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毕飞宇 创作倾向 诗性生存 执著追求
　　摘 要:在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毕飞宇虽在不断地追求艺术的创新和自我的超越，先后经历了多次艺术转型，但从总体上看，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仍表现出了较为恒定的倾向性，即作家意在透过历史表象和现实存在，以求达到对世界､人生､人性的哲学把握和人类诗性生存理想的实现。
　　
　　在当今文坛上，在新生代作家中，毕飞宇是一个富有独特个性的存在。自一九九一年发表处女作《孤岛》始，至二??五年推出长篇新作《平原》止，他在小说创作领域已辛勤耕耘十余载，进行过风格各异的艺术尝试，不懈地追求艺术的创新与自我的超越，先后经历了多次艺术“转型”。然而，统观他的小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转型”仅是就他小说创作的阶段性追求而言的，而在他每次“转型”的表象下面总有一些恒常不变的“质”的因素在规约着他的创作思想，主导着他的创作实践。简而言之，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和人的异化现象的关切;对导致人性异化原因的深刻揭示和温馨批判;对人类诗性生存的深切呼唤和孜孜追求。他满揣着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以笔为旗，把一颗充满真诚而又执著，历经伤痛而又不乏温润的鲜活之心，艺术地呈献在读者面前。
　　
　　一､历史层面的透视
　　
　　“穿越历史的是现实，而穿越现实的又是历史。”历史与现实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和同构性，这在毕飞宇的潜意识中可能早已认同了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传统的农耕经济下的诗意生活描写，只能是诗人在虚拟的“世外桃源”里，对自己心慕已久的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文学想象和精神诉求。在这一点上，毕飞宇恰与陶渊明产生了契合，尽管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生存环境和个人遭际有异。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我们可否产生这样的设想:毕飞宇前期致力于拟历史小说创作，是潜意识地疏离时代政治与坚守直面现实的文学理想两难境遇下的选择。所以，在他的前期创作中，他既没有刻意追随“寻根”，也不满足于先锋派的“炫技”，更没有像新写实小说家们贴地逡巡，而是在虚拟的历史时空中关注人､人性和“历史”，关注“人们生活中那种最基础､最根本､最恒常､最原始的部分……”，其目的无非是要借此对现实做历史的思考，以及在现实基础上探讨构建诗性生存空间的可能。
　　《孤岛》是毕飞宇虚拟历史书写的开端。在这篇小说中，毕飞宇既显示了他营构“历史”语境的独特才能，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以寓言化的方式追问和观照“历史”的形而上情怀。“扬子岛”是一座远离人类文明和时间秩序的孤岛。它本是一个自足自为的具有神秘､雄浑､野性气息的生态群落和“历史”存在。后来只因文廷生､熊向魁､旺猫儿的闯入，这里的“历史”才被彻底改变，原先稳定的秩序也因此被打乱了，权力的争斗成了孤岛“历史”的主要内涵。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一次次的阴谋，一次次的罪恶构成了“历史”的主体与动力，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则成了“历史”的牺牲品，“历史”也在此露出了它狰狞的本相。小说主人公熊向魁对“历史”及人类生存目的的认识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生命辉煌的顶点“是权力，是统治别人，驾驭别人的肉体和灵魂。人活着除了能支配别人外，还有什么趣儿……”如果说《孤岛》所表达的是在混沌的“历史”中作家对构建自已诗性生存理想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叙事》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小说的主人公在“种性”的追索中，由对“历史”的沉迷变成了一种寻找的痛苦。《叙事》中，“我”在妻子怀孕的日子里开始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意外地得到“我”奶奶的信息，得知了“我”的家世。于是“我”带上地图，踏上了寻访家族历史的征程。寻访中“我”发现了奶奶与日本鬼子板本六郎的关系，而书法——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则成了他俩的牵线人……小说借助“我”对家族史的追寻，暗含了“我” 对一个国家民族史的追问，它不仅是对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种解构，而且还暗示了作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质疑，即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怎么被“偶然性”､“不可知性”和“欲望”本身所取代!毕飞宇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只是想拥有一双慧眼，想把历史的迷雾看穿，把历史的“偶然性”､“不可知性”洞悉，从而消弭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否则在虚拟的历史中构建人类诗性生存的臆想，难免会成为一种虚妄。
　　在历史与人性的层面上，作为《叙事》的姊妹篇《楚水》则更侧重于表现人在权势和金钱面前自我迷失的状态。在《楚水》中，作家把历史的荒诞与人性的荒诞相融合，喻示了历史颓败的沉重意味。不仅如此，作家还把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批判视角延伸到了“文化”的层面上。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冯节中就是没落中国文化的象征，一个病态､畸形的文化象征，在他身上美与丑､善与恶､卑鄙与崇高､肮脏与干净全被一种扭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且已腐败堕落到不知何为腐败堕落的地步。小说在对冯节中的卑鄙无耻人性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对普遍人性的苟安与堕落给予了沉重的批判。如“满江红”与“雨霖铃”为了争得头牌妓女的地位，相互间勾心斗角，极尽其能。在通读毕飞宇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此时的毕飞宇正抓起我们的手，和我们一起深情地抚摸这历史深处的悲恸，于是，一种历史的悲怆感便不由自主地漫溢在充满“不确切的现实状况”的空间，使我们无法回避。由此我们也可以确认，在毕飞宇的心中，他所感受的苦难肯定要比这大得多，因为他的希望与绝望都在其中了。
　　在毕飞宇的“历史”寓言类小说中最精彩的可能要数《是谁在深夜说话》。小说中“我”常常深夜在明代遗留下的城墙下散步，在想象中不时遭遇和走进“明代”。而生活中的美人小云在“我”的“明代”情结中则有着明代秦淮名妓的风韵。但是，当“我”有朝一日终于和小云“苟且”之后，却在小云的“俗态”里发现重温历史的梦想实在是过于荒唐。更有意味的是“我”对旧城墙修好之后，砖头反而多出来的质疑:“历史恢复了原样，怎么会出现盈余呢?”历史显然承担不起这样苛刻的追问。而这种历史的追问，也正昭示了作家对现实的质疑和诘责: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历史进化，在接受了几千年的文化浸润之后，为什么人类自身的种种幽暗心理，人性中的种种恶习不但没有被淘洗掉，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增添了许多新的因子!诸如此类的小说还有《祖宗》《充满瓷器的时代》等。至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的文学思想对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上，两者如出一辙，只是毕飞宇最终没有走向虚无，而是勇于面对现实，并对之充满重铸的信心。虽说其中不乏揶揄与困惑，但更多的是沉思和期盼。此后的创作中，我们看到毕飞宇意在构建人类诗性生存的理想之光并未消逝，只是由历史转入到现实，转向了对当下生活的倾心观照。
　　
　　二､世俗层面的聚焦
　　
　　当毕飞宇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困惑迷失的时候，现实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标准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而影响到人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对一个正直敏感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作家来说，他不可能对日益物化的社会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熟视无睹，这势必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观念和方法的变化。从他这一时段的作品可以看出，前期作品中所呈现的历史的神秘性渐渐地被置换为当下生活的真实性。在创作理念上，他也从超验为主的现代主义回到经验质地的现实精神。他主要是从都市和乡镇两个维度具体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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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生活组图。毕飞宇的都市题材小说主要是以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为描写对象，通过他们在商品经济世俗物欲狂潮下的生活书写，来揭示人在物欲的挤压下异化的情况。毕飞宇以都市社会的细胞——家庭为切入口，艺术地再现了商业文化全面渗透到现实中家庭危机的产生和破裂的过程。小说《生活在边缘》中，小苏､夏末这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组成了小家庭，然而都市生活中残酷的生存竞争使夏末择业屡次受阻，而小苏的高收入及其与雇主汪老板的微妙关系导致两人感情日益疏远，并最终使小家庭走向破裂。《家里乱了》中作为人民教师的乐果在物欲大潮的冲击下，对只会教书不会赚钱的丈夫极度不满，最后竟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于不顾，公然到歌舞厅出卖色相，直至被电视台曝光，从而致使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值得关注的是毕飞宇为何接二连三地以“硕士生”(《叙事》中的“我”)､“教师”(《大热天》里的白老师，《家里乱了》里的苟泉和乐果)､“诗人”(《好的故事》里的哈桑)､“艺术家”(《青衣》里的筱燕秋)､“报社总编”和“记者”(《林红的假日》里的林红､张国劲)等这类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并让他们从以往居高临下的神圣位置上跌落下来呢?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玩味和深思。当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被当今的物欲社会彻底瓦解后，那些被誉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合理的生存坐标，人性在物欲和生存的夹缝中被挤压扭曲产生裂变，所剩无几的良知､人格和尊严也大多被物质欲望无情地阉割了。
　　在日益物化的城市生活中，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尚且如此，那么，普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生存状况､价值预设和精神追求又会怎样呢?人性中那些最基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里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也是作家倾心关注和着力表现的中心。在《雨天的棉花糖》里，作者表面上写的是同学之间的故事，实质揭示的是父子两代人的内心世界的冲撞。为这现代都市的亲情唱一曲不尽的挽歌;《睁大眼睛睡觉》通篇都有威胁和恐惧相伴的紧张感，生存与友情就是恐惧的前显状态，一切皆为死亡而预设。再看毕飞宇笔下城市男女对性与爱情的认识。《飞翔向自由落体》中还是学生的阿贞卖淫后对老M说:“爱情你到配种站去找，我的身子不分泌这种脏东西，你付钱!”《青衣》中筱燕秋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重登舞台用身体来回报老板的“崇拜”和资助。在商业法则渗透下的都市里，我们可以看出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淘空，他(她)们早已放弃了性是爱的历练和升华的庄重承诺，而那些被视为商品经济的“弄潮儿”､都市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又如何呢?在《遥控》里，“我”有钱有闲，整天与现代化的生活相伴，最终因过度肥胖致使生理机能衰竭，爱情发生危机，生活变味，生命变质，一切就像小说的结尾所言:“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还是一盘录像带或CD盘。我们的生命说到底还是某种先验的产品，我们只是借助于高科技把它播放了一遍。”
　　在感喟之余我们从中也获得了这样的启示:高科技､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带给人全方位的体贴与照顾的同时，生命的体验性､丰富性正面临逐渐被物质替代和抽空的危险。从毕飞宇对都市中人的生理退化､人性异化等现象的披露中可以看出，毕飞宇对都市日益加剧的物质化生活的困惑与忧虑､质疑与嘲讽。虽然嘲讽的背后仍是无可奈何的痛惜，但反讽比感伤更为理智坚强，它不仅意味着作者对都市生活的正视和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无限关切，还意味着毕飞宇对建构理想的诗性生存环境不断求索的努力与坚韧。毕飞宇并未就此止步，他又把探寻的目光瞄向了远离都市的乡镇。想从那原始､古朴的乡村生活记忆中接续自己的理想之路。
　　乡镇生存镜像。贺仲明先生曾对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乡村社会状况有一番精辟的论述:“中国二十世纪末进行社会变革时乡村社会的影响比别处更为深远而巨大……现代文明秉持的追求､向上精神，与乡村文化传统的保守､安宁倾向，固然是先天地形成着激烈冲撞，乡村改革中的不完善，更激发着乡村文化中的狭隘自私和商品文化中的金钱欲，构成对传统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整体性威胁。”在毕飞宇的成名作《哺乳期的女人》中我们对此就有深切的感受和体味。小说情节单纯，但意蕴丰厚，与鲁迅的小说《风波》极为相似，通篇只写了一个七岁的男孩旺旺因“吃奶”在断桥镇引发的一场风波。借助这场风波及风波中各色人物的心理反应及行为表现，作家不仅艺术地再现了现代生活中母爱严重匮乏的现实，而且还深刻地昭示了在断桥镇的文化空间中，人们还没有彻底清除卑劣与幽暗的心理阴影，自然的人性与生活的环境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且这种矛盾和冲突还在延续和不断恶化。文本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中，人们只沉湎于物质利益的追逐，而无视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人类自然天性的压抑与戕害的现实，中国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问题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应当成为当下亟待研究和务必解决的新课题。毕飞宇对人类诗性生存环境的高度关注与深情呼唤贯穿小说的始终，小说中惠嫂身上流溢而出的母性的温馨，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描写，以及轻松欢快的叙事节奏又多少抚慰了我们难以言状的沉重与感伤。
　　乡镇题材中最能体现毕飞宇当下创作意图和审美理想的是他的“玉米”系列:《玉米》《玉秀》和《玉秧》。小说以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镇生活为背景，具体而精确地描写了三个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女性的生活情态和生存状况，其中“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随着故事从乡村到城镇一步步展开，玉米､玉秀和玉秧三个不同的悲剧人物依次登场，直至最后完成她们共同的宿命。在“玉米”系列中， 毕飞宇不仅写出了日常意义上女人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而且还对中国社会中爱的普遍缺乏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揭示。毕飞宇似乎对庸常状态下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逻辑持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伦理道德面纱掩盖下的现代人际关系，他总是力图揭去那些笼罩在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虚伪面具，让那些在伦理温情掩饰下的虚假人性原形毕露。以玉米与玉秀的关系为例，玉米玉秀虽是亲姐妹，但为了争夺父亲的宠爱和在妹妹们面前的权威，不择手段，机关算尽。就是在玉秀被奸污之后，玉米对玉秀虽有姐妹之间的关心体恤，但更多的是内心里的鄙视和语言上的讥讽。在《玉秀》中，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更因她们不同程度的寄人篱下的生存处境而显得更加不可理喻，我们很难看到一点血缘上的亲情感和人伦上的温馨感，充斥于叙事的都是人物之间的不信任､不理解与现代生存意义上的可怕冷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毕飞宇在世俗生活的层面揭示人的生存､命运､人性本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整体推进的情况和渐次深化的过程，这也是他在创作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毕飞宇的长篇新作《平原》可以看作是“玉米”系列的主题的延续与拓展。这部被评论家认为是“新奇的､极具艺术品质与阅读魅力”的小说，与《玉米》一样，背景仍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关注的仍然是农村和农民的生存处境及自身发展问题。从思想倾向上看，作家依旧保持着对现实的强烈介入，以及对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异化现象的关注。小说中，主人公端方等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特定的时代加重了他们身心的负荷，生活中欲望的光影仍无法抑止地在“平原”上晃动游移，类似小说中的“带菌者”仍以不同的面目活在我们中间。毕飞宇不断地解构着一切惯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温情，在一种貌似平静舒缓的叙事氛围中体现出创作主体对现实社会和人性本质的种种拷问。它不仅触及到一切悲剧产生的生活本质和社会本质，而且还穿越了中国伦理文化的黑暗，直抵人类文明发展背后的陈规与偏见。毕飞宇作为“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他“不但能……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这可能是毕飞宇不同于其他新生代和“七?后作家”的地方，通过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我们可以看出，毕飞宇想在自然素朴的乡镇寻找那诗意生存的梦想与愿望又将再一次成为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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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形而上层面的超越
　　
　　哲学家斯贝尔斯认为，艺术的真正使命不在于满足大众一时的好奇心与娱乐目的，而在于通过它，使人认识真正的人性本相，使人通过艺术倾听到超越存在的声音。可能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无论是从文学的观念层面，还是从文学的实践层面，毕飞宇及其小说带给我们的就是他对世界､人生和人性本相的独特把握和在形而上意义上的精神超越。在与汪政的一次对谈中毕飞宇就这样明确表示:“追问意义是一个普世的行为，并不是作家所独有。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你对这一点应该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自觉的努力。这个不需要理由。这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敢于直面人生的作家来说，“意义”是绕不过去的“火焰山”，若对其悬置或放弃，只会导致作品深度的消解，作家主体精神的丧失，现实批判精神的弱化，甚至会产生媚俗的倾向。毕飞宇对“意义”的迷恋，对哲学趣味的执拗，不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自觉地贯穿于创作的始终，从而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如他的处女作《孤岛》可称之为“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小说，所传达的哲理意蕴就是，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们对暴力的迷恋和对权力的膜拜;在《楚水》的背后透露出的“文化哲学”意味，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景仰及对其逐步衰落颓败的感伤;《叙事》和《马家父子》是“语言哲学”小说，其中充满了对语言的意义的拷问。如《叙事》中人物的巨大的空虚和惶惑，不只表现为对身体的占有，而是来自自身语言的丧失，来自异族语言的入侵;《马家父子》中两代人的冲突，从本质上看，其表现出来的就是语言的冲突，老马的悲剧就在于他原拥有的是一套“弱势的语言体系”。
　　在此，毕飞宇也让我们看到，语言里头不仅仅有大的宿命，而且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被语言统治着的。
　　在通读毕飞宇的中前期小说时，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叙述人”会不时地跳出“故事”之外，直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人生､历史和时间等的形而上思考，在他的文本中我们会不时遇到类似这样的“思想火花”:“宇宙中，真正的､合理的生命其不可逆的唯一形式只有一个:时间。时间，作为空间的互逆表现，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和绝对的真——而历史，只不过是时间的一节大便，历史所提供的空间，则被时间逻辑界定为这节大便的厕所”(《孤岛》);“历史全是石头，历史最常见的表情是石头与石头之间的互补性裂痕……历史可不在乎后人遗憾什么，它要断就断”(《卖胡琴的乡下人》);“历史的叙述方法一直是这样，先提供一种方向，而后补充，矛盾百出造就了历史的瑰丽，更给定了补充的无限可能”(《充满瓷器的时代》);“信仰沦丧者一旦找不到堕落的最后条件与借口，命运安排他成为信仰的最后卫士”(《因与果在风中》);“游戏实在就是现世人生，它设置了那么多‘偶然’，游戏的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更像生活，永远没有什么必然”(《那个夏天那个秋季》)。诸如此类的诗学和哲学语言在他中前期小说文本中大量地进入“叙述人”的笔下，有时候常常脱离小说本事，而在文本中毫无顾忌地“裸奔”。虽说这样的文字对于深化作品的主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叙述者过多的抒情和议论冲动多少影响了小说的整体美感。然而有一点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毕飞宇并没有沉浸在“叙述者”的故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冷静地跳出“故事”之外念念不忘对“故事”中的人事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就是想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道貌岸然､现实的假模假式繁文缛节背后，潜藏和包容的都是自私､卑鄙､虚伪､欲望和罪恶。藉此，我们也就可以把握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倾向，那就是对历史表象与现实存在的超越，对人生､人性和生命本相的形而上把握，对人类诗性生存的深切呼唤和执著追求。
　　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人，诗意地栖居”只能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渴望，它就像秋夜里的那轮圆月，高高地悬挂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只能触摸到它的满把清光，而不能像传说中的嫦娥，真正实现飞天的梦想。人类的诗性生存只能无限地接近，却永远难以抵达。几十年前，鲁迅为旧中国开具的药方，并不能根治华小栓们的“痨病”，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是一直被他的后人继承，并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法则和应对生活的策略吗?不论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艺术创作中，执著的追求是否又会造成追求的异化呢?这也是笔者在行文最后所担心和忧虑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夏文先(1967-)，安徽寿县人，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吴义勤:《一个人•一出戏•一部小说——评毕飞宇的中篇新作<青衣>》.南方文坛，2001（1).
　　［2］ 贺仲明:《中国心象；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7.5
　　［4］ 汪政､毕飞宇:《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4).
　　［5］ 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6).
　　

• 夏文先： 诗性生存的执著歌者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