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辛弃疾作为宋代词坛上的“词仙”和“词中之龙”，一个为词立法，一个集宋词之大成，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他们的人生经历､理想追求和文化人格不同，苏词和辛词在精神意蕴､人生境界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苏词呈现的是生命体验，主要表现的是超功利境界;辛词呈现的是人生体验，主要表现的是功利境界。
　　生命体验与人生体验是两种内涵和层次不同的自我体验。李春青认为“所谓人生体验即是人们对现实生活情境的感受，亦即在现实关系中所生成的对这种关系的主体反应。所谓生命体验则是主体在暂时超出具体生活情景之后，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自我感受。人生体验与现实关怀紧密相连，即使在体验过程中也是时时表现出对现实关系的执著关注;生命体验则仅仅与主体的纯粹自我感受相连……生命体验只有超越现实生活关怀，将人的情绪､情感作为唯一对象来把握时才有可能产生”①。生命体验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一种追寻，是人超越时空限制进入生命无限和生命自由境界，诗意地感受人之存在的应然状态。彰显人生体验的艺术作品往往具有浓烈的个性色彩和现实精神;彰显生命体验的艺术作品，则蕴涵着深邃的哲理性和美感，易于引起欣赏者强烈的情感共鸣。本文试以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为例阐释苏辛二人自我体验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它们各自的内涵。
　　苏轼与辛弃疾自我体验的不同主要源自他们人生观和人生境界的不同。苏轼怀抱利器，志向远大，但仕途坎坷，屡遭摧残，乃至长期徘徊于生命的边缘。政治斗争的阴暗､卑琐和险恶，使苏轼深深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于是他开始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和解脱。苏轼不再执著于在现实中确认自我的社会角色与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将现实生活指向心理本体，提升到生命本体的高度去体验。与此同时，苏轼并没有向自然回归和同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将积极入世和超越世俗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这些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建立起自己审美化的人生观。苏轼的人生境界是审美的､超功利的，他“做到了真正的旷达和执著，苏轼的精神超越不离对现实的执著，他从细微的现实生活中体味生命的本体，建立了以感性的心理自由为指归的审美人格。这种自由不否弃感性生命，也不否弃现实生活，只是对这一切进行不流于世俗价值关怀的生命感受”②。苏轼与庄子､陶渊明不同，他既超然物外，又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苏轼把儒家的用世之志与道家的旷达精神圆满地融合在一起，面对人世的艰难他不向外求索，而是在心理本体中寻找精神的栖息地，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了上与天通，下与地合，并从中体味生命的律动､宇宙的幽韵。因此苏轼的人生境界是一种天地境界､宇宙情怀。苏轼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凝结为独特的生命体验并借用词这种艺术形式完美地表现出来，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本真存在的应然状态和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敞亮了人们类似体验的意义世界。
　　辛弃疾具有崇高的品性､超卓的才智､杰出的胆识､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和纵横疆场､荡平敌寇､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在辛弃疾看来人生的价值即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理想抱负，因此，他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以强烈的人格独立精神和理性精神执著于现实理想的实现。辛弃疾不可能像苏轼那样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追求精神的自由，其文化人格的丰富性远不及苏轼。辛弃疾是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他对国家强盛的渴望远比一般人要强烈，洗)国耻，恢复失地，拯救民族危亡，是其毕生的事业､不灭的理想，以至于临终还大呼“杀贼”数声。对辛弃疾来说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觉担负起救世济民的神圣职责，即使受到强有力的压制，也始终不言放弃。现实功利关怀使辛弃疾无法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进一步升华，进入到更深层的生命体验中去，因此，辛弃疾的人生境界是功利性的，词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所谓“旷”与“豪”正是苏辛不同人生境界在词中的体现。苏词在广阔的时空联系中引发出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审美观照，凸显的是一种生命体验;而辛词却在广阔的时空联系中引发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凸显的是一己的人生体验。
　　先看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诗人中秋把酒，与月对话，追问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宇宙的奥秘。此时苏轼超越了现实功利的局限，以一颗自由的心灵和月亮进行情感交流，营造出人道和天道相浑融的境界。苏轼把酒问月既是对人生和宇宙本体问题的深层叩问，也是对自由精神空间的寻觅。所以，才会有“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心理体验。苏轼的人生境界是审美的，他既不执著于现实，也不脱离尘世，只是走向内心，以一片恬然澄明的心境来贴近现实体验生命感悟人生。“乘风归去”并不是苏轼的真正意愿，他并不相信能在远离尘嚣“高处不胜寒”的宫阙里觅到诗意的栖息地，所以，他要返回现实。“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世间固然充满艰难险阻，但只要以旷达的情怀对待人生，依然能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生活并不完美，人生有悲欢离合，就像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不必怨天尤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人生的得失荣辱､喜乐悲哀都无足轻重，只要平常而自然地生活下去做到随缘自适，心中就会一片宁静;只要以审美观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就能催生出生活的热情和美好的情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论人生有多少坎坷，多少不如意，多少遗憾，美好的祝愿总能够给人送去温馨的慰藉，使心灵获得一份难得的静谧。这首词以把酒问月开端展开心灵的追问，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提升到摆脱一切世俗系累､自由创造的巅峰状态，使人和月产生了瞬间的精神遇合，并激发出穿透时空界限，具有恒久魅力的关于生命和宇宙本体的追问。前人说:“此词一出，其余中秋词尽废。”主要是因为这首词将天道和人道融合在一起，凸显出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涵，极大地开拓了中国诗歌对宇宙人生的本体论思考;它是苏轼个人的生命体验，更是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
　　再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是一个勇敢､坚定的抗金英雄，南归后却被大材小用，他的智谋韬略和爱国之心都被统治者残酷地忽视了。因此抒发英雄失路，报国无门的极度愤慨和悲伤，就成为辛词的重要内容。《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是辛弃疾艰难人生体验的生动写照。“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清秋时节，登高遥望北方故土，词人触景伤情，满目凄然，秋水流泪，山峦愁苦，悲感之至。“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一句写景喻情，此时，晚秋的落日､失群的孤雁､残破的山河､危殆的国势，孤危的境地､飘零的身世和孤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成为辛弃疾最真切的人生体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则写出了辛弃疾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和激愤。时不我待，光阴虚度，壮志未酬，辛弃疾的心情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他只能借拍遍栏杆来发泄徒有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而无处施展的激愤情绪。现实政治与理想生命的内在冲突所引发的激烈壮阔的情感波澜与知音难觅的悲凉交融在一起酝酿出强烈的精神震撼力。“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张翰见秋风起而想起家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就毅然弃官归家，辛弃疾虽然不满南宋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但仍孜孜以求地追寻自己的崇高理想，沉浸于对现实理想的渴求中难以超脱。“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一句体现了辛弃疾不甘平庸的英雄本色。求田问舍，追求个人富贵是与辛弃疾的理想格格不入的，自然会被他视为凡庸者所为。然而“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时光流逝，国事飘摇，南宋的投降政策辜负了辛弃疾的一腔报国热情，使其无所作为，这不能不令他无限感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作者在政治生活中难觅知己，得不到温馨的慰藉，或许多情的美女还能同情自己，为自己擦去悲愤难忍的英雄之泪。“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英雄而至于落泪，可见辛弃疾当时心中是多么苦闷和伤心。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同，辛弃疾的这首词更多的是抒写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是生命的深层体验。譬如词中写北方故土“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这完全是作者个人移情的结果，他人很难有同样的心理感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中的张翰，一生忧患备尝，成败毁誉，均不足萦怀，只求能得到使人生适意的莼菜羹､鲈鱼脍､一杯酒，这正是当时魏晋士人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世说新语》这则故事表现的是魏晋士人深层的生命体验，其审美意味是很浓的。而辛弃疾借张翰这个典故来张扬自己为国效力的强烈意愿，实际上是把魏晋士人普遍的生命体验转化成了自己人生体验的一部分。这是和辛弃疾功利性的人生境界分不开的。
　　 [##]
　　从以上两首词可以看出苏词呈现的是生命体验，主要表现的是超功利境界;辛词呈现的是人生体验，主要表现的是功利境界。从写作背景来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当时苏轼正处于人生的逆境。但这首词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找超越”③，以旷达的胸襟体验人生，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写于辛弃疾南归的第十二年，此时，当年满腔热情､渴望一展宏图而率兵南归的辛弃疾已陷入壮志难酬碌碌无为的境地，但他仍然执著于现实，不轻言放弃。所以，这首词是辛弃疾自身深刻人生体验的象征，主要抒发了他的孤独､悲哀和无奈之情，表现出他以英雄自许不甘沉沦的人格精神。
　　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我们可以发现苏词与辛词在表现自我体验方面的一般特点。从内容上说，苏轼以旷达的情怀突破现实的桎梏，消解现实生活与理想生命状态之间的界限，创造出一个更能体现人之本真生命的艺术世界。苏轼将现实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进入到了生命情感的深处，把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宇宙生命的韵律之中，从而达到主体心灵的无限与宇宙的无限豁然贯通，浑融契合，使人与天地万物存在的意义被澄明，体现了生命的智慧与深情。真正做到了直面现实“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往事“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处变不惊，坦然行世，“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苏词的超功利境界就表现在苏轼常常将个体的生活感受升华凝结为某种普遍性的人生领悟及对人生境况的某种解蔽与敞亮。因此，苏词表达的既是自己的生命体验也是人们共同的生命体验，这使得苏词往往蕴涵着较强的哲理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辛弃疾从自己功利性的人生观出发，始终偏执于收复失地重整山河的理想和道德激情，他对现实的过分执著使他无法激发出超越现实的情怀，把视线从社会价值关怀转向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也无法像苏轼那样在人与宇宙自然共生共感中，创造诗化人生，寻求超越世俗的生命精神，把现实中难以承受的苦难化为“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因此，辛弃疾的词着重抒发自己“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的怒号，“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的壮志，“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的孤独，“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感伤等复杂的人生体验。辛词虽然没有苏轼词旷达的宇宙情怀､深邃的人生哲理和广泛的情感共鸣，但其词所凸显的人生况味也足以感动无数后人的心灵。
　　从形式上说，苏轼是将人生有诗意的东西呈现出来给人看;辛弃疾是将人生本无诗意的东西诗化了给人看。苏轼无论在对痛苦的体验中，还是在对快乐的感知中，均能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自然万物打成一片，从而获得生命的超越，从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超升到有意义的世界。苏词中旷达的情怀､美好的祝愿､超越的精神､脱俗的生命情调等本身就是美的，苏轼将这些原本就富有诗意的生命体验形式化了，从而使自己诗意的生命体验获得了普遍的可传达性。
　　辛弃疾一生执著于自己的报国理想，但他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经受了太多的磨难，期望与失望､热情与激愤､悲凉与自慰时时伴随着他，当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无法抑制的时候，辛弃疾就把自己奔腾跳跃的强劲生命，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壮志成空的莫大悲哀与对投降派的猛烈抨击，对腐败政治的无情揭露等并无诗意却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编织在词里，借助词这种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实质上是将人生最无诗意的东西诗化了。对辛弃疾来说现实是最残酷的活动形式，这种形式所引起的任何情感本身都丝毫没有诗意，因此，当辛弃疾因这种活动形式而导致的激愤､悲凉化为情感形式并借词的境界呈现给人看时，其境界的功利色彩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词是生命体验的产物，生命世界的象征，生存方式的诗化。词是苏轼的精神家园，不仅可以寄寓心灵，而且可以安顿生命，呈现的是超功利境界。苏词是苏轼个人的生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的共同体验。苏词超越了世俗功利，只向着感觉､体验和生命存在言说，风格旷达自然飘逸。辛词是人生体验的产物，激荡多变的情绪载体。辛词是辛弃疾心灵的暂住之所，也是他追求理想过程中复杂人生体验的写照，呈现的主要是功利境界。辛弃疾借词寄托理想，排遣愁思，宣泄受压抑的激情，以极强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同时由于辛弃疾过分执著于现实关怀，辛词常常向着理想､激情､忧患､愤慨和悲哀言说，风格豪放悲壮。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吕逸新，山东巨野人，文学硕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①李春青.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201.
　　②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67.
　　③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85.
　　

• 吕逸新： 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1期
• 吕逸新： 生命的自由境界与人生的现实关怀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
• 吕逸新： 李商隐的情感结构与其爱情诗的两难结构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