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建设》2008年第9期刊发了南通大学文学院胡俊国老师的文章《(愚公移山):道德文本还是哲学文本?》(以下简称“胡文”),读后深受启发,同时也促使自己对《愚公移山》进行了深入思考,下面将本人的拙见与大家作一交流,敬请批评指正。
《愚公移山》是中国古代寓言中的名篇,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把它编排在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苏教版把它编排在九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对《愚公移山》一文的学习,人教版侧重于对课文内容和艺术魅力的理解,苏教版则侧重于对阅读经典的方法的训I练,但不管怎样,对其寓意的准确把握和解读是学习时的首要之举。
在经典名篇的学习,特别是古诗文的学习中,重返文本产生的原始语境,寻踪探源,对理解文本的真实意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也是阅读经典名篇的一条重要法则。《愚公移山》出自《列子》的《汤问》篇,这一篇通过殷汤与夏革君臣之间的问答,探讨了物之始终、有无极尽、巨细修短等哲学命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殷汤问于夏革”的问题中,涉及了对“巨细”“修短”“异同”等哲学概念的思考:“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异同乎?”夏革并没有直接回答殷汤的问题,而是列举了诸多与此有关的故事,以故事说明道理,《愚公移山》就是其中的一篇。缘于对作为道德文本的《愚公移山》故事结尾的困惑——“最后的移山不是由愚公完成,而是由神来完成的”,胡文从文本的自身逻辑和文本的寓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质疑,并由此重返《列子·汤问》的原始语境,探究文本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从而达到了对《愚公移山》文本的新的突破性解读,即从哲学的视角对文本的逻辑结构进行审视,得出结论:事物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下矛盾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解读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愚公移山》的哲学思考更是拓宽了我们对这一寓言名篇的解读视角,丰富了文本的意蕴。
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当再次回到《列子·汤问》的原始语境时,我们看到,在“物有巨细平?有修短乎?有异同乎?”的哲学命题背景下,在夏革讲述的故事中,《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是一前一后,接连提出的,文本对愚公和夸父的态度十分鲜明:一个量力而行,一个自不量力;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一个褒奖,一个贬责。那么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呢?原因在于是顺道还是违道:愚公打破世人急功近利的眼光,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是顺道的;夸父恃能以求胜,徒有勇力而无理智,是逆道的。这或许是夏革讲述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所在。
《愚公移山》的哲学意蕴,除去它在原始语境中所蕴涵的做事情要遵道而为、量力而行的哲学警示外,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当中。在与河曲智叟的对辩中,愚公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这段话实质上揭示了《愚公移山》哲学意蕴的关键:对待事物或问题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过于急功近利,要有发展的眼光,要懂得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实现预期的目标就会有希望。
节选类的课文,特别是古诗文,如果脱离了原文的历史语境,作为另一种话语形式呈现,便具有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意义内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意义内核是不受原文语境束缚和制约的。《愚公移山》的故事,脱离《列子·汤问》的原始语境,以寓言故事的形式进入当下的中学语文课堂,便具有了“寓言”这一文学样式的因子,同时也具备了道德文本的特质:通过“愚公移山”故事的学习,在愚公及其家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不畏艰难、坚毅执著、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当下身处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具有道德训谕的作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继承和发扬,这也是作为寓言故事的《愚公移山》的应有之义。
胡文认为作为道德文本的《愚公移山》最后的移山不是由愚公完成的,而是由神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愚公的形象,在结构上也有画蛇添足之嫌,感到有些困惑,于是求之于哲学上的解读,对此,我并不赞同。在逻辑上,尽管移山是由夸娥氏二子完成的,但前提是山神惧其不已,天帝为其感动,这不但不会削弱愚公的形象,反而从侧面进一步凸显了愚公精神的伟大:试想山神都害怕愚公叩石垦壤,不停地干下去会使自己无藏身之地,天帝都被愚公的所想所为而感动,这样的形象还不高大吗?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神仙帮忙,按照愚公的分析、推断和努力,山也是迟早会被移走的,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神话的结尾,我想,撇开《愚公移山》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外,是因为文本更多的是想借此昭示愚公所想所为是“顺道”的,是值得称道的。从今天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它让读者提前看到了愚公移山的结果——“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强化了寓言的教育意义。
寓言是一种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寓言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情节高度凝练的故事中得到揭示。在人教版《愚公移山》一文中,编者在学习提示中这样写道:“面对家门前的高山,一位年近九十的老翁居然决意与全家人‘毕力平险’,这是聪明的举措,还是愚蠢的行为?”在课后的“研讨与练习”第三题中又写道:“有人说:‘愚公真的很愚。大山挡了路,自己去挖山本来就傻,为什么还叫子子孙孙去吃这苦头呢?绕山开路或者干脆搬家不就行了吗?’对此,你怎么看?”这样的编写设计是欠斟酌的。
虽然《愚公移山》讲述的是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立志移山的故事,但对该文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本身。正如胡文所言:“从上下文势来看,移山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注意的焦点,叙述者借助愚公和智叟的对话来说明他对哲学问题的认识。愚公不计利害决定移山的选择只是其哲学观在具体行为中的必然反映。”也就是说,在了解了故事的内容之后,故事的本身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而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寓意或道理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的。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让学生联系现实的生活经验来探讨愚公移山是聪明还是愚蠢,来探讨为什么要去挖山,就不仅是对《愚公移山》本义的扭曲,也是对寓言这一文学样式的践踏,需要我们警醒和反思。人教版在学习提示中还说:“在你前进的道路上,或许有时也会面对如大山一般的艰难险阻,你将如何选择?本文或许能给你一些有益的启示。”苏教版在“探究·练习”一中也写道:“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故事的结局是天神帮助愚公移走了两座大山。你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否有损愚公的形象?”这样的编写设计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体现了寓言这种文体的教学特点,值得肯定。
在传统教学中,《愚公移山》历来被视为道德训谕的文本,而鲜有哲学视角的审视,胡文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肯定《愚公移山》的哲学意义,并不是等于忽视甚至否定文本的道德意义,它只是让我们多了一个解读的视角,从而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文本的寓意。所以,《愚公移山》是哲学文本,亦是道德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