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家 档 案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进北京大学任英文系助教，教英文写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他一生在美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1991年退休之后，夏志清专事回忆录写作，整理过去发表的文章，准备结集出版。现居纽约。夏志清兴趣多，听评书，迷京剧，嗜电影，好歌剧。他的新朋旧雨、桃李门生多，访客盈门，不觉寂寞。2010年，夏志清九十华诞酒会，他的好友、学生纷纷出席祝贺，马英九致赠“绩学雅范”的贺轴。
　　夏志清教授著述甚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等学术英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当年钱钟书读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赞曰：“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夏志清一生治文学史，却反对给中小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凭兴趣把那些公认的中西名著一本本读下去。他认为少年人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权威、专家都是成年人，假若少年人让自己的想象和判断受缚于那些成年人的意见，反而不能培养对文学的真实爱好。另有中文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岁除的哀伤》《谈文艺忆师友》等。
　　
　　作 家 作 品
　　忆长兄夏济安
　　夏志清
　　
　　济安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去世，才四十九岁。三月一日我从旧金山飞纽约，带归的遗物中，最珍贵的是济安的两本日记和我自己多少年来寄给他的信件。
　　时隔九年，一九七四年又把这两本日记拿出来重读，感动的情形，不下于当年初读，决定把它发表，使济安很多的朋友和读者对他的为人和情感生活有更深的了解。
　　一九四六年《夏济安日记》最主要的情节即是济安哥于该年正月至九月间日夜想念一位女生的经过。当年我不知听了何人的建议，把这位女主角的中英文姓名全都勾销，在《夏济安日记》里只留下R.E.这两个字母来代表她。一九四六年她才二十岁，假如她尚在人间，到了今天她也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了。在她的生命史上，上过她一年课的夏老师可能一点也不重要，但在济安哥的生命史上，她是个极重要的人物，他于一九四六年所记的日记就是她具有重要性的明证，也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夏济安真诚痴情面的明证。在新版《夏济安日记》里我已勾销了R.E.这个假名，因为济安师在日记里通常称她为李彦L.Y.难得在一段英文日记里也称她为LeeYen，但同她通信时，却很有礼貌地称她为“李小姐”。
　　日记第一本扉页，英文写着“一九四六正月——七月，昆明——重庆——南京——上海”。这下面贴上一帧我和六妹的小照(我下面三个弟弟皆天卒)，照片底下济安录了一首诗: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
　　不知春上花枝
　　——六月六日录憨山诗
　　同页诗下面贴了一张“学生选习学程单”小纸。填写这张单子的是大一女生李彦，也就是这两本日记的女主角(虽然她出场次数不多)，济安那年日夜想望、苦苦单恋的对象。
　　济安把这张小纸贴在日记上，因为这是他仅有的李彦亲笔手迹。李彦写的几个字，墨色已淡。根据日记记载:秋季开学后济安在课堂上注意到李彦，在十月九日那天，从此倾心，日夜痴想。
　　现在复印文件很方便，当时不可能。学生每篇作文，老师批改后即得发还，无法保存，所以济安有一次竟把李彦叙述她生平的那篇作文，全文抄进日记去。李彦看来没有回过济安任何信。既无“情书”“作文”可留，只好保存这张“上课证”了。
　　济安一向洁身自好，二十岁得了肺病后如二月二十四日日记所记，更“从修心上用功，力杜邪念。事实上我邪念根本没有什么，只有自制的习惯，使我一切正常的情感都变成很冷淡，惟怕情感一强，影响身体”。七七事变前，父亲把全家送到上海。由一位亲戚的介绍，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的诚德里，租一层三楼住。那位亲戚徐祖藩，也住在同里。济安比我会交际，常到他家去走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去内地后，我无意中找到他一本日记，载的都是“诚德里”事件，原来他爱上了徐家表妹家和，所以老去串门子。那次“追求”毫无结果。此后济安进光华大学，我进沪江，那时上海郊外都给日寇占据，大学都搬进公共租界、法租界，毫无校园可言。鹿桥《未央歌》所记载的那种甜甜蜜蜜的校园生活我们都没有享受过。我们兄弟手边没有零用钱，即使有勇气找对象，也没有钱带她上馆子、看电影，因此索性不存此念，专心读书。(假如住在校园里，穷学生也可找个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会生出感情来。)济安在光华读书、教书的几年，一直没有女友，要散心就是看电影、逛旧书铺，虽然他交友比我广得多。
　　一九四五年济安看中了李彦，第二次堕入情网，陷得更深。他连同异性携手散步的经验也没有，真是毫无办法，不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心。读他的日记，有好几个月，他不采取任何主动行为，不断地分析自己的心理，为自己增添苦恼。有一天李彦到济安宿舍来找他了，大喜若狂，热情涌流，不可收拾，写了长信去倾吐一番，对方毫无准备，真可能吓坏了。事后在四月三十日日记分析得很对:“我假如当她是一个普通女子，随便敷衍，不这样紧张，非但绝不会出这种事，爱情只会与日俱增。”但性格即是命运，济安非普通人，不可能用普通人的方法去取媚对方。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分析，他自尊心极强，不在乎世俗的快乐和享受，一旦英文练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不难一举成名。但他知道自尊心的命令仍是世俗的，他要把整个身心交给李彦，这才是他真情的流露，他灵魂的需要。同时他认为他爱上了李彦，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要他从自尊心的小圈子里拯救出来，去体会人生的真谛。
　　把李彦当神圣看待，这样追求法，当然“一败涂地”。
　　济安教书卖力，在台大教书时，女生对他有兴趣的，也有好几位。可惜他命运乖蹇，人家对他表示好意的，他偏偏看不中。
　　李彦有一次在作文上讲《窗中少妇》那场电影，爱德华罗滨逊、琼蓓纳主演，济安偏偏错过，遗憾无穷(见三月六日日记)。后来此片在北平某戏院演一场早场，济安一定要拉我去看。九年前看到日记，才知道济安看此片想要了一桩夙愿。那天看了电影济安真的特别开心。
　　抗战胜利到一九四九年间大陆出版最受人重视的两部文学作品，要算是钱锺书的《围城》和巴金的《寒夜》，都很有深度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现实。但《围城》里的留学生方鸿渐、《寒夜》里的小公务员汪文宣，虽写得很真，毕竟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生活的全貌。济安的日记，的确赤裸裸把自己的自我和灵魂写照出来了。济安那时仅是位穷教员，没没无名，他写日记根本想不到它会有发表的可能，所以一无虚假，留给我们一个动乱时代的一个向上、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尤其当一部恋爱史读，在精神上济安真可直追但丁的《新生》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日记，我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人学者留下来的日记已有好几种：鲁迅的日记最简略，是一本流水账；胡适的《留学日记》差不多完全记录自己智能的发展，学问的进境，很少提到他的情感生活；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以内容而言，无所不包，在形式上最近似我哥哥的日记。但郁达夫旧式文人习气太深，虽是个“浪漫”作家，所表现的精神是“醉酒妇人”式的“浪漫”，的确有些“颓废”的味道。济安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浪漫，但他对李彦的那种一往情深的苦恋，可能代表了真正浪漫主义的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不仅济安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而这种宗教性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是绝少见到的。
　　（本文选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0月26日，原文摘编自《谈文艺忆师友》）
　　
　　作 家 链 接
　　我所见到的夏志清先生
　　陈子善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繁体字中译本（香港版），我早在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即1980年就已读到了，那是香港作家林真先生的馈赠，我至今感激他。说老实话，读后所受的震撼委实不小，因为它与我当时所读过的几种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太不一样了。记得当时想读此书的同仁还真不少，后来写出《郁达夫新论》的许子东兄就向我借阅过，还约定三天之内一定归还，那种神秘兮兮的情景我一直记忆犹新。
　　1983年夏，夏先生有大陆之行，他是钱锺书先生请来的客人。但直到他返美之后，我才知道他到过上海。为此，我还责怪过接待他的我的同事龚济民、方仁念夫妇。方教授时正研究“新月社”，曾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对夏先生执弟子礼。也因此她后来吃过一些苦头，被斥为拜倒在“反共学者”门下。龚、方夫妇的回答使我吃惊不小，他们被告知不能声张夏先生的来访，不能在校院内接待夏先生，夏先生能见谁是受严格控制的，所以就不便通知我了。当时有些人把夏先生视作“洪水猛兽”了，有那么可怕吗？现在回想起来，未免可笑。最近贾植芳先生出版了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书中对夏先生当时访问复旦大学种种有趣的情形就有真实生动的记述。
　　待到终于与夏先生见面，已是整整17年以后的事了。2000年深秋，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初患心脏病后，已遵医嘱不再长途旅行，但他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发现者”，于是由王德威兄“护驾”，欣然破例与会。限于经费，研讨会主办方开始只邀请大陆“张派”作家，不邀请大陆“张学”研究者，后来因白先勇先生欠安，无法出席，我才作为替补，恭逢盛会。
　　此行的最大收获，不消说是数年通信之后首次见到夏先生，有机会当面向他请益。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的大笑。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不无得意的对我说，自己也没想到年轻时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产生那么大那么久远的影响，不过，自己当时确实下了大功夫，几乎把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全都翻遍了。他对大陆文学评论界当年对他的批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运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是撰写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也推崇他认为有个人风格有成就的左翼作家，如茅盾、吴组缃等位。特别对张天翼，他评价甚高，可后来人们提到他的“发见”，往往只提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唯独遗漏了张天翼，实在有点不公平。他坦言自己不喜欢一些现代作家，譬如对鲁迅，他就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但文学史著作从来就没有纯客观的，他个人有所取，就会有所不取，如果说这就是带有“偏见”的“主观”立场，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2001年夏，我到哈佛燕京访学。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我多次与夏先生通电话，讨论《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版简体字本的出版事宜，在此之前，他已拨冗为大陆版新写了一篇序。离美前夕，我专程到纽约拜访他。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夏先生很高兴，还把与张爱玲有过不少交往的《尤利西斯》研究专家庄信正先生请来一同畅叙。从上午到下午，我在夏先生府上消磨了大半天，不但高谈阔论，十分尽兴，还观赏了他保存的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珍藏的周作人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手稿，后者是师陀先生转让给他的，真是大饱了眼福。
　　夏先生自视很高，但他并不是不接受批评。他一再表示，《小说史》未能详细探讨萧红、端木蕻良，路翊等人的小说，是他的疏漏，虽然这也是事出有因，当时他在美国无法读到这些作家的主要作品。《小说史》简体字本出版前夕，他读了我影印给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述，其中提到《小说史》正文和索引中把冀汸和贾植芳两位“胡风派”作家混为一人了，立即给我来信，诚恳的作了自我批评：“拙著《小说史》里作者、学者姓名都没有弄错的，想不到留下‘贾冀汸’这个笑柄，自感不好意思”，要求我代他改正。其实，《小说史》两处提到冀汸，一处误作贾植芳，另一处并没有错。
　　这些年来，我与夏先生鱼雁不断，他这些信读文说艺，直言不讳，给了我很多启发，将来如有机会整理出来，我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会有所裨益。夏先生是一丝不苟的，以前我为他编印的几种书，如《人的文学》《文学的前途》《新文学的传统》，他收到样书之后一定会仔细翻读，也一定会寄来刊误表，要求再版时更正，学者的严谨在这些细微处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几经曲折，终于得以问世，夏先生一定会感到欣慰，欣慰之余，也一定会有遗憾。毕竟，这只是一个增删本，而非原本。既然不得不做减法，那就再适当的做些加法吧，值得庆幸的是，原书的精华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夏先生已85岁高龄，手头还有一大堆的事，《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文等着他最后校正，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的注释也有待完成，还有《夏志清自选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选目也等着他审定。今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将举行夏氏兄弟文学贡献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想夏先生作为欧美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大概终可以一秉他闻名友明问的幽默感，开怀畅笑了吧？”（王德威语）
　　（选摘自《文学报》2005年12月1日）

• 张仲梅： 夏志清:90岁的顽童　/　语文世界(初中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