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顾黄初陈日亮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09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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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59048

[ 陈日亮文选 ] 　　

怀念顾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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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顾黄初

◇ 陈日亮

　　顾黄初走了。我想，我应该写下我对他的怀念，哪怕只是一篇流水账。
　　像顾黄初这样的老人走了，在当今，除了牵起朋友们的忆念，语文界大概不会有什么反应，更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一个默默地为语文教育事业勤劳毕生而成果丰厚的长者，脑后没有光环，头上缺少桂冠，以当下之风气，理应被忘却，这是他们那一代那一拨老人的命运。但他们生前就早已知命，而且乐天，他们并不在乎。我从顾黄初的脸上，从他平时的谈吐，也从他的著作，都读出他的对自己使命的满不在乎的知命感和乐天感。这样的老人，是值得我长久怀念的。
　　不过我认识他也不算长久。大约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整个语文界在经过10年的改革兴奋之后，逐渐转入低冷。我那时正在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并开始通读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叶老虽然是个大教育家，但他从没有准备为自己构建任何语文教育体系，他的思想好像都是随时随地想出来的，散见于他的文章，讲话，书信。我读他的书，透彻，亲切，好懂，但是需要归纳起来，形成系列的观点，就得花不少时间精力去做卡片、笔记，颇感为难。一次偶然从图书馆见到一册薄薄的《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顾黄初著，翻看了几页就觉得特别清晰而实在，很想能“拥”有一本常在案头放着。我仿佛记得此前在扬州参加叶老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曾见过一位叫顾黄初的，可是印象早已模糊。倒是在出席八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从江苏省的人大代表名录中，发现了顾黄初的名字。于是联系到他住处的电话，介绍之后，除了免不了谈几句“国是”，很快就更多地谈起了共同关心的教育话题。电话里说不了长话，便相约某日到大会堂出席全体会议，报到后，就在休息厅的某角落的某座椅上彼此等候，坐下来喝茶聊天。至预备铃响进会场，其间有二三十分钟，也够我们聊的了。像这样的开大会前的小约会，竟保持了好几年，都聊过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总是颇杂；我的话多，他的话少，而他总是耐心地听着，最后缓缓地很有底气地说出他的看法。——“很有底气”，这是顾黄初始终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他的脑子里积蓄了多少的史料掌故经验识见，只从他的三言两语就可以听得出来。也就是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他为我带来了一册《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在扉页上题了“日亮兄正之，顾黄初95，3，11，于北京”。我后来多次将这本书重复翻读，可以在书上随便做记号，写批注，印象就大不同了。我读书向来做不到一目十行，即便是极粗浅的文字，要么不看，要么就认真看看其粗浅为何故，不粗浅，该怎么说。顾黄初的这本书，厚积薄发，取精用宏，相信他是花了不少精力做出来的，因此十分浓缩精练。读他的只有7万多字的这一薄册著作，却带动我不少时间去反复思考。在书的最后一页，我留下用红色圆珠笔写的这样印象——
　　95，5，31夜读毕赞曰：提要钩玄，深得其髓，阐释发扬，切中时弊。
　　日亮
　　受惠于顾黄初的不仅仅是这一本书，后来他又给我寄来了上下两册的《顾黄初语文教育论集》。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编写《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他来信约我送稿，我就将学习和实践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一篇总结《得法养习历练通文》寄去，被收入集中。
　　这之后，差不多有将近10年吧，彼此再没有什么来往，说是保持“神交”也许更确切些。我的确会时时想起他，遇到语文的什么问题，总想到他的书中讨讨说法，看看能否得到些许帮助。我是把他当成前辈来尊敬的，而不仅仅是朋友。
　　前年，学校和省语文学会等三家为我举办了一场语文教育思想的研讨活动，校长让我恭请几位专家前来指导。我很快就想到顾黄初，但听说几年前他曾生过一场病，不知道近来健康如何，试着征求他的意见，他很快就地答应了。11月10日，他偕夫人周梅珍老师一起来到福州。在那场研讨会上，他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讲话，题目好吓人：“陈日亮的境界”。不说惭煞我也，也是句句听得我如有芒刺在背的感觉。语文教师应该有怎样的教书境界，他说得实实在在，没有一点虚张和玄乎，但我岂能一一对号入座?他的确是极其认真地在谈这个问题，越是认真，越是惭惶于我一向所受到的褒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很清楚名与实之间，存在何等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不仅是现实地摆着，而且在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或更下一辈之间，似乎已经更加明显地出现。现在的我，和顾黄初那一辈的悬殊，即便付出十倍的努力，也难以缩短，那么年轻一辈呢?也就是这次见面，他带给我一册厚厚的由他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是他手边日常备用的，说是找不到新的了，就留给你吧。扉页上，还写着这样一句话——
　　陈日亮先生：
　　家藏旧本，聊供案头检索，并望有以教我。
　　扬州顾黄初 2007年11月7日
　　我想，正是这样一个，已经成就卓然，却一直怀着让朋侪晚辈“有以教我”的心愿的人，才能为语文教育做出如此厚重的奉献，这，才是我应该引颈而望的崇高境界。在当今的语文学界，能登此境界的，有几人欤?我因此又一回感觉到背上芒刺的灼热!
　　本想留他们夫妇俩在福州多住几天，我有心陪着去鼓山、西湖、江滨一带走走，去看看双林——林则徐、林觉民——故居。但又觉得他这一趟已不无辛苦，只提出多留一天，给福州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做一场报告。他答应了。先后在同一场做报告的，还有钱理群教授。
　　可是不到半年，就从王栋生那里得知顾黄初患病送沪治疗的消息。遵朋友的意见，我不敢拨去电话，哪怕借口一般的问讯。我压着一颗心，时时惦着，希望着，默默地为他祈愿。
　　果然，经过几次的手术，他挺住了。去年11月底，趁着去杭州出席中语会第九届年会的机会，特地取道上海去看望他。偕往的还有我们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王兆芳老师。事先知道王栋生将到上海开会，便也约了他。当我们三人坐在沪闵路南方城他的新居客厅里，仔细端详他的神色，除了略见瘦损，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甚至也不见有明显的病容，心中大感宽慰。我们尽量回避说到病情。好在王栋生的话匣子一打开，总是合不了，兴致勃勃地讲起如今语文教学的“新鲜事”，比如学生是如何地善于“码”“应试文”，无论什么命题，都能从故纸堆里“邀”来几个古人组合成文——起头以一句“屈原向我们走来……”便无往不胜云云。顾黄初一直专注地听着，我注意他的表情，似乎闻所未闻似的，听到后来，却禁不住地，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笑。不知为什么，这一声特别的笑，一直让我忘不了，似乎很理解，很感慨，很无奈，很沧桑。一个十分了解并悉心研究过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史的老人，暮年晚景，特别正被疾病威胁着的日子里，他不可能不特别地回望和前瞻，他会想到和希望看到什么呢?记得王栋生前不久曾约他撰稿，不料他的回答竟是：“写了谁看?”当然，他后来还是写了，我们都看了；我们看了，是感觉他健在；因为他健在，我们的语文教育就多了一位老人在关注着引领着，多了一点希望。尽管前路茫茫，尽管浩浩荡荡的队伍，仍然犟着头，在往应试的前方奔……
　　我忘不了顾黄初的那一声笑。
　　很快就到了去年的除夕。照例得给各地朋友寄去自制的贺岁名片卡。在给顾黄初的信里，除了问候，还附带对卡上的一句“题辞”做了解说。“一世服劳孺子牛”，语出鲁迅先生致友人的信，我用的是先生的原意，并不敢时髦附会做“为人民大众”或“为莘莘学子”。我是一辈子在做子女的“牛”，而且还做不好，深自愧惭。到了已丑年新正，便收到顾黄初寄来的新春贺年片，有整页的硬笔手书，一如他前年在福州留下的讲稿，字迹温润而秀劲，——
　　日亮先生并夫人
　　在大年夜的下午，欣喜地接到阁下的贺信及具有陈氏特色、市场上无货也无价的精美贺卡，真是百感交集。阁下馈赠的福州名产(细面条)，我们一家吃到今天上千才吃完，由此我感到知音的长相忆，当在相互心灵的深处。“一世服劳孺子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伞运，但依我当前的情况而言，彷佛“一世服劳”也该有所节制，请以“健健康康每一天”的心态，与夫人携手共度“美满幸福”的晚年，是所至盼。祝己丑年你们夫妇身体更健康!
　　顾黄初周梅珍 09.1.26
　　我想象他康复得很好，几乎忘记了他是在病中，自然也就没有想到立即发个短信或回个电话。这样便很快过了一个多月。一天下午，忽然短信铃响，打开，出现“顾黄初”三个字。查看，竟是周梅珍夫人的“哀哀泣告”：“顾黄初已于3月9日上午8时10分离我而去。”
　　我坐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手机开着。什么事也没做。
　　是的，这是能够想到的，但毕竟太突然，太快了。当初，我没及时给他回个电话，发个短信，黄初他知道我收到贺卡了么?我曾经准备给他再捎去线面的，可是怕麻烦。我拿起手机，给栋生拨电话。直到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