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莫言 福克纳 死亡主题小说 比较
　　摘 要:莫言与福克纳的死亡主题小说，描摹小人物难以承受生活之重的生命解脱方式，折射苦难人生的种种真相，进而对失落的人性发出深沉的呼唤。
　　
　　长生不老是人类永恒的愿望，但是迄今为止死亡却是人生不变的结局。死亡意味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刹那间变成一堆毫无知觉的东西，在死亡面前，人生的一切荣华富贵､恩爱仇怨､文治武功都显得黯然失色。人不能预料一生会发生什么，但任何有足够智慧的人都会认识到自己将来必有一死!死亡对生命的否定使人对它充满了发自心底的恐惧，也同时引起人们对它进行探索､思考的兴趣。自古以来，死亡不仅是宗教和哲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文学不绝的话题。死亡，与爱情和大自然一样，是艺术创作永恒的母题。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常常写人物的死亡，在生与死的对立和选择中，通过人物的死亡来表现人对生命的热爱和生命所遭受的苦难，揭示作品的主题。作为本民族文学中的重量级作家，莫言和福克纳不仅在他们的小说中都大量描写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的死亡事件，如意外死亡､处斩､谋杀､自杀等等;而且，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探寻上，也表现出较多的共性。他们的共性何在，各自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将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死亡:生命不能承受生活之重的解脱
　　
　　莫言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常写到人物的自杀，如小虎(《枯河》)让自己冻死在野外，余翠翠和齐文栋(《欢乐》)分别服毒身亡，金菊(《天堂蒜薹之歌》)上吊自杀，方碧玉(《白棉花》)投身在棉花机里被搅得血肉模糊。他们的死不是殉情，不是为了原则和理想而杀身成仁，也不是为了人格的尊严而舍生就死。他们选择剥夺自己的生命，只是因为觉得人生苦痛太多，前景黑暗，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人生不值得继续活下去，于是以死亡的方式逃脱困境。在上述几个自杀的人物中，金菊､方碧玉的死更具有代表性。金菊只希望守着土地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哪怕穷一点。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她这一点微小的愿望也化为泡影:父亲遭遇车祸而亡､母亲被政府捉走､丈夫被警方缉拿，两个哥哥把她视若路人。金菊物质生活失去保障，精神上失去依靠､情感上得不到慰藉，人生对她来说不再值得留恋。金菊决定自杀时，腹中的胎儿已经临产，但是为了让孩子免于遭受自己同样的命运，她决定带着他一起死。死前，她这样劝说孩子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孩子，娘当初也像你一样，想出来见世界，可到了这世界上，吃了些猪狗食，出了些牛马力，挨了些拳打脚踢，你姥爷还把我吊在屋梁上用鞭抽。孩子，你还想出来吗?
　　孩子，你爹正被公安局追捕着，你爹家里穷得连耗子都养不住了，你姥爷让车轧死了，你姥姥被抓走了，你两个舅舅分了家，家破人亡，无依无靠，孩子，你还想出来吗?①
　　
　　金菊对孩子的这番劝说，阻止了孩子的出生，也坚定了自己自杀的决心，深刻反映了她那生不如死的人生困境。
　　同样，方碧玉也是被黑暗的生活现实逼得走投无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表面上看，她是因失恋而自杀，但是，通观全文，不难看到，被恋人李志高背叛和抛弃不过是压断了骆驼脊梁上的那最后一根草。方碧玉聪明､能干､漂亮，却迫于村支书的淫威与他的傻儿子订了婚。她与李志高的恋爱使她看到摆脱不幸婚姻的一线曙光。在与李志高的恋爱中，她付出了一切:为了他差点腰都被村支书打断了，为了他而跟支书家决裂，从而斩断了自己的退路。怯懦的李志高在威逼利诱下，抛弃方碧玉，不仅使她伤透了心，而且把她推入无路可走的绝境:工厂要辞退她，村里也容她不了，茫茫人世，竟然没有她的立足之处。除了死，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诚然，方碧玉们的死只是小人物普普通通的死亡，既不轰轰烈烈，也不惊世骇俗。然而他们的死虽不像新中国文学中革命者那样重于泰山，但也并非轻于鸿毛，因为他们的死亡具有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当一个社会让年轻人感到没有出路，让人们不愿意看到下一代来到世上，让一个地方官员可以像土皇帝一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人觉得生不如死，那么这个社会的问题已经到了人们不能等闲视之的地步了。
　　福克纳笔下的一些人物也是主动寻求死亡以获得解脱。如年轻的白亚德•萨托利斯(《萨托利斯》)玩命一般地开车和开飞机，最终坠机而亡;昆丁(《喧哗与骚动》)投河自溺而死;艾迪•本德仑(《我弥留之际》)放弃生的希望任由病情发展而早逝;海托华的妻子(《八月之光》)跳楼而死;古德休•柯德菲尔德(《押沙龙，押沙龙!》)自我禁闭绝食而死等等。导致这些人物求死的原因大致相同:强烈的内心冲突使他们难以忍受，甚至备受煎熬，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免除这样的苦痛。白亚德•萨托利斯从空军退役回来后心头始终为一种愧疚感笼罩着，因为他觉得他的哥哥(他们是双胞胎)在空战中阵亡是他的责任，他本来应该阻止悲剧发生的。于是他离家出走，去当危险性特别高的新飞机试飞员，结果飞机失事而死。虽是意外的死亡，却是他心中所向往的，实质上是一种自杀，这样他终于摆脱了心灵的痛苦。福克纳笔下人物的自杀，昆丁更是一个广为读者所知的例子。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他的前景光明，并无自杀的理由。但是作为一个自幼沉湎于家族荣耀之中､对祖先创造的神话怀着深深眷恋的南方人，他对战后南方社会的分崩离析､价值沦丧，以及自己家庭的没落和亲人之间的冷漠感到失望､幻灭。而妹妹凯蒂的失贞则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在他这样的南方人眼里，女人应该像清澈透明的水一样纯洁和清白，她们的贞洁和名誉往往比她们的性命还重要。然而，凯蒂的失身以及被人始乱终弃使他心中守护的圣像轰然坍塌。他生命中引以为自豪的东西都随风而去了，活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不过是经受时间更多的嘲弄罢了，这样一来，死亡就成为了他必然的选择。
　　莫言和福克纳笔下人物的自杀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冷静思考后作出的抉择。在关于人是否值得活下去这个问题上，他们选择了否定的答复。虽然他们笔下的人物都因为陷入困境无力自拔而以自杀寻求解脱，但莫言与福克纳各自的着眼点却又不同。莫言笔下人物的自杀是贫困的生活､体制的压迫或者权势者的欺凌，以及亲人的冷酷无情等多重因素造成的，是为社会所逼迫，他们的死亡罪责在于社会。通过人物的自杀，作者对当下社会提出了严重的批评。福克纳笔下人物的自杀跟物质生活无关，跟政府或者社会势力无关，而是自杀者们自己的事情。通过人物的主动寻求死亡，福克纳揭示了人的内心冲突如何影响人的生活，有助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福克纳常说文学就是要探索､描写人的内心冲突，这个追求也在他小说的死亡描写上得到了体现。
　　
　　二､死亡:折射生命苦难的多棱镜
　　
　　莫言笔下还充斥着其他各种类型的死亡，形式之多样，惨烈，令人触目惊心:《红高粱》中“我奶奶”被子弹贯穿胸脯，罗汉大爷被剥皮，“二奶奶”被强奸致死;《天堂蒜薹之歌》中方四叔被汽车轧死;《檀香刑》中小虫子被“阎王闩”勒碎头骨，脑浆崩流;钱雄飞被凌迟，身受五百刀才死去;孙丙被檀香木橛子贯穿身体钉死;《酩酊国》中的丁钩儿掉进粪坑中淹死;《怀抱鲜花的女人》中上尉王四与那个女人赤身****搂抱着死去;《老枪》中的大锁被枪走火打死;《丰乳肥臀》中赵六和司马库被枪毙;《四十一炮》中的杨玉珍被丈夫罗通用斧子砍死等等。福克纳作品中非自然死亡的事例也比比皆是:《萨托利斯》中唐纳德•马洪因战争伤残而死;《圣殿》中汤米和雷德被凸眼杀害，古德文被私刑处死，凸眼自己阴差阳错被判处死刑;《八月之光》中乔安娜•伯登被克利斯玛斯割断脖子，黑人教堂的教民被克利斯玛斯杀害，克利斯玛斯自己被珀西•格林枪杀;《押沙龙，押沙龙!》中亨利开枪打死自己的同胞兄弟邦恩，萨特潘被沃许用大砍刀砍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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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例中的死者可分为三类，死亡的意义各自有所不同。第一类是完全的无辜者，如“我奶奶”挑着一担食品走在路上，既不是战斗人员，也没有战斗的举动，却被日本鬼子不问青红皂白地射杀;“二奶奶”在自己的家里被日本兵奸污致死;罗汉大爷并没招惹日本人，只是铲死了被日本人征用的自家的两头骡子，就被日本人以剥皮的酷刑整死。汤米和雷德对凸眼俯首听命，也没违抗过他，他一不高兴随手就杀了他们;古德文蒙冤受屈坐了牢，不曾冒犯镇上的白人，却被种族主义者的白人们私刑烧死;黑人教堂的教众们跟克利斯玛斯毫不相干，却被他杀死杀伤数人。这些无辜者的死固然引起读者的深切同情，但读者更多的注意力则被作者引向了杀人者们。“我奶奶”､“二奶奶”和罗汉大爷之死暴露了日本侵略军的凶狠､残暴､毫无人性。汤米和雷德的死､乔安娜和黑人教堂的教众们的死则分别展现了凸眼和克利斯玛斯的凶残､狠毒､邪恶和他们的变态人格。这里，人物的死亡起到了凸显杀人者的形象，塑造杀人者性格的作用。
　　第二类死者并非完全无辜，按照他们所处社会的律法他们都是违法者，例如小虫子偷卖了皇帝的鸟枪，犯了盗窃罪，钱雄飞是谋刺上司，犯了谋杀罪，孙丙是聚众造反，对抗官府，犯了叛乱罪，司马库与新政权为敌，犯了当时的所谓“反革命罪”，凸眼是杀伤人命，克利斯玛斯是血案在身，按律都应该被治罪。然而他们被惩罚并不让人感到任何的快意。莫言笔下的这些被处斩者，没有一个是作奸犯科的恶人，都是有着高尚品格､有着英雄气概的大好男儿，他们是为国为民或者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战，虽败犹荣，正义和公理在他们这一边，作者和读者的同情心也在他们这一边。而且，政权所加诸他们身上的刑罚要么是太过分，毫无人性的血腥残酷，如小虫子被“阎王闩”勒得屎尿俱下，脑浆崩流，钱雄飞被割了五百刀才断气，孙丙被檀香木橛子贯体，然后挂在高处受了几天几夜的煎熬，浑身的肉腐烂长蛆还断不了气，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要么指控他们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是莫须有的，如对赵六和司马库的指控。因此，他们的死只是反映出杀害他们的政权的昏聩､黑暗､残暴和不仁，激起人们对迫害者的仇恨。福克纳笔下被处死的那些人确实是罪行累累的坏人，理应受到惩处。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法律恰当的制裁。凸眼是为了一起与他无关的袭警案被捕的，他的落网乃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他的死刑判决是一场冤判。克利斯玛斯是逃亡途中被人追杀的，杀他的人竟然把他的生殖器也割了下来。这样一来，一场本应该由法律进行过问的罪案就演变成为一场种族主义者显示其力量的私刑事件。这里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好人遭殃，恶人当道。即使坏人被惩处了，正义也还是没有得到伸张。社会的弊端和法律的无能由此暴露无遗。通过人物的死亡，作者们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作为迫害者的政权或者社会体制。
　　第三类死者往往是遭遇意外而死亡，如《萨托利斯》中的唐纳德•马洪是伤残后遗症不治而死，《酩酊国》中的丁钩儿失足掉进粪坑淹死，方四叔夜晚赶着牛车被汽车撞死，大锁被自己的枪走火打死。这些，乍看起来似乎是纯属偶然，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细审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看到偶发事件并不是无常命运对人的捉弄，在人物的偶然性死亡里，蕴含着一种必然性。如果没有那场战争，马洪就不会入伍，就不会上前线，也就不会受伤导致最后的不治而亡。如果不是被酒国腐败的体制所阻碍､诱惑，丁钩儿就不会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圈套而堕落，也就不会踏上逃亡之路而落得掉进粪坑无助地淹死。如果不是农村生活的极度贫穷，食物匮乏，大锁就不会为了猎取野鸭而反复捣弄那条老枪，也就不会发生走火的事故。这些人物的死都是所处社会以不同方式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后果，他们的死亡揭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病。
　　莫言和福克纳在描写人物的非正常死亡时很少去探索人物的死亡感受或者死亡体验，如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诗歌中所做的那样;无意通过写死亡表现生与死的关系或者倡导新的死亡观，如中国当代作家毕淑敏在很多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也无意对死亡作本体论的探讨和形而上的思考，如西方哲学家和文学家海德格尔､蒙克､加缪､卡夫卡､奥尼尔们那样。他们写死亡大多聚焦在造成人物死亡的外部因素上，他们笔下没有纯粹偶然无意义的死亡，任何死亡都是一定的人为的､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人物的死亡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形形色色的人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通过笔下人物的死亡，他们展示人的真实处境，揭露人生的罪恶，呼唤失落了的人性，进而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伟，文学硕士，武汉大学访问学者，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①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 温　伟： 政治狂欢下的文学样板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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