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上午8点，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使我长时间地沉浸在悲痛之中，甚至于希望自己是在梦中，不敢承认这个事实。27年来与先生交往的大事小事。点点滴滴，一齐涌上心头，一时意理不出个头绪来。在悼念先生逝世的这些日子里，我找出了很多有关的资料、照片，慢慢地想起了与先生在一起时的一些细节……
　　我与先生相识于1982年在四川乐山召开的一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年会上。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我们两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年年都能见面，书信来往也比较多，相知渐深。
　　其间，先生曾经两度到过烟台。一次是1983年8月6～18日，当时，第二次全国语文教学法讲习班正在这里举行，参加学习的学员近400人：他是这个讲习班聘请的16人讲师团成员之一，我则是这次会务工作的负责人。所以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工作。再一次是1994年7月下旬，他应邀去大连讲学，特意与夫人周梅珍老师一起，提前几天出发，从烟台路过，在我这里逗留了2天多(7月17日下午16：30到，19日晚上19：00登上烟台至大连的轮船)，我们在一起谈得很高兴，玩得很愉快。我还特意请出我们学校(当时称作烟台师范学院)的领导王荣纲院长，与他见了面。
　　而我。在这期间则四次去扬州，都是参加先生主持的学术活动。其中，单是2002年就去过2次。为了写作此文。我从电脑中找到了2002年10月15日给顾先生的一封信的底稿。发现其内容能说明很多问题，兹全文抄录如下。
　　顾老师大鉴：
　　首先，我和武玉鹏同志向您和周老师热烈祝贺“顾黄初先生从教50周年暨顾黄初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向您和周老师为开好这个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武玉鹏参加这次盛会，收获多多，也感慨多多。武玉鹏一再和我说“不虚此行”：他为第一次能见到您和周老师而感到荣幸，情绪一直非常兴奋。我则除了参加会议思想上受到教育之外。还拿到了您为我即将出版的文集而写的序言。它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确实能为我的这本小书增光添彩。在此，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扬州，我没有来得及认真读您的序言。一回家。我就将全文输入电脑，深深地体会到了您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现寄上打印稿一份，请留底。需要说明的是我改动了三处(我用红线做了标记)：一是“全书共分三‘篇’“改成了“全书的主体有三‘篇’”(因为还有一个“综合篇”)：二是“评文，是他从90年代初开始涉足的一个新领域”改成了“评文，也是他从80年代就……”(因为80年代我就发表了好几篇书评了)：三是“对这部新著的不足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我改成了“在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基础上，还对这部新著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其实，还有可以改动的地方。就不用改了。例如，我和您初识于1982年的乐山，再识于1983年的烟台，相知于1986年的长春……
　　在我们两人的“关系史”上，2002年也许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1)5月份我去扬州主持了您的2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2)此前已经寄去了武玉鹏和我一起写的研究您的语文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能在扬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第3期上就真的发表了；(3)我要求您为我的文集写序言，您答应了，10月份就写好了；(4)您送给了我一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我于7月份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书评，到9月份就在《语文学习》第9期上发表了3000多字；(5)10月份，我出席了您的从教50周年暨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满载而归。
　　如果不出意外。我的文集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可以出版。
　　再一次谢谢您和周老师。敬祝二位健康长寿!
　　在这封信里的“相知于1986年的长春”一句，需要简单地加以说明：1986年上半年，我有幸参加了原国家教委委托东北师大主办、由朱绍禹先生主持的语文教学法研讨班，顾先生主讲的是“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专题。现在想起来，不单是他的教学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在同一年夏天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举行的黄山会议上，我报名参加了以顾先生为组长的“历史研究组”。从此，便经常与他联系，向他请教有关语文教育史的一些问题，借阅他保存的一些资料，与他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到2002年。我与他的这种关系，达到了高峰。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了一个细节：2002年5月27日上午8：30，我主持了顾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由于大家的准备都比较充分，所以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最后一项程序，是我这个答辩委员会主席作总结发言。不料，当我谈到顾先生20年来对我的提携、帮助和培养时，竟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以至于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全场人员也都为之动容……当着那么多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研究生的面。我出了这样一个“洋相”，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同时也给这次答辩会凭空增添了一点庄严的气氛。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现在，令我感到遗憾和难过的是，那年10月与顾先生的一别，竟成永别!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不过，我与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去年1月25日还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拜年信。顾老师大鏊：
　　信中说道：“前几天浏览新到的《中学语文教学》，看到了顾老您的大作，深受启发。也感到非常高兴，证明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仍然思维敏捷，文思泉涌，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先生比起来，我还不老，却已经懒得动笔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了，所以就‘修正主义’了。……”
　　谁料想，春节以后不久，我就得到了顾先生因病住院并且去了上海的消息。为了让他能安心静养，我只与周老师通了两次电话。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的病情。11月，武玉鹏同志带着我们的两名研究生去浙江金华参加学术会议，准备特意在上海下车，我请他也代表我去医院看望一下顾老师，结果没有联系上。今年春节期间，武玉鹏同志又去上海，代表我去给顾老师拜了年，并表达了我因为腿疾而不能强去看望的焦急心情。他委托武玉鹏同志带话给我：告诉曹洪顺，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同时说明，春节后他还要去医院做手术。过了几天，我就从王松泉同志那里知道了顾先生住院手术的情况。不料。3月9日上午，松泉就告诉我先生驾鹤西去的不幸消息。我无法前去给顾先生送行。作最后的告别，就委托他代表我去办理一切后事。并向周梅珍老师表示慰问。
　　顾先生之于我，亦师亦友。他长我7岁。所以我一直以兄长视之。我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总是很多很多。先生温文儒雅的形象，忠厚长者的风度，慢条斯理的话语，风趣幽默的风格，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渊博的学识，宽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先生和蔼可亲的声音笑貌，就像雕塑一样，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顾先生著述等身。他每有新作问世，都是第一时间就送给我。我先后为他的四部论著发表过书评；他和李杏保先生共同编的两大部加世纪前期和后期的《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以及他们二人合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现在正作为我给研究生开的“中国语文教育史”课的主要参考书。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全面而系统，博大而精深：他的治学态度，勤奋而刻苦，扎实而严谨。这都是我国语文教育界十分宝贵的财富。他的辞世，在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所造成的空白，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填补起来；特别是他在中国语文教育史领域里的研究成果，现在还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最高峰的位置。所以，他的逝世，对于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的确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安息吧，我最敬爱的顾黄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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