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武昌城》是湖北作家方方近期推出的历史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文学想象，重现了北伐战争中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并从敌我双方、城内城外双重视角透视，试图展现战争环境下复杂的人性状态和精神流变。因此，在写人物时，方方更关注人物在战役过程中的心灵变化，不论是知识青年罗以南、革命乐观主义者梁克斯，还是北洋军官马维甫，他们的内心和伦理都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中得到考验。
　　关键词：《武昌城》 精神困守 叙述视角 人物观
　　
　　近年来，湖北作家方方的写作表现出介入历史的浓厚兴趣。三年前，方方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透过一个戏子的命运，折射出上世纪20年代武汉三镇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激烈动荡的年代里，杨水滴与多舛的命运殊死抗争，终于成为汉剧舞台上的明星。最终她看尽世态炎凉，决定退出舞台，隐没于市井。恩怨是非，最终被时间所消解。细腻沉稳的叙述，跌宕起伏的故事，显示出方方非凡的叙事功力。近日，方方又推出长篇新作《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作者的讲述怀着对英雄的敬仰之情，她试图以文学想象激活北伐战争中一段久被遮蔽的历史。而小说在对那段历史的复现中，真正关注的是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人。方方说：“我只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创造活动在这中间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命运。”因此小说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钩沉，还是通过一个个动人故事的展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虚构，以文学的方式修复和建构那次战争中武昌城内外的人类生活史。
　　《武昌城》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其结构和视角都相当独特。方方抛弃了正史的叙述视角，她想更为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历史。小说的叙述者从两种视角进入武昌战役这一历史事件，从敌我双方、城内城外双重视点透视这场战争，试图全方位地展现战争环境下日常现实中的人性状态。这种复调的叙述方式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叙事智慧和现代的文学观念。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城外和城内，每个人都有血泪斑斑的创痛：无论是攻城将领叶挺，还是守军司令刘玉春，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底层官兵，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实苦难中心灵的重负和生命的困顿。方方的叙事没有把情感的天平偏向哪一方，而是以客观的立场呈现出极端情景中人们可能有的生存现实与精神历程。
　　作者的审美动机可能只是重新激活历史，让人们记住历史中那可歌可泣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昌城》是纯粹的战争小说或历史小说，作者没有过多地铺陈和渲染战争场面，也没有强调敌我战略战术的高下优劣，而是把审美视点指向战争环境下复杂的人性状态和精神信仰的流变历程。作者说：“在这期间的内心活动是相当剧烈而复杂的。我也是试图把这样的一些身处在某件极端事件中人们的心理波动和变化表现出来。”方方的视野是内外兼具的，但最终抵达的却是人的内心。
　　小说在人物上体现出作者全新的历史观和人物观。方方没有依照传统的历史观念，把北洋军阀描写成作恶多端置民于水火的恶魔。作者跳出了脸谱化的写法，她说：“对于写作者来说，他只需要站在每个人物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去感同身受地写他们就可以了。”正是这样的观念下，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性才得以有坚实的根基。当然，由于小说人物众多，人物形象单薄的情况不可避免，但作者对其中几个人物的把握还是很到位的。
　　在写人物时，方方的文学想象根植于人类的精神成长史。她关注的是人在这场战役中的心灵变化与波动。面对城门外高悬的革命义士陈定一的人头，作为知识青年，罗以南不但没有觉醒，反而选择了避世的生活方式。极端残酷的现实使他畏缩不前，无法唤醒他沉寂的内心。虽然后来他参加了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和对梁克斯的营救活动，但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是被裹挟进革命洪流中的一滴浪花。在后来的战争中，他不忍目睹那鲜血淋漓的现实，曾一度躲进归元寺休养，思想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梁克斯生死未卜之际写信给他：“未来，你是能替我战斗的，我死了你也不可以当和尚。”最后房东儿子以梁克斯遗言作号召，鼓动他再次参加革命。罗以南患得患失、摇摆不定的形象，显然是小资产阶级软弱的文化性格的表证。
　　与罗以南截然不同的是，梁克斯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他从未上过战场，却一再坚持要求参加攻城的恶战，言语中他比身经百战的莫正奇显得更为镇定。而这种胆量来自他的理想，他说：“我愿意为我的理想毁灭我的肉身，燃烧我的灵魂，所以我不害怕，我梁克斯从来就是与他人不同的。”在这种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推动下，梁克斯再三请战，但频频遭到反对。正在此时，敢死队战士二强子临出发前腹泻不止，无法参加战斗，而梁克斯乘机压低帽檐，成功顶替二强子混进敢死队。对表弟梁克斯天真的革命热情，莫正奇心情沉重，因为他深知战场声色，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战场，而是一场比一场更为残酷的恶仗，梁克斯的激情怎能阻挡子弹的袭击？万一梁克斯有个三长两短，他又如何向舅舅交代？作为表哥，莫正奇深为俗情所困扰。而作为叶挺麾下的猛将，莫正奇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不顾军令潜伏到城下，背回了营长曹渊的遗体。他的信念很明确：“比我的命更重要的是我的良心。”直到最后牺牲，他留下的两封信，证明他不仅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领，还是一个有情有义坚守承诺的人。
　　北洋军虽然是革命的对象，但许多北洋军人服役的初衷，却并不是为着欺负老百姓或让中国变成更坏。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人群中，都不存在绝对的坏人。小说中的马维甫就是一个无法用日常评判标准去衡量的人。作为北洋军官，他虽是被革命的对象，但却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不无理想和悲悯之心。在他看到武昌百姓陷于深重苦难时，他想营救他们，而他的军人职业又使他不能随意叛变。他必须保持忠诚，恪守职责。所以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我们看到，作为人的良心和作为军人的人格纠结于他内心，使他的灵魂处于激烈的搏斗和极度的矛盾之中。他既不忍让百姓受战火之苦，但又不愿毁掉军人的人格。当然，最后他还是听从良心的召唤，放弃了军人的职守。所以他只能选择跳楼自杀，这是他的宿命。正如他所说：“我来到这个世界，走上这条道路，我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毁灭。”他无法逃脱这个“毁灭”的现实。在他看来，军人的命本不属于自己，它随时都会落入一场莫名的战事深处，永不返回。在他心里，死去的战友袁宗春的影子紧贴着他，那两粒黑黑的眼珠像两盏灯，照着他前行的道路。他终会身不由己朝着袁宗春引领的方向尾随而去。之所以选择自杀，不仅是因为他对上司的背叛，还有更为深刻而内在的原因。因为那种内心的痛楚与无奈纠结于亲情、友情、爱情之间，令他身心疲惫。日常生态崩溃后，困守中的武昌城混乱不堪，民不聊生。马维甫没有顾及自身安危，他既要安顿死去朋友的家眷喜云一家，又要保护自己深爱的表妹洪佩珠。同时，在情感上，马维甫苦于身为军人的无奈，还要面对洪佩珠爱着有理想有热血的青年陈明武的残酷现实。在世俗纠缠中，小说中多处细节指向马维甫的深层心理意识，人物形象也因此变得更加饱满而有深度。比如小说中关于被杀革命者陈定一悬挂的人头，喜云和马维甫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喜云说：马叔。为什么砍他的头？为什么还要把头吊在这里？马维甫回身低头，见喜云正仰面朝上看，马维甫吓一跳，说：喜云，别看，会做噩梦的。喜云说：不会。在我们村，我看见土匪把福生哥的脑袋砍下来，我还看见福生他娘自杀的尸身，我没做噩梦。喜云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丝毫惧怕，十分平静。马维甫心里微吃一惊。喜云说：马叔，你害怕么？马维甫说：是呀，我害怕。我害怕死亡。喜云笑了，说：怎么会？不是天天都有人被打死吗？我们坐船时，岸上有土匪追船，枪放的好响，船帮上一下死了好几个。有个人就死在我弟喜子脚边，他领着喜子正看风景哩。
　　这段对话暗示出战争中的日常现实：战争非常态变成了常态。害怕死亡，可死亡如影而随。面对一个孩童对死亡的习以为常，马维甫无言以对，他的内心黯然而悲哀。特别是表妹和喜云母亲被强奸的悲惨现实，使他的内心处于激烈的困惑和矛盾中。正如小说中青年学生周晋成对马维甫所说的：“我来之前，本想请您拯救武昌城里的老百姓。现在，我知道了，比百姓更需要拯救的是您自己。因为您的良知比百姓的人生处在更加深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我看来，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不仅表现在他最后自杀的悲，更体现在这种内心的搏斗中的“水深火热”状态。作者细致描述了马维甫精神世界的起伏与冲撞，使人物真实的灵魂状态得以充分展开，而小说的叙述实现了极端环境中对人心与伦理的拷问，以及关于人的生存的悲剧性表达。
　　读完方方的《武昌城》，掩卷之际，我想起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两部小说一个写战争，一个写瘟疫，皆以非常态的极端事件为框架，以此透视人的内心质地，照亮人的生存的可能性空间。相比之下，迟子建的叙事散发出悲凉之气，而方方的《武昌城》则彰显出更为知识分子化的理性姿态。
　　
　　王迅，评论家，现居广西南宁。

• 王迅： 竹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2年第1期
• 王迅： 《武昌城》:日常崩溃后的精神困守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