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吴越文化 地域风情 人性自由
　　摘 要:本文主要从地域风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风俗世界)和人性自由两个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中的吴越文化意蕴。
　　
　　地域性文化是个立体的系统，它有以下特点:一是对生存区域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习惯的影响，这是其表层内容。二是对生存区域人们的风俗和礼仪制度的影响，这是其中层内容。三是对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的影响，这是其深层内容。可见，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特点､思维方式等，更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和艺术创作。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①而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会更直接更深刻地受到所在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②
　　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本文就是依据文艺文化学，考察吴越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个历史的概念。吴越文化的审美理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变化。先秦时期的吴越民族是好武善战的，早期因为生产力的落后，水常常给吴越带来水患，吴越人为了征服水患，性格中也就多了勇敢､雄悍､冒险的个性。而后期的吴越地区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水患大大减少。水使吴越山川秀丽､物产富饶､交通便利，并成为鱼米之乡。他们感受到山川水土之美，由此造成了吴越文化崇尚自然､情感细腻等文化特征。又因为北人南迁，吴越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加上中原文化的撞击和推进，使吴越文化性格发生嬗变。同时，吴越文化因为远离传统的政治中心，儒家礼教的影响就比较小。因此，吴越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自然人性论，更少一些对人性的束缚。所以，魏晋以后，吴越文化从此告别了充满野性和朴拙的童年时代，进入了诗性文化时代。在晚唐五代实现了诗性精神的成熟。文人创作呈现超功利的审美特征。
　　因此，我认为，诗性和自由是吴越文化的深层精神，它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们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能读出浓郁的诗性和自由精神，读出浓郁的吴越文化意蕴。
　　
　　一､地域风情
　　
　　汪曾祺的风俗小说大多描写的是吴越地区的民间生活原生态。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往往出现大量的地域风情。地域风情包括山川风光等自然景观､楼观村镇等人文景观以及世俗民情等文化习俗。
　　其一，自然景观。杏花春雨的吴越之地的自然景观是汪曾祺的精神原乡。汪曾祺在自然山水中寻找美，寻找缠绵的诗情，释放自己的心灵。所以，他崇尚自然，在小说中大肆描绘自然景色。
　　吴越之地地处亚热带，湿润多雨，又水网稠密。因此，“水”构成了汪曾祺小说自然景色中最主要的特点。汪曾祺认为:“我的家乡是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③
　　水的柔性是一种品质。水可以冲淡一切，水又是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这一点与汪曾祺的追求诗性的审美情趣非常合拍。因此，他的作品中到处可见流动的水。应该说，吴越的水已融入他的艺术生命之中。在不自觉中，水已经成为他许多作品的背景，甚至成为整篇小说不可或缺的内容。
　　如《受戒》中的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柔和的水面上。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和灵性。明海和小英子在水上相识，之后又在水上相会，既渲染了地域风情的优美，更渲染了人物品性的美好。
　　又如《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故事也始于水。巧云在淖边的一只空船上洗衣服，不慎落水，被十一子所救。两人爱情的升华也是在水上，巧云叫十一子到淖边，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水成了他们爱情的见证人。柔和优美的水也渲染了他们美好纯洁的爱情。
　　因为雨多水多，吴越之地一年四季色彩丰富，生机盎然，而且氤氲､灵动､多变､魅力无穷。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汪曾祺张扬诗性审美的载体:
　　如在《受戒》中两段写景文字: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屋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屋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众多的水､桑树桑椹､瓜豆蔬菜等等，都是典型的吴越风光。这种吴越风光清澈､明净､柔性，富于诗情。小英子家的四周围繁花掩映，树木成荫，菜圃成片，堪称世外桃源，令人心旷神怡。如此优美的自然景观凸现了吴越文化的诗性精神以及人性的自由放达。
　　又如《鸡鸭名家》中的一段写景文字:
　　
　　白莲湖是一口不大的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湖边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的一闪，快如疾箭。
　　
　　这片充满天籁的节奏和旋律的白莲湖景色也颇具吴越特色，为衬托人性的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二，人文景观。汪曾祺也喜欢在小说中状写人文景观，以凸现吴越文化意蕴。
　　如《受戒》中对“荸荠庵”的外观的描写: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汪曾祺对“荸荠庵”的外观描绘是很细致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营造小说的背景，而更是含有作者的创作深意。一般而言，庙宇建于深山之中，与俗世隔离，而“荸荠庵”却建于水边，建于世俗之地，这也为“荸荠庵”和尚们奇特的生活习俗作了注脚。而两副对联的内容也与小说要表现的内容相一致，衬托了吴越文化区域的人重义轻利的人性和崇尚自由平淡的观念。
　　汪曾祺的作品也经常出现对酒店和茶馆的描写，既展示了吴越文化的丰厚内蕴，也体现了汪曾祺对人的关注。这种对人性的尊重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等功利性层面，直接指向人的生命形式和生存形态。这显然受到吴越文化超功利诗性精神的影响。
　　其三，风俗世界。风俗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统精神，它是一个民族最根深蒂固的存在形式，经过隐性遗传，沉淀于每个民众的心中。风俗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吴越文化精神在他刻意描绘的风俗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如《三姊妹出嫁》中有对当地“剃头”的详细描绘:
　　
　　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奏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弓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试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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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岁寒三友》有对“放焰火”的详细描绘:
　　
　　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芝麻灌香肠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而《故里三陈•陈四》更是一篇风俗小说。全篇不足四千字，却有三千字写迎神会赛的民俗风情，写出了一种原始的､古朴的“欢乐”情调。挑茶担子､花担子的，舞狮子､“站高肩”､踩高跷､跳判的，写得十分热闹，而小说的主人公陈四的故事却十分简单，写他挨打，大病，卖灯……三百多字而已。
　　汪曾祺作品中还置入了一些当地的民歌俗谣，大大增添了民俗风情的艺术效果。风俗是质朴的，人的情感的宣泄和欲望的扩张都能顺其自然。汪曾祺让浓郁的吴越风情､地方风俗增加了人物的生命气息。风俗质朴的本质直指着人性的质朴､自然，这也意味着人性的“天人合一”。
　　汪曾祺还在小说中多处写到吴越文化区域的吃食。如在《茶干》中的描写:
　　
　　万顺家的酱菜样式很齐全:萝卜头､十香菜､酱红根､糖醋蒜……什么都有。最好吃的是甜酱甘露和麒麟菜。甘露，本地叫做“螺螺菜”，极细嫩。麒麟菜是海菜，分很多叉，样子有点像画上的麒麟的角，半透明，嚼起来脆脆的。孩子买了甘露和麒麟菜，常常一边走，一边吃。
　　
　　这凸现了吴越文化的食文化。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俗现象随处可见。当然，这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都展现了吴越文化意蕴。
　　
　　二､人性自由
　　
　　吴越文化洋溢着“崇尚柔慧､厚于洋味”的人文关怀。诗性的吴越文化少功利性，多自由精神。汪曾祺深受影响。而且在汪曾祺的生存时代和生存空间中，受外界的各种束缚多，这让他感觉人性的压抑。正因为如此，故乡人的人性自由，是他所渴望的一种人生理想。这种人性的自由，是生命自身的和谐。这在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受戒》中的荸荠庵虽然是佛门圣地，却没有一点清规戒律。小说把和尚庙叫“荸荠庵”也很有深意。“荸荠”在现实世界中是充满泥土气息的，也就是很世俗的，这与佛教圣地的神圣和庄严形成强烈的反差，暗示小说对佛教生活的解构。而且，小说把“庙”说成“庵”，庙里僧众也承认这种称谓，这也是对佛教圣地的嘲讽。在当地，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将它当作谋生的职业。不仅出家目的是世俗的，而且寺庙的生活方式也是世俗的。寺庙住持不叫方丈而叫“当家的”，和尚可以唱情歌，可以找情人，可以不受清规的约束。和尚的各种“禁忌”被淡化。和尚可以娶妻生子､杀猪喝酒赌钱，无异于凡夫俗子。和尚们不受世俗的繁文缛节的束缚，也不必清心寡欲逃避社会，而是向生活敞开生命的怀抱，过得十分率性任情､自由放达。这种对佛教“泯灭人性”的否定和放弃，消解了佛教的神圣和庄严，合乎人的自然本性，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大淖记事》中，生活在大淖的女人们跟男人们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自己的肩膀吃饭。她们不依赖于男人，非常独立和自信。她们也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羞涩，也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嘴里也不忌生冷，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自然的人性在大淖得到充分的展现。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没有“规矩”，婚嫁很少明媒正娶，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可谓活得随心随性。汪曾祺以诗意的审美眼光去发现和挖掘人性美。他对现实的矛盾实现诗意化的超越。他注重的是写意，在审美上是和谐､宁静和单纯的。从这里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出他受到吴越文化中崇尚自然人性，少礼教制度束缚的观念的影响。
　　综上所述，吴越文化的诗性文化和自由精神，激发了汪曾祺的创作潜能，他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吴越文化风情。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诗性特征。这一切使他成为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的作家。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竺建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在职硕士，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① ［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M］．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7页。
　　② 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论［A］．饮冰室文23卷集(第四册)［M］．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28卷。
　　③ 《汪曾祺文集•散文卷》，［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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