无靠的人，连“凑合”地活着都无能为力了，在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几个月后，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老王本该就这样在病床上无声无息地死去。变成一具僵尸，化为一堆白骨。
　　可是，他“直僵僵”地站起来了，他“直僵僵”地穿过街巷，他“直僵僵”地“镶嵌”到杨绛家的门框里。直僵僵的老王让无知者恐惧，却让同情者惊心：老王啊!回光返照的一刻。你心里还有一种牵挂：报恩!赶快报恩!千万别耽误了报恩!托同院的老李去吧?不行，报恩得亲自，得心诚!于是，你“直僵僵”地站起来，你“直僵僵”地穿过街巷，你“直僵僵”地“镶嵌”在杨绛家的门框里，手里提着在你看来你的“贱命”不配享用的好香油和大鸡蛋。
　　杨绛的惊恐，反衬老王的悲惨；老王的悲惨，凸现老王的善良。但是，这里没有文学的技巧，这里只有真实：令人恐惧的悲惨，令人惊心的善良!
　　令人无法心安的老王!
　　
　　三
　　
　　杨绛先生要我们直面老王的不幸和善良。
　　不幸毁灭了老王的生命，却毁灭不了老王的善良!
　　善良陪伴了老王的一生，却挡不住他一生里的不幸!
　　杨绛证实：老王死了，他至死都没有怀疑自己的善良，他至死都信任并感激他人的善良。他是亲自完成了报恩的心愿才死去的。老王死了。他死于饥饿和疾病。他本来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诚实和吃苦耐劳生存，可是，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剥夺了他劳动的权利，他无法依靠自己的劳动谋得生存，他善良的天性决定他不会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他只剩下一条死路。老王的死因并非全因疾病。
　　老王死了，他的善良留下来了吗?
　　老王的善良荫庇不了所有世人。老王的善良之光只能慰藉老王的心灵，温暖善良的人们，以及照亮那些愿意向善的人的眼睛。
　　但是，当老王在不幸中死去，当活着的老王们只能忍受不幸的一次次打击，在不依不饶的不幸里贫穷潦倒，走投无路，善良还能照亮那些向善的眼睛吗?还有人愿意将眼光专注在这风中残烛的渺渺光芒上吗?杨绛先生要我们在老王的命运里了解什么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幸。人世间最大的不幸不是天灾，不是贫穷，不是疾病；是人祸。是让善良受尽嘲弄、丧尽尊严的人祸。当善良饱受欺凌，谁还会相信善良能使人世间更温暖更美好?当善良成为不幸的代名词，人间传唱不绝的便不会是《欢乐颂》，而是《窦娥冤》。 　　老王的善良荫庇不了所有世人，老王的死因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只要善良还不是一个社会的基石，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还得不到绝对的尊重和完全的保障，老王的不幸死去，就不会意味着幸运从此降临。
　　何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善的基石，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得不到绝对尊重和完全保障。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或者将是不幸者，哪有可以逍遥在外的幸运者?
　　自以为是的幸运者，如果这样的不幸仍旧在人间发生，你如何能做到视而不见?你又如何能心安?
　　
　　四
　　
　　然而，任何一场人祸之下，还是有“幸运者”，在他们的眼下、身下、脚下，便满是不幸者的血与泪。
　　一场人祸总会过去。而当人祸过后，人们舔舐伤痛之时，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幸运者”该如何面对不幸者?
　　钱钟书在杨绛的《干校六记·序言》中写道：
　　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隶”，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
　　老王是在那些年一次次运动里被折腾死的。他不糊涂，知道谁是好人；他不怯懦，即使是“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他也敢于亲近，愿意帮忙。围绕老王，按钱钟书的说法，有三类人：有一类是糊涂虫。他们嘲笑老王的青光眼，不知道老王的不幸其实也照样发生在自己身上，当他们倒下时，他们感到幸运，因为下面还有老王；有一类人，眼见着老王不幸，深切地感受和同情老王的不幸，他们为自己的“幸运”深感不安，但最多只能尽力从生活上帮助老王，却不能对老王的处境发出有胆气的抗议，譬如杨绛先生；还有一类人，明知道“组织”之外会有被抛弃者，明知道“取缔”意味着一部分人无法生存，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他们是耳聪目明的“幸运者”，踩着无数的老王，独占时势的鳌头。
　　现在，面对老王的亡灵，历经许多年不安的折磨，杨绛终于坦承了她无法释怀的愧怍。其他两类人呢，他们在如何面对老王的亡灵?
　　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同上)
　　在一个专注本能、缺乏敬畏、丧失廉耻的人群里，惭愧是一种多么陌生多么可笑多么可怕的情感。然而，不知惭愧，人何以能成其为人啊!
　　人，受天荫庇，又立于天地之间。人趴下，天便破；天破了，人将焉附?善良是补天石，补天的五色石需要三万六千五百块!愧怍是炼石炉。一副胸襟一只炉!
　　杨绛先生为自己铸就了一只愧怍炉，为历史的天空补上了一块善良石。
　　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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