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写作是在七、八十年代之间，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写了文学评论给前辈或老师看，他们总在语言上“横挑鼻子竖挑眼”，谆谆教导你：概念要清晰、准确，论述要深入、到位，用词要严密、简练……评论文章的精髓就在“理论性”上。按照这种套路我写了很多年，后来渐渐发现，这种评论语言是有问题的。它强调的是文章的概念、理性这种如“骨骼”一样的东西，却忽视了作者自己的感觉、感情这些“血肉”的成分。我们跟着现成的理论、概念一路小跑，弄来弄去却总在意识形态那尊如来佛的手掌心里，而自己的批评个性和批评语言早已丧失殆尽。说到底这是一种“理性化”了的评论语言。此后，我就在写作中尽量融入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努力把文章做得“有骨有肉”一点。但在旧的路子上走惯了，穿新鞋、走新路总不那样洒脱自如，理性与感性的不协调以至冲突，便在笔下常常出现。
　　读了不少青年学者、评论家的文章，我慢慢悟出，他们的语言跟我们的正好相反，是一种“感性化”的语言。读了一些新理论，记住一堆新概念，然后凭借自己对作家作品的感觉和态度，把自己的全部体验倾注笔端，写作就算完成。他们没有太深厚的文化理论背景，内心也不存在什么新旧冲突，最富有的就是敏锐而鲜活的心灵感受、思维想象、艺术直觉。他们的写作没有负担，惟我独尊，轻松上阵，因此文笔才能那样潇洒，用词才能那样自由，个性才能那样彰显。他们写的就是他们自己。我真诚地认为，这种感性写作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进步，它会造就出一些好的评论家的。但是，我也注意到，这种“感性”的批评方式和批评语言，也有许多缺憾。譬如无节制地运用新概念、新名词，本意是想阐释你的批评对象，结果却是对象与评论分离，对象被概念和名词淹没，让读者一头雾水，只感觉新奇，你的批评目的也难以达到。譬如你一味挥洒自己的个人感受，评论本身的“理性内核”就会被冲淡，读这样的文章常让人觉得不知在论述什么，难以给人理性启迪。文学批评终究不是“杏仁露”，也不是“空调风”。
　　“理性”语言太僵硬，“感性”语言太朦胧，其实评论语言的最高境界，还是感性与理性水乳交融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我们不妨称它为“智性”的或“智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在哪里呢？在那些文化修养深厚的作家、学者、评论家那里。“五四”时期的一代大家，如鲁迅、胡适、钱穆；后来的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等，他们运用的就是“智慧”语言。现在个别一些四、五十岁中年学者，也逐渐在接近“智慧”的境界。那些大家，他们文化根底深广，学贯中西，视野开阔，始终保持着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独立；面对世事沧桑和人生悲欢，恪守着一颗纯真而宽广的赤子之心。因此，当他们拿起笔来，主宰他们写作的，不是僵化的理论教条，也不是狭窄的个人感受，而是全部的人生智慧。这智慧里浓缩了他们的个体感受和情感、文化积淀和理性思考以及人生态度和人格境界。简言之，他们笔下流淌的是他们全部的心声。从这个角度讲，“叙述就是一切”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读他们的文章，既能窥见评论对象的“庐山真面目”，亦能读出作者独特的思想和风姿，且语言本身就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有时，他们的一篇短文或者寥寥数语，就让我们品味不尽。
　　说到底，一个学者、评论家的写作语言，是他的个性、修养、境界的综合体现，是人生智慧的结晶体。“理性”语言，放弃了个体生命的丰富感受，让概念、理论牵着鼻子走，不足取。“感性”语言，让任性、飘忽的感觉支配写作，抽掉了评论的理性属性，也无前途。只有“智慧”语言，熔感性和理性、个体和人类为一炉，才能抵达真正的学术境界。我想，还是从前辈学者那里多学点东西，才是正路。
　　
　　※ 段崇轩，著名学者，代表作有《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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