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莫泊桑 欧•亨利 人本体 生存困境 悲剧性
摘 要:作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巨匠的莫泊桑和欧•亨利,在创作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选取了莫泊桑的《流浪汉》和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用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和中西方现代悲剧理论对两文进行比较评析。在相似的结构情节上,两文都表现了关于人本体的生存困境,并进而揭示人本体生存困境的悲剧性。
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坛上崛起的两大短篇小说巨匠。这两个不同民族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布局、独到的创作技巧等,欧•亨利也由此被称为“美国的莫泊桑”。从他们的作品被世界读者赞誉至今的一百多年间,读者们对两位作家的创作纷纷进行比较评品,在比较之中,挖掘和发现了许多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家创作上的艺术共性和个性。然而,当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把他们的作品放置于现代的文学评论中时,却发现两位作家的创作,又发出了另一种震颤人心的新声。在此,我们选择了莫泊桑的《流浪汉》和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希望通过一定角度和范式的比较分析,让大家聆听两位作家用不同的创作手笔、不同的心灵体验弹奏出的一曲悲怆的时代谐音。
莫泊桑的《流浪汉》写于一八八七年,小说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穷苦木匠雅克•朗台尔一心想凭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但现实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他在外地流浪,又冷又饿,在到处哀求找活干又得不到人的信任后,他甚至希望把他错当坏人的保安警察将他抓走后能把他关押起来而不至于饿死。后来,他被赶出小镇,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窜入一家人的厨房,饱餐了一顿酒肉,醉得发狂后,竟失去理智,侮辱了一个姑娘,结果被警察抓走,判了二十年的刑期。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则写了一个名叫苏比的穷困失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了不至于被冻死饿死而故意犯罪,希望能够进监狱安身,但他六次惹是生非,警察却置之不理,最后当他来到一座教堂边上,听到教堂里风琴师弹奏的纯净动听的赞美诗时,他决意改邪归正,这时,警察却逮捕了他。
事实上,这两部作品在结构布局和情节构思上已经具备了极大的相似性,但这个不是本文的评析的重点,本文意在结合两文结构和情节的相似性,运用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及中西方现代悲剧理论,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生存困境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个超越时代却又切实可信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在十九世纪进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过程中,创作的触角在社会的、现实的范围之外,已然伸及了人本体,有了对人本体生存真实性的思考和表现:人本体的生存困境构成人的另一种悲剧。以下是本文对两文在这一命题上的探索。
一、关于人本体的生存困境
人的生存困境是一个原始而永恒的话题,“原始的宗教仪式总是与人陷于危机,尤其是陷于重大危机的生存困境密切相关”。随着人和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迁移,人会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即从一个生存困境走进另一个生存困境,人由此也开始了对自我生存困境的审视和思考,并把自己的困境归结为:自然困境、社会困难、精神困境和人本体困境。而人本体的生存困境表现为本体生存与宇宙的关系,中心主题是生存本体的固有困境。用哲学人类学开创者马克斯•舍勒的话来说,就是人从来没有像现在成为有问题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他以无比的忧虑来研究自己的意义和世界,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每个人都模糊地认识到,人的问题即是决定我们的命运的问题。我们对两文的评述从生命本原的困境开始:
1.生命本原的困境——孤独的流浪汉
小说不约而同地写了两个孤独的流浪汉,雅克•朗台尔和苏比。
雅克•朗台尔,一个二十七岁的木匠,为了简单的生活,不停地走了四十天而到处找工作。一路上,只要有活,他什么都干,然而,他却“到处遭到拒绝,到处受叱骂”,“时刻感到那些安居家园的人们对流浪汉的那种轻视”。秋末的夜晚,风在树间呼啸,雨下得又细又密又凉,身无分文、疲倦至极的雅克•朗台尔穿着薄薄的一层破衣服,一边忍受着侵骨的寒冷,一边忍受着野兽般的饥饿。茫茫大地,却让这个流浪汉走投无路。最后,一头荒野外的母牛总算让雅克•朗台尔度过了那个夜晚:年轻的木匠喝光了母牛丰硕乳房里的每一滴乳汁,然后挨着母牛温暖的大肚子过了一夜。生活目标极低的木匠坚信能凭自己的力气养活自己,“哪怕每天只挣一个法郎,糊张嘴总还是够的”,然而当他第二天用了更为谦恭而近乎哀求的语气继续寻找工作时,得到的依然是充满鄙视和恶意的回答:“我的活儿不是给大路上碰见的人做的”,“你应该看看村口贴的那张告示。在本村所辖的境内,求乞是禁止。告诉你,我是这里的村长,你如果不快滚开,我就派人把你抓起来!” 至此,雅克•朗台尔陷入了一种终极的生活困境,原始的对生命本原的追求遭遇了最为低俗,最为恶劣的残杀!
与雅克•朗台尔不同,苏比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流浪汉,但穷困失业、无家可归让他同样陷入了生活困境:冬天的夜晚,苏比是在广场喷泉附近的长凳上度过的,为了御寒,他只能把“三份星期天的厚报纸塞在上衣里,盖在脚踝和膝头上”,但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抵御寒冬,“苏比没打算去地中海游弋,也不想去晒南方令人昏昏欲睡的太阳,更没考虑到维苏威湾去漂流”,他衷心企求的竟然是到监狱里度过三个月的寒冬!这显然是一个处于生命终极困境的流浪汉无奈的选择,全然暴露了他对生命本原最低级的捍护。
“人的最原始的感情就是自我生存的感情,最原始的关怀就是对自我保存的关怀。”毋庸置疑,雅克•朗台尔和苏比,这两个孤独的流浪汉,他们被迫面临的不仅仅是无处藏身、没有信任的孤居独处的孤独,更是对饥饿、寒冷、疾病、死亡的无可逃避的孤独,而这正是人的生命本原的困境!
2.生活价值的困境——逼良为“娼”
(1)雅克•朗台尔:常态生活价值到异化生活价值。
“一切可称为悲剧性的事物均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领域中活动。”陷入生命本原困境的雅克•朗台尔随之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生活价值的困境,当然,这种困境来源于对生命无法自我保存的悲伤、怀疑与复仇。小说一开篇,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虽然穷困却依然坚强的年轻小伙,但随着自己一步步地陷入无以自拔的危机,雅克•朗台尔的内心逐渐变得脆弱:“当天渐渐黑下来,雅克•朗台尔筋疲力尽,腿疼得跟断了一样,肚子空空,心里非常悲伤……”当天完全黑了,雨又越下越大,“他朝四面看了一看,眼光里充满了忧郁”,悲伤和忧郁在年轻的木匠心里又慢慢地酿成了愤怒:“他有两条不怕干活很有一把力气的胳膊,却闲着没事干,这多么叫人痛心;又想起留在老家的双亲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有,这一切使他心里渐渐地充满了愤怒,这股怒气每天、每点钟、每分钟都在积聚……”“命运是这样的不公正,他感到非常愤慨……”他不止一次地把大自然,那个瞎眼的母亲的不公道、凶狠、阴险,都怪罪到人的头上。于是,愤怒又变成了咒骂:“混账”、“这一群猪猡”、“为什么他们听凭我活活饿死呢……”当最后连希望自己被错当坏人关押起来而乞求赐口饭吃的愿望也得不到满足时,年轻善良的木匠内心无可遏制地迸发了复仇的怒火:“要是你们听任我去挨饿,那你们就是逼得我去干坏事。活该你们倒霉,你们这些阔佬。”木匠真的干了坏事:他窜入一户农家,饱餐了一顿酒肉,又借着醉意,侮辱了一位姑娘。我们眼见着流浪汉雅克•朗台尔在生命本原的困境中左冲右突,生活的价值在冲突中遍体鳞伤。如果说年轻善良的木匠一开始内心抱着的还是一种常态价值,那么当他在困境中力求突围时,却已变异成了一种异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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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比:生活价值的错位到生活价值的复位。
如果说雅克•朗台尔的常态生活价值是慢慢地变异的,那么苏比的生活价值的错位却显得如此强烈而又坚定。当他别无所求地选择故意犯罪而希望得以对生命的自我保存时,生活价值的错位才刚刚开始。六次惹是生非,却又每次不能如愿,我们除了感叹命运老是捉弄穷苦人外,不得不对苏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对生存执著的渴求而发出另一种感叹,当然,这决不是对生命奇迹的感叹,恰恰是对生命无法创造奇迹而不得不践踏尊严和价值的感叹。这一声感叹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泪水:当苏比闯进饭馆,饱餐一顿后,向侍者坦白,希望能招来警察,两个侍者却“干净利落地把苏比往外一叉,正好让他左耳贴地摔在铁硬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像木匠在打开一把折尺……”苏比遭遇的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痛,更是被生存扭曲了的生活价值毁灭的伤痛!宗教的力量是巨大而又神圣的,曾是如此执著地按着自己错误的坐标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向的苏比觉醒了,教堂里风琴师奏出的赞美诗“使他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他猛然对他所落入的泥坑感到憎恶”。苏比决意要重新做人了,“一股强烈迅速的冲动激励着他去向坎坷的命运奋斗。他要把自己拉出泥坑,他要重新做一个好样儿的人”。上帝让苏比找回了自己,苏比的生活价值也复归原位。
3.生存自由的困境——殊途同归
虽然两人的生活遭遇不尽相同,但谁也不会想到,最后等待他们的却是同样的结局:他们不得不接受牢狱之灾。这样的结局固然是两位小说大师在创作上的神来之笔,但我们对此的关注不仅仅是小说结构上独特的艺术化处理,更多的是两位流浪汉对生存的无奈选择,从一个困境走向另一个困境,这正是生命形式的悲怆和荒谬!
(1)雅克•朗台尔——不是我错,那是谁错?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就是对生存的需求。“如果一个人极度饥饿,那么除了食物外,他对其他东西会毫无兴趣。他梦见的是食物,记忆的是食物,想到的是食物。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只感觉到食物,而且也只需要食物。”
我们是在对食物的极度渴望中“认识”年轻的木匠的,木匠并非是想依靠嗟来之食,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却始终没有忘记“食物来自劳动”,但他坚定的信念让他处处碰壁,而且情形越来越糟。木匠不得不“愤怒地咒骂”,继而信念动摇,接着甚至希望被人当作坏人抓走关押起来能得到一碗饭吃,最后走投无路干了坏事,当他沉醉于人的最原始生存欲望得到满足的幸福中时,却真的被抓走了。加缪在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中阐明了人的荒诞处境,并提出了著名的公式“我反抗,故我在”。显然,对于一个生存个体的存在,雅克•朗台尔是一个困境中的反抗者,但他的反抗并没有让他摆脱困境,相反,却不断地从一个困境走向另一个更深险的困境。萨特说:“存在就是自由”,“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自由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在世界中选择自我。”雅克•朗台尔在自由选择上遭遇了无奈和尴尬,而这种无奈和尴尬来源于他和社会、他人的冲突!“人是绝对自由的,但他人和社会总是限制人的这种绝对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冲突的,冲突就是人的存在的原始含义。因此,他人是地狱。人面对的是虚无,是一个荒谬的世界。”雅克•朗台尔应该是无法摆脱困境的,他的生命存在形式就是自我与生存困境的无尽反抗,而反抗的结果则是从一个困境走向另一个困境,这本身就是生存的悖论。雅克•朗台尔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我错,那是谁错?
(2)苏比——上帝死了,我还活吗?
苏比在对生命最原始欲望的执著追求中,生活却戏剧化地嘲弄了他,他的反抗也无法使他走出困境。最后,教堂里传出的赞美诗的美妙声音使苏比的生活价值突然有了巨大的改变,上帝神圣而仁慈的心灵之光照亮了苏比黑暗的生命旅途,他对自己在这之前的一切生活内容感到憎厌,他发誓要做一个“煊赫一时的人”。上帝似乎在瞬间拯救了生存灾难中的苏比!然而,警察却在此时毫不客气地带走了他!让苏比走进监狱的不仅仅是警察,更是那陌生的、不可理解的荒谬世界。加缪说:“产生荒谬的根源在于人对幸福和理性的呼唤与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对于苏比,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人身的自由,还有人对自我生存的自由的选择,更有在绝望中新生的希望。没有什么比信仰的断裂更让人绝望,尼采说:“上帝死了。”在刚刚以为自己获得生存自由的苏比心里,有一个更为疑惑和悲哀的问题,那就是“上帝死了,我还活吗?”
二、关于人本体的生存困境的悲剧性
我们对两文的述评是从作为人的生存的真实性切入的,这样的视角并不是想削弱两位小说大师蕴涵于本文的对当时黑暗现实批判的强烈性,而是希望以这样的艺术功能为奠基,发现并力图阐释一个并不偶然的问题: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关注了人本体的生存困境。
康德早就指出,人必定要弄清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怎样做?我能期望得到什么?从生命本原的困境到生活价值的困境,再到生存自由的困境,苏比和雅克•朗台尔对于自己的生命形式始终处于苦恼、焦虑和迷惘当中,在对两文的条分缕析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正是人本体的生存困境。苏比和雅克•朗台尔在困境中作了艰苦的反抗,反抗构成了生存的意义,却由此走向了虚无和荒谬,那么反抗是无意义的,生存也是无意义的,这是生存的悖论。悖论源于世界的荒谬!萨特说了,人是自由的,他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造就自身,然而他人和社会总是限制人的这种绝对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冲突的。他人是地狱,人面对的是虚无,是一个荒谬的世界。荒谬的世界给予人的是一种荒诞感。加缪也说:“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浪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回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而当人意识到自我的荒诞处境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绝望与悲剧。“肉体生命的紧张与死亡的必然;人对理性的坚信与他们居住的世界的非理性;自然本能的生命降至机械的日常苦工;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自己的分离;其结果是强烈的绝望。这种绝望的状况就是荒诞。在一个人的世界中,在一个人的社会中,一个人在自身的直接生活中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当人意识到这种处境,悲剧就开始了。”荒诞的世界正是以一种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力量毁灭了苏比和雅克•朗台尔,两人由此在精神归属上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召回的流浪汉。“如果悲剧性的现象出现,那么一种价值无论如何必然毁灭。当然在人的范畴内这并不一定指人生命的终结。不过,人内心至少得有什么遭到毁灭,诸如计划、意志、力量、财富、信仰。”“无论悲剧人物是怎样善良,怎样幸运的一个人,他都被一种既不可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毁灭。”鲁迅也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莫泊桑和欧•亨利在小说中对于人本体生存困境的艺术化表现并不是出于偶然的,那是两位小说大师对人、对社会、对生活积极而深刻的思考结果,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诞生证明了这一点。而人本体生存困境的悲剧性则又为现代悲剧的美学精神加上了一个新的元素。作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们在创作精神上的超前和协同不能不令我们发出惊叹!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雷小青,浙江省衢州学院教育系讲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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