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曾经出版了一套《文学丛刊》，共计十集一百六十部作品，保存了许多作家的创作成果。在当时战火频仍的年代里，一些作家或者以身殉国，或者英年早逝，或者转移了工作岗位，他们像明亮夺目的流星，在文坛上倏忽而逝，未能有更多的作品问世。假如没有这套《文学丛刊》，许多人难免“尔曹身与名俱灭”，他们的作品也会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而巴金先生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对生命的敬重，对精神成果的崇仰，殚精竭虑，广泛搜罗，把他们的作品收入《文学丛刊》，才“不废江河万古流”，使之存留下来，成为他们生命轨迹的纪念。张兆和就是受惠者间的一个。
　　在《文学丛刊》第七集里面收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湖畔》，署名叔文，其实作者就是张兆和。《湖畔》中的小说每一篇都写得纤柔温婉，轻灵别致，悱恻动人。因为后来改行做编辑工作，创作未能继续保持下去，张兆和的作品就数量来说并不多。但是就这不多的作品看来，她的小说已经风格自成，韵味别具。
　　
　　一
　　
　　巴金曾经在《怀念从文》一文中说：“一九三四年《文学季刊》创刊，兆和为创刊号写稿，她的第一篇小说《湖畔》受到读者欢迎。”这里巴老记忆有误，张兆和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的小说是《费家的二小》而不是《湖畔》，《湖畔》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上。不过，尽管所记篇名有所出入，但是巴老对张兆和作品肯定评价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费家的二小》确实是一篇珠玉似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蕴涵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费家的二小》中，张兆和精心营造了一派田园风光和牧歌情调。宁静的乡村，从容的劳作，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像置身于世外桃源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浑然无欲，自得其乐。但是，就在这一片乐土上也深藏着不和谐的杂音——无意识的禁锢和森严的戒律，以及对此反动的叛逆和婚姻自主的倔强，最终消解了其乐融融的表象。
　　费家的二小因为母亲早逝，在穷苦中长大的孩子早当了家，对于农村“未出嫁的闺女日常所做的事情：烧茶，煮饭，浆洗衣裳，把青菜蒸好晾到太阳底下去晒，再揉些盐放入瓮里作霉干菜，用油枯灰浸煮自绩自织的麻布，回头又拿到小河里去漂白。……真可谓样样来得”。她“在家中是顶小的一个人，但在许多地方又像顶大的一个人，家中不止哥哥有些事情怕她，爸爸甚至于也必需怕她”。因此她在家中具有二重身份：既是长不大的女儿，又具有母亲的品格。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成为了家庭的灵魂，在她的治理下，家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父兄在辛劳和清贫中也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在乡村婚俗中，女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总得给定下一个人家，十五六就筹备一份妆奁，嫁给一个男子，十七八左右，便规规矩矩替那人家生养孩子了”。费家的二小已届十六岁，因此沦为了“隔壁邻舍婆婆妈妈来担忧发愁的人物”。许多人望着她，“总忧愁似的，替自然与习惯叫屈”，觉得“女孩子既熟透了，应当在自然方面担负一分义务，逃避这义务便是罪过”。而作为“镇上每个单身汉子心目中的活观音”，费家二小待字闺中，自然“忙坏了许多做媒的人”，他们摩肩接踵，纷至沓来。但是，不管媒人是谁，也不管对家是贫是富，费父总是一口回绝，决无商量的余地。尽管“费家父子平时在任何方面待人接物皆显得十分厚道”，但是“在这件事上，固执处同小气处，把人变得异常不和气！”
　　费父作为朴素的农人，心里“总那么转着：做媳妇的日子长，做女儿的日子短，要给人，也得过两年再说”。但是女儿毕竟已经长大了，到了该做如花美眷的年龄，而父兄对于婚事不假思索的拒绝与“重重帘幕密遮灯”似的禁锢，使她难免有万斛心事，满腹愁肠，以及“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的忧思与感伤。家里人以“爱”的名义陷二小于感情生活的困境，她虽然没有成为“阁楼中的疯女人”，但却是十足的囚禁在笼中的金丝鸟，在婚恋上被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利。
　　怀春少女总多情，游走四方的货郎杨五走近了她，在接触中彼此产生了难得的好感。而哥哥费大察觉到她和杨五的微妙关系后，却表示出对杨五的极不欢迎。杨五走后，二小变得沉默寡言。而父子俩却同仇敌忾，对杨五走村串户的“得咙咙咙咙咙”的鼓声异常忌恨和恐惧，生怕那巫术般的声音把二小给抓走了。没听到鼓声时，锄头在他们手下显得“特别轻巧”，“一点不觉吃力”；而只要远处有一点小小的动静，他们就如临大敌，草木皆兵，竖起耳朵仔细谛听，辨别那是不是浮荡在村落间充满魔力的鼓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费家父子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在夏天的一个傍晚，挡不住爱情和幸福的诱惑，二小终于出走了。这一举动引起了家人巨大的心理震荡。父亲因此病倒了，而哥哥觉得丢了家丑，有辱门风，骂她“骚货”、“贱丫头”、“不要脸的臭东西”，并且恶狠狠地盘算“会跑，就别想回来，回来时，看老子拦门一斧头，会不会砸个稀碎”。
　　传统社会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费家父子似乎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其实，在鳏居的费家父子潜意识中是不是隐藏着难以启齿的隐秘欲望，以此来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在《作家日记》中说过，“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①，疯癫和文明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候一种形式的疯癫，恰恰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或者反过来，一种貌似文明的形态本质上就是疯癫。费家父子在礼制文明外衣下的举动，很难说没有疯癫的成分。张兆和不但刻画世相神髓，还成为了一个灵魂审判者，“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②。二小的形象直逼《边城》中的翠翠，但是和翠翠比较起来，二小在柔顺中到底多了一份自主意识和刚强气质，她没有屈从温情脉脉的家庭囚禁，而是勇于断裂和反叛，在为礼教所不齿的“私奔”中，完成了对人生梦想的追寻。
　　
　　二
　　
　　一般说来，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都具有对于精神家园和终极意义的寻找模式，主人公经历一番磨难最终都能够抵达精神皈依之所，完成成人仪式，融入社会和集体。正如巴赫金所说“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的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③这里强调小说中主人公本身的“动态”变化体现在情节上，而且线性时间进入形象本身，它所关注的是线性时间中变动的个人与社会的紧密关系。而国内有人对成长小说的界定是“描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某个特别的事件（往往是不幸的事件）或特别的遭遇后，突然产生顿悟，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最后脱去幼稚的胎骨，成熟深沉起来，完成了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会化过程”④。在个体与世界的碰撞和冲突中，发现世界的真相和规则，逐步调整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最后获得某种为现存社会秩序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是这类成长小说共同的叙事旨归。这类小说具有社会寓言性质，也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可以称之为“教育模式”的成长小说。例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杨沫的《青春之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张兆和《湖畔》中的小说，主要有《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和《招弟和她的马》等篇什，它们虽然也可以划入成长小说之列，但却具有一种“另类”色彩。因为个人身处其中并与之发生关系的世界和作为主体的自我是成长小说中的两个要素，她的小说除了关注成长者与社会的关系外，更把笔触伸向成长者内在的生命体验，以个体的心灵感受、思想动态、精神嬗变来丰富和充实成长小说的内涵，凸现了个体成长与外部世界无法避免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迷离和伤痛。所以在张兆和的小说中，成长的过程都有着“失乐园”的模式，即相似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一旦获得了认识世界的能力，便坠入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模式。成长的个体都要经历一个从纯真的梦幻跌入痛苦的深渊的过程，在最初的天真幻想被现实粉碎之后，精神无所皈依，不得不承受“在路上”的流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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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费家的二小》中，二小和杨五的关系尽管没有正面交待，但是通过细节暗示和心理描写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小拎了瓦茶壶走出屋子，五月的暖风吹在她身上脸上，舒服得使人难受，在远处‘得咙咙咙咙咙’的鼓声还隐约可以听到，不知为什么，心上软软的，二小只想坐下来哭一会。但她并没有哭，把茶送到田埂上，什么话不说就走回家了。”因为母亲早逝，青春期女儿的满腹愁怨无处诉说，在父兄无意识的禁闭中，幸福咫尺天涯。她对于自身的困境有很深的认识，随着追求爱情愿望的增长，她最终冲破了家庭的束缚，踏上了和杨五四处漂泊的历程。这一选择具有反传统的意味，包含着现代性的质素。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家”的背叛，并在出逃的路上承担不可知的命运。
　　在《小还的悲哀》中，老师讲鸦片战争的历史，得出“鸦片亡国”的结论，结果学生们闹着要打倒鸦片鬼。李小还的母亲因为抽鸦片，就在被打倒之列。他对母亲自新的要求与母亲自我沉迷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而在这冲突之中，他也理解了母亲自我麻醉和自甘堕落的苦衷。在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型中，成长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现存秩序所秉持的信念和价值标准，但有意味的是：除了无边的苦恼外，这还是一个精神向下的过程——崇高的消解与精神的毁灭，成人世界的神话也因此而坍塌。在《湖畔》中，最后的吻别，于无意中成为了一种成人仪式，让“杨家有女初长成”的海南“觉得心上有一样什么东西在生长，但又说不分明那是什么”，从此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开始体会到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这本是人生生理和心理觉醒的一个起点，但是，起点也是终点，海南死了，而真正的死因就和“失乐园”后不堪承受的痛苦不无关系。在小说叙述中，这甚至可以理解为对于成长的否定和拒绝。在《招弟和她的马》中，父亲卖马，对于招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打击，彻底粉碎了她的快乐和梦幻。但是，破碎的心灵总需要弥补，于是她便寄希望于哥哥能够在战场上抢回一匹马来重圆她的美梦。当人们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淡忘了战争时，招弟还在苦苦的等待中怅望着前线的消息。一个小女孩对于爱和生命的希冀竟然寄托在战争上，这是神来之笔，也实在发人深思。
　　张兆和“失乐园”模式的成长小说，细腻刻画了个体的心理冲突、情感波动和精神嬗变，展示了人性、精神和感情的觉醒，以获得一种生命的感悟、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超越，从而进入一种全新的状态，有着人文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性质。只是因为篇幅不长，所以特别注重抓住特定的生命瞬间进行有意味的刻画——“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⑤，从成长个体“质的飞跃”上透视出成长的历程。
　　
　　三
　　
　　张兆和作为沈从文的妻子，生活在京派人文圈子中，在创作上难免受到京派风格的影响。她刻画了一个乡土世界，特别关注生活于其中的少年的悲欢际遇，那一份对年少情愁的特殊体验，那一份对青春爱恨的诗意感知，独具旖旎温婉的风致，一如乡土抒情诗，描绘了一种别样本色的人生形式，即“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⑥，使人对生命有所明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沈从文曾经说过，“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⑦。这句话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张兆和，她的创作就刻画了人性鲜活的图景。在《费家的二小》中，二小坚定沉着地追求爱情和幸福，人性不为金钱所污染，不为礼教所阉割，不为家庭所羁绊，最后娜拉式的出走，就是人性觉醒的标志。《湖畔》中人性觉醒主要体现在青春期朦胧的情感意识的萌芽上，师生忘年恋虽不为世俗所容忍和接受，但它美好的一面却不容抹杀。《招弟和她的马》中，招弟不是“恩足以及禽兽”，而是把马当作朋友和同伴一样对待；不是对禽兽施以“仁术”，而是“物我齐一”，没有把马看成与我不同的异类，应该说，这是更高意义上的人性，它破除了物我界限和人类的自我中心意识。
　　京派小说一般摒弃冲突、逆转等戏剧化的形式，在融入人生体验的基础上，以散文化的笔致营造牧歌情调和文化气氛，将对乡土经验的眷恋用极具诗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张兆和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取材于日常生活，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挖掘出诗意，寄托一种文化理想，写得从容笃实，和谐圆润，具有一种古典的美感。《湖畔》中的小说，都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散文化的生活叙事当中氤氲一片葱茏的诗意，既充满了悲悯情怀，又悬置了一切价值判断，显示出零度叙述的节制。
　　当初，《文学丛刊》有这样的广告：“我们的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张兆和的小说，就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值得反复品味和琢磨，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过眼烟云的一次性消费读物。
　　在某种意义上说，张兆和的作品是京派文学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张兆和的小说一直很寂寞，少有人关注。其实，只要我们秉持公心，一切从文本阅读体验出发，就会发现张兆和不应当淡出我们的视野，她的小说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决不是艺术天空的一颗流星。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前言》,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 鲁 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
　　③ 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④ 芮渝萍:《美国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⑤ 莱 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⑥⑦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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