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刊)“特稿”栏目刊发的《会说谎的作文》,关注了一篇有两万多网友围观跟帖的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网络红帖。
　　帖子总结了“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今天在马路边捡到一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储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跟帖网友还一起总结了“当年作文簿上出镜率最高的话”:“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爱我家,我更爱我伟大的祖国”、“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帖子的作者还留心过历年高考满分作文,“其中不乏高大全的叔叔——得到好心人帮助,转身到五星红旗下敬礼的哑巴叔叔;奋不顾身跳入激流抢救国家财产的欧叔叔;上街卖茶叶蛋资助贫困学生上学的邻居叔叔……”。随帖的调查显示,58%网友认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哈哈……”
　　《会说谎的作文》作者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成型史高度相似,基本都出现过相同的条件反射症状——说开会就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想起张海迪姐姐就满含愧疚,而长大了的他们大都摆出清算与自嘲的架势回忆当年,恨不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重活一次”。更有甚者,一名70后的媒体编辑,因在当年的作文中写过“在新中国,最能体现和维护祖国尊严的人,是大使馆前的哨兵们,他们能抵挡住外国人的美金和美女的诱惑,忠诚而坚定地站着”的句子,被现在的同事翻出来,结果竟然使“多年的光辉形象瞬间悲剧了”!
　　写过此类作文的人,回想起作文中的种种,可能会因幼稚而好笑,可能会有现在不必“端着”的庆幸,也可能会有成熟之后自以为是的高明。
　　这种急切地清算过去,狠狠地自嘲作文中说谎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学生为什么喜欢在作文里说谎?说谎的作文真的“教会了中国人说谎”?不说谎的作文就好吗?
　　一、嘲笑说谎作文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们注意到,调查表中只有5℅的网友认为“以前的自己很傻很天真”。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觉得在作文中说一些没技术含量的小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意味着他们大多数并不认为自己现在就比以前高明。这种“现在不比以前高明”就包括道德上并不具备优越感。所以,网友嘲笑说谎作文,主要不是从道德的层面。这一点,《会说谎的作文》后文有着深刻的思考:“不同时代的人成长中有相同的双重人格印记”,因为,不仅小时候在作文中说谎,成人后有多少人仍在不停说谎?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的小说大受追捧,除了其贫嘴人物的幽默诙谐外,最主要的是小说人物奉行的处世哲学:“我是流氓我怕谁。”作者摆出一副嬉皮腔调,嘲笑一切否定一切,“消解权威,躲避崇高”。凡是以前肯定的,他就否定;凡是以前否定的,他就肯定。在那个春回大地的年代,经受个性压抑的读者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体会到的是“一点正经也没有”不必“端着”的畅快,在“玩的就是心跳”的鼓动下毛血贲张。
　　清算作文中的幼稚说谎,相当一部分人在嘲笑声中找到了消解崇高的快感。有人说,与以往推崇理性、标榜伟大、宣扬崇高的偶像相反,今天人们的旨趣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躲避崇高甚至嘲笑崇高似乎成为了时尚,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越来越张扬个性的年代,对诸事以“打酱油”的心态对待。
　　二、学生为什么喜欢在作文里说谎?
　　“美文”的示范。首推选入教材的美文示范,如《风景谈》《爱迪生救妈妈》,还有《松树的风格》《荔枝蜜》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选文的标准把思想正确放在首位,课堂上,教师的分析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展开,学生当然认为作文里人物形象是否高大、主题是否宏大是作文好坏最主要甚或唯一的标准。除了受课本选文影响,像《作文通讯》之类的作文刊物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号称“鼓励写真话,诉真情”的《作文通讯》其实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刊载的许多学生作文,虽然少了些口号,像网文里提到的“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为简单易记易模仿又“能画龙点睛”式的“必杀结尾句”,仍然俯拾即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教师的引导。语文教师业务素质不高,以为作文中的“善”等同于作文的“美”,过分强调作文的思想价值,从而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才情。素养不高还表现在教师指导学生作文缺少科学的方法,完全依赖一些作文技巧速成工具书,让学生依样画葫芦,这样他们笔下就产生了新“八股文”。还有一个因素是诸多论者忽视的,即好作文的标准并不固定统一。在一轮又一轮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好作文的最高标准经常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会儿说要思想积极,一会儿说要有文采,一会儿说要真情实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部分一线教师本来有自己的判断,但在一波又一波关于好作文的争论下,以及一些所谓“满分作文”的启发下,遂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为了不让学生倒在应试的门槛前,只好跟紧潮流,于是就出现了雷锋叔叔的素材感人就写雷锋,据说写陶渊明会显得有文采就写陶渊明的现象。
　　学生的投机心理。网友嘲笑说谎作文,其实否定的是两种作文模式,一是为使主题感人,找些光辉的人物事迹,或喊些“我爱我家,我更爱我伟大的祖国”之类宏大正确的口号;二是为求快速作文,套些“在灯光下,看着妈妈的白发,我……泪流满面……我一定要……”之类的固定句式。
　　作文必须要有写作的冲动,至少是有诉说的欲望。如此状态下作文,才不会感到痛苦。要想写一篇好作文就更是不易,虽不至于要“两句三年得,一语泪双流”,大抵要费心费神下一番功夫不可。现实情况是,学生的作文都是别人出题,题目又多是让学生“端着”以大写的人的姿态谈“诚信”、“奉献”之类,学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常常是无病呻吟强说愁。学生为了减轻痛苦减少折磨,找一些早被教师肯定的作文模式来套作,省事又省力。至于作文分数,只要不是太差就行,反正也没抱什么希望。这样的心态就造就了中规中矩千篇一律的文章。
　　另一种投机心理是,学生信奉“文如其人”,文章中不敢写现实中的我种种上不得台面的心理与琐事,害怕别人嘲笑挖苦,于是要么讴歌偶像的光辉思想以表明自己思想正确,要么编些高尚的行径来装扮自己,既能达到思想健康的要求,说不定还可以因为“正确”博得赞许。他们也不敢在作文里写身边人的种种不堪,害怕别人对号入座。
　　三、说谎的作文真的那么可怕?
　　《会说谎的作文》的一个小标题是“作文教会中国人说谎?”易中天在《道德批判的原则和底线》(《南方周末》2009年6月18日刊)中说:“那些狡猾的‘标题党’,会虚情假意地打上引号,再加上问号,以规避责任。”在对说谎作文充满嘲笑鄙弃的《会说谎的作文》里,“作文教会中国人说谎”的判断不证自明。
　　问题是,不考虑对象与环境,认定在作文中写“我爱我家,我更爱伟大的祖国”之类的句子就是在说谎是否合理呢?
　　现在读“半个馒头顺着水沟,一直漂到非洲,送到饥饿的无产阶级兄弟手中”这样的句子的确好笑,“很傻很天真”。我们要说的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说话的当时很可能一点儿都不觉得“傻”或“天真”,相反,是既兴奋且严肃的。在集体无意识或者说个性缺失的年代,大家被一种单纯和美好包裹,沉浸在幻想和激情中,容易说一些浪漫的话,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看起来是谎言的,那时却是发自肺腑。孙文辉《“受得了”抑或“受不了”》(《语文学习》2010年第2期)一文谈到现在的课堂对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情感处理时,有教师认为诗歌的情感叫人受不了,孙说“这种情况绝对不能轻易否定,甚或不负责任地嘲笑,没有必要连诗歌中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情怀一棍子打死,因为这种情感是能够超越时代的”,即使连舒婷自己今天也说“受不了”,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性遭遇理性审视时的害臊,绝不是对诗歌情感的断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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