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经典之作《故都的秋》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作者以一个平民化的文人姿态，怀着忧郁、优美的情怀观察、体验故都之秋，将北国故都的民宅内外、胡同两旁、槐树前后的秋姿秋态秋声秋色流于笔下，展现了故都秋天的独特神韵——清、静、悲凉。整篇散文感情浓厚、意味隽永、文辞优美。
　　本文写于1934年，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已将近有50多年的历史。一代代的学子们读着这篇课文走进北国故都恬静安谧、幽静深邃又带着悲凉的秋境，走近这个情感细腻、热爱生活又有些忧郁的爱国主义作家。然而文中一段描写秋蝉的文字，其中最后一个句子在教学中却多次引起大家的争议：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产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从这个句子的主干来分析：嘶叫像家虫，这是句子成分搭配不当，所以从语法上讲这是一个病句。有人就认为从资料上看，这篇作品写作时间比较仓促，或许这正是郁达夫的一时疏漏；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写于70多年前，当时现代汉语的语法和修辞还不尽完善，对于这样的句子形式，我们应该有容错的态度；有人认为这个句子看似不妥，但从阅读上来看丝毫不影响对意思的理解，如对句子加以改动，反而会破坏了此处语言的意味和情味。看法有很多，但却似乎没有一种能对这个句子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这篇学了将近50年的课文，真要让这个句子在我们心中留下疑惑，成为瑕疵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不同角度试着作出辨析。
　　
　　一、语法规则与语境规则的矛盾关系
　　
　　一个句子是一个语言单位，句子内部的词语或短语组合必须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则，这种语言规则就是语法。然而语言是要进行运用的，在运用过程中句子和句子之间就会发生一定的关系，形成一定的语言环境，这种语言环境就是语境。王尚文老师在《语感论》中说：“从语言的角度看，语境就是语言环境，即所谓‘上下文’，显然它是以某语言片段作为主体而言的”，而作为语言主体的语言片段，“和上文、下文之间一定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看来在言语作品中处于一定语境中的语言片段并非是一个孤立的语言个体，而是与上下文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语言元素。而语境的生成又必然对语言片段产生一定的限制与约束。李海林老师在《言语教学论》中就曾把语境分为言辞语境和现实语境，言辞语境又分为语意语境和语式语境，其中语意语境就是指言语内容对言语的制约和影响；语式语境就是指言语形式对言语的制约与影响。皮特·科德也曾指出：“判断一句话是对还是错，应有两条标准，一是看这句话是否合乎语法，二是看它在语境中是不是有意义。”由此可见，语言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受到制约与影响的不仅仅是语言组织的内部规律，即语法规则，同时还有语言运用过程中生成的语境规则。
　　那么，当语言运用过程中语法规则与语境规则产生一定的冲突时，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工具，而语法规则的产生本身也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方便地运用这一工具，李海林老师在《言语教学论》中说：如果说语言运用的目的和条件也可以作为一种语法的话，那这种语法就是一种意合语法。这种意合语法其实也就是语境。可见判断语言运用的最后标准是语言运用的目的和条件即语境规则。而事实上，语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判断功能：“一个有语法错误的句子受特定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可能比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更有表现力。语境在言语交际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参照系统，语境适切是判断言语的最高标准。”由此可见，语言运用过程当中，最后敲响审判锤音的是语境规则。
　　鉴此，我们再来分析《故都的秋》中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话有两个分句，前一个分句描述了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是北国所特有的，后一个分句阐述了原因：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这样的啼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第二句话把南方与北平进行比较，叙述了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才能听得到的，进一步表明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是北国的特产。最后一句写道：“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由于上文的铺垫，表达至此，每一个读者都能会意地理解这秋蝉的叫声在北平可真是太普遍了，普遍得就犹如家家产户养在家里的家虫——蟋蟀耗子一样。理解上并无任何障碍，更不至于引起歧义或误解。在由这三句话组成的语言环境中，我们不仅读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语意：秋蝉的叫声是北平特有的，在北平处处都能听到；更读出了所蕴涵的作者情思：对秋蝉衰弱的残声的喜爱!整段文字，作者可谓行文流畅，文思严密；读者也是心随文走，情深意切。看来，这个在语法分析上看似不妥的句子，在特定的语境中不仅语意表达上前后贯通，在情感表现上也是融会一体，并未在阅读上产生任何障碍。
　　
　　二、情感性言语形式与意味感的统一关系
　　
　　王尚文老师在《语感论》有关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的关系阐述中，把言语分为交际性言语、事理性言语与情感性言语，每种言语的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的关系是不同的。如交际性言语，出于它的言语目的与言语环境，它更注重于它的言语内容，“只要能够表达明白，乐于采用任何一种表达形式”，而事理性言语和情感性言语则不同，言语形式比之言语内容更关键更本质。不过，在言语形式的内在涵义上，事理性言语和情感性言语又不尽相同：前者特别讲究语符单位之间在意义上的联系，即是否能够精确地反映事物以及不同属性或不同事物间的实际关系，致力于言语形式准确恰切地实现意义，因而意义感占主导地位；后者力图使言语形式本身富于某种神韵、意味，创造某种氛围、境界，可以说是由意味感主宰一切的。
　　《故都的秋》是一篇抒情性极强的散文，文中有大量的直接抒情的文句，即使是描写景物，也是融情于景。这一段对于秋蝉的残声的描写也是如此。作者在这段文字中除了要表达“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是北国的特产，在北平处处都能听到”的语意之外，更表达了自己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一种独特的情思：作者在前两句中把秋蝉这种衰弱的叫声称之为“啼唱”，并进而写到“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我们可以想见在南方作者为了听到秋蝉这种衰弱的残声，定是费尽周折、四处寻觅，而在北平，这叫声却是耳畔萦绕、四处不绝。在低吟，也在嘶叫；是礼赞，也是挽歌；有热烈，更有悲凉!作者由此爱着秋蝉，爱着秋蝉衰弱的残声，更爱着处处能听到残声的北平，于是在文中作者又接着写到“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作者把一种声音比作蟋蟀，比作耗子，比作北平家家户户都有的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在南方是寄生的，而在北平是被人养着的。对北平、对残声的喜爱情满文句，跃然纸上。
　　由上可知，这是一段意味、情味浓郁的情感性言语，正是从这段言语表达中，我们读出了作者笔下“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浓厚的悲凉之意，也体验到了一个文人身在故都、喜爱故都的那种闲适、落寞之情!而这种意味和情味正是依托于它独特的言语形式。我们试着去对言语形式作尽可能细微的变动，进而发现都会导致这种意味、情味的改变或丧失。情感性言语的生命和灵魂就是“意味感”!我们甚至可以说意味感对于情感性言语的言语形式就如鱼和水一样，离开了既定的言语形式，意味感就如离开了水的鱼一样，变成了僵直的死鱼了!所以说情感性言语与事理性言语不同，不能凭借言语形式去推敲语词符号所表达意思的精确性、清晰感，它总是吸引人们注意于它独特的言语形式，从而去感受它所分泌出来的意味，感受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以期引起人们的共鸣，它甚至可以为了所要表达的意味和情味而适当改变语言的组织规律，即“语法规则”。王尚文老师在《语感论》中曾写道：“事理性言语形式是依据推理逻辑来选择和组合语言的，而情感性言语形式是按照情感逻辑来选择和组合语言的。这样语言就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遣词造句的常规而陌生化了……”
　　我们可以同样举出鲁迅在《秋夜》中的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如果把这句话当作事理性言语进行分析，我们得到的无非是在“我”的后园有两株枣树这样的一个表达意义，但从言语形式来看，这样的表达显然十分糟糕——太啰唆了。而事实上这也是一句典型的情感性言语，从它的言语形式中我们能感悟到一种“无聊”、“寂寞”的意味感，这种意味感正是从“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重复、单调、令人感到失望厌烦的言语形式中来的。如果换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的言语形式，那么这种意味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语言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创造，人们在为自己创造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创造了规则。然而规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语言运用的意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本身多姿多彩的内在潜质。如果一味从静态的语法分析角度，死抠语法原则，既难以创造出生机勃勃、富于表现力的话语来，也不能真正理解语言的功能和魅力。《故都的秋》中这一个看似有语法问题的句子，不仅在语意表达上而且在情感意味上都与上文浑然一体，这正表现了郁达夫在创作上信手拈来却又妥当贴切、同时又极富创造力和表现力的语言功夫。
　　
　　参考文献：
　　①王尚文《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李海林《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王建华《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通联：浙江衢州学院（筹）教育系]

• 雷小青： 人本体的生存困境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
• 雷小青： 并非瑕疵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