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写的是一个我不熟悉的时代。应该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熟悉的时代。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有和我相同的困惑，那就是我们对这部小说中的价值判断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分不清这其中的各色人等，更不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解释。这使我们的阅读变得格外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要说和土改的时期相比了，就是现在，每一年也都不一样。准确地说，自从小岗村的农民摁下那包产到户的手印之后，中国的农村就再也不是柳青笔下的下河沿了，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再到农民工进城，然后是乡村城市化、取消农业税、以直选为标志的乡村政治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流转，而现在的问题则是由金融海啸再到实体经济的衰退所引发的大量农民工返乡带来困难局面……在阅读《创业史》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部作品所描绘的世界与我今天所处的时代区别实在太大了，大到好像没有联系，大到不可比较。有时，我忍不住想，柳青曾经想到过今天的中国农村吗?梁生宝如果生活在现在，他会怎样?而我面临的困难则是，我几乎无法把握柳青笔下的时代，今天的迅速变化发展的农村总是在干扰我的阅读，使那个泛黄的纸上的乡村那么遥远，那么不可理解。
　　我知道，柳青只能那么写。美国文学批评家司各特在他的《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中说：“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艺术并非凭空创造，它不单纯是个人的成果，而且是在特定时间空间里，作家作为一个能够发言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产生的反响。”的确，作为作家，他的写作是受当时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条件所限制的，即使带有想象的成分，这些成分也是基于他个人的社会日常经验。问题是，在读者阅读的时候，每个读者的身后都有与他本人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那么对于小说文本中的人物，读者最有认同感的，一定是与他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日常经验以及情感体验的那些人物，所以我们这一代在阅读《创业史》的时候感到陌生就不奇怪了。相比较而言，可能让我们觉得有些熟悉的是梁三老汉和郭振山两个人。梁三老汉是中国农村劳动人民的代表，充分体现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庄稼汉的精明、世故、善良、目光短浅等等典型特征。他对梁生宝这个抱来的孩子时而信任时而怀疑的复杂态度，就深刻地反映着一个中国农民内心永远挥之不去的血缘与地缘情结，他对别人，也时时刻刻在进行着算计和比较，他一生的最大目标，就是拥有自己的田地和产业，能够让自己、自己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郭振山这个人物，如果放到改革开放之后来刻画，会不会是一个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农村干部?他既有穷苦孩子的踏实认真，又有共产党员的观念，还有经营的活络头脑，在邻里乡间又占着广泛的人脉资源，放在今天，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乡村干部。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两类人物也不鲜见，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推想：梁三老汉的形象，可以引申成为现实生活中一直奋斗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而郭振山则是那些创业小有成就的农村先富起来的代表。
　　那么梁生宝呢?梁生宝这个在《创业史》中始终正确的人物，放在现在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他毫无私心，一心为民，坚决地听党的话，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忠诚和热情，对所有怀有自己的小九九的人给予坚决的鄙视，是一个彻底的“高大全”形象。从阅读的角度看，在文学人物形象的族谱中也存在着代沟。《创业史》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据说柳青最初打算要写四部，那么它就必然是要完整地写出从农业合作社一直到大跃进乃至文革结束后农村社会的一系列调整，中间的过程一定会十分曲折，不知道梁生宝还将如何成长，他也许会犯下“左倾”的错误?虽然就目前完成的作品来说，梁生宝仍然是正确的思想的化身。这样的阅读确实艰难，这样的推想也可能幼稚和无意义。我们只能努力在当时的语境和作者的创作动机下理解作品。因此，不能说整部作品梁三老汉塑造得好，梁生宝塑造得不好，每个人物都有着他自己的作用。梁生宝这个人物，如果不够高大全，就不能担负好整部小说的灵魂人物的形象。从某一角度来说，梁生宝的存在，就是一种思想的存在，他只需要做好这种思想的代言就可以了。刻画这样一个形象对作家来说是个考验。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当年那些农村题材作品中存在这样一种艺术现象：那些“错误”的思想典型总是刻画得比较生动，而像这样高大全的形象，却很难写得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相比较而言，就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来看，柳青已经刻画得相当不错了。从作品的整体来看，这个人物的存在确实举足轻重。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几乎都存在着进步与落后、个人与集体、新与旧的冲突。在《创业史》中，冲突的一方，是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农民性格的群像，像梁生禄、姚世杰、郭世富这样的富裕农民，还有像高增荣、王瞎子这样的旧式农民。而另一方就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这一阵营中还有像高增福、任志光这些人物，作者的同情、赞美显然是在他们身上。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上去他们的行动还显得那么幼稚，似乎不足以与另一方抗衡。这很有意味，也很让人深思。所以就更不能设想没有梁生宝，没有他，真不知道下河沿会是怎样的状况，更不能设想作家的叙述如何进行，他又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甚至，他在那个时代写作存在的理由。
　　我不知道这种勉为其难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做得如何?因为梁生宝的时代离我们实在是太过遥远，我们对于当时的了解，只能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而这样的知识又有多少是可靠的呢?重要的是当时的生活，当时人的感受，而这些实在已经很难去体察。像姚世杰这样的人物，和我们小时候在小人书里接触的地主恶霸相接近，我们本可以轻易地作出判断，然而，这样的判断后来被告知是武断粗暴的；而像梁生宝这样的人物，一出场就给人以强烈的英雄感，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也有相当的自信，但其复杂性已如上述。更不要说剩下的那些人物了。作品中的好多人物连他们自己都处在进退失据、茫然不知所措当中，对在当时情境中都无法作出自我选择的人物，我们这些远离彼时情境的人又如何置喙呢?据说当时的文学界曾有一个争论不休的概念“中间人物”，这个命名倒是有道理的，当时可能是说有这样一些人在社会变革中无所适从，或明哲保身，但确实说明了社会的复杂与人的复杂。虽然我们很难联系那个时代的政治对作品与人物作出判断，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是哪个时代都存在的，也许，从这一点上我们能与这些复杂难言的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是一次艰难的阅读，不管结果如何，是走近了这部当代经典，抑或是越走越远，它都让我再一次理解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理解了跨时代阅读所应作的准备。其实，共时性的阅读就真的是自信和轻松的?任何一次阅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作者系南京师大附中2007届毕业生，复旦大学中文系2007级本科生)
　　
　　(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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