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出生于特立尼达印度裔家庭的奈保尔(V. S. Naipaul)在当今英国文坛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大奖｡二??一年十月“因其著作中富有洞察力的叙事和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将扭曲的历史中的真实展现出来”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河湾》入选二十世纪百部英语小说行列｡奈保尔在这部作品中给我们再现了一个混乱的河湾处的国家①,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洲的缩影｡奈保尔的写作包含了深刻的政治批判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他以现实主义的描述笔法,引导我们去思考边缘的历史现实｡奈保尔曾说:“我阅读过的所有小说,都描写安居乐业､井然有序的社会｡如果使用这种社会所创造的文学形式来描写我自己看到的污秽不堪､杂乱无章､浅薄愚昧的社会,我总感到有点虚假｡”正是秉承这样的信念,他才创作出了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河湾》｡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评论道:“奈保尔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在《河湾》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历史变更时期动荡社会的故事｡”政治生态的混乱,人的身体的分裂而导致的自我身份的迷惘在该作品里都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二､ 河湾处的无序
　　
　　在《河湾》中,奈保尔一开始就写了充满血腥味的第二次反叛,接着就是新领地的兴衰历史以及“大人物”(The Great Men)盲目自大､呼风唤雨的诸多政策,最后作品结束在又一轮的战斗中｡在这部三百多页的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大至国家总统(大人物),小到经商小贩,有国家政要,有知识分子,有刚刚从愚昧中朦胧觉醒的普通民众,有来自外面世界的开明人士｡人物虽然众多,但作品的情节脉络十分清晰｡主要以萨利姆(Salim)在非洲刚刚独立的殖民地河湾国家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穿插与其他人的各种关系,展示了河湾处国家一次次的政治巨变以及它的无序和混乱,呈现出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在追求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困境｡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确实面临着种种问题｡刚刚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它具有紧迫和长期双重属性｡它需要医治历史的创伤,需要重振经济和教育民众,同时也需要反思历史和包容多种文化｡而河湾处的国家在“大人物”即国家总统的领导下,却采取了否定历史,不切实际的方法,在政治上实行一个人的独白政策,在文化上是极力排外,似乎只有排外才能彻底根除昔日被殖民者奴役､压迫的历史记忆,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对话的世界在这里根本看不到｡由于政治生态的不健康,反叛､动乱时有发生;由于“大人物”的愚昧和自大,尽管建立了“新领地”,即国家政治文化独立的标志,而“新领地”其实仍是殖民心态在新历史时期的形象反映｡人民摆脱了昔日欧洲的殖民统治,又处在了国内殖民者即“新领地”的统治者的权力之下｡尽管“新领地”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民主､独立､平等､消除贫困等言辞是美好的,可这些美好的言辞往往在历史过程中敌不过野心､腐败和大众的愚昧与残忍｡混乱一直笼罩在这个脆弱的国家｡正如小说开篇所说:“世界还是那样｡人如浮萍,无法把握自己,在这样的世界上人没有位置｡”
　　的确,在一个充满动乱的国家里,人民是不可能有幸福可言的,而动乱的直接受害者仍是普通的百姓｡萨利姆为了生计,也怀着对神秘世界的向往来到了十九世纪康拉德所说的“黑暗的中心”②——河湾处的一个国家,因为纳兹鲁丁(Nazruddin)把他在河湾小镇的小店低价卖给了他,他想在这里经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神秘的非洲深处对他一直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来自那未曾见过的神秘自然,也包括已经听说过的独立的国家｡他从东非海岸启程向非洲深处进发｡随着向非洲中心的深入,他放眼望去,或灌木丛生,或沙漠连绵;或山路崎岖,或湖泊纵横;到了下午还会下雨,道路一片泥泞｡而在山的阴面,蕨草连绵,猩猩出没｡这似乎预示了非洲深处将看不到文明的曙光｡越向深处走,他越感到他简直是疯了,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到了目的地,他看到的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河湾小镇｡“这地方遭到了动乱的洗劫,这个河湾小镇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河的急流处原来是欧式郊区,我到时早已夷为平地｡废墟上长满了灌木,原来的花园和街道都分辨不出来了｡……连那些非洲人城区也空了,只有角落里还有人居住,其它地方则是断垣残壁｡那里有很多水泥结构的房子,是矮墩墩的盒子,有的是淡蓝色,有的是淡绿色,也都空荡荡的,上面爬满了生得快死得也快的热带藤蔓,如同一层层褐绿色的席子｡”这就是萨利姆看到的河湾小镇｡从这平实的描写文字中,使人自然能感到动乱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房屋被毁,文明也遭到了破坏｡混乱过后,在短暂的平静中,人们恢复了对商品的需求,在这相对和平时期萨利姆的生意勉勉强强还做得起来｡尽管如此,紧张的政治空气使他这个外来者时时感到孤独和困惑｡后来百废待兴的河湾国家的“大人物”要把这个国家变为推行他所谓的新思想的试验场｡他的伟大壮举之一就是在河湾小镇旁建造一块象征该国文明进步和与欧洲彻底决裂的“新领地”,他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来统治一切｡作为一个非洲人,他要在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让世界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奇迹｡“新领地”的一切要向世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在新总统的统治下,奇迹出现了:非洲人也能成为现代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新领地”充满了生机,总统母亲的画像被高高挂起,路灯也亮了起来,大学城和研究中心也成立了｡“新领地”里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新领地”的人成为真正的主人｡正如总统演讲的那样:“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而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必须深入下去;非洲人还必须是非洲人的样子,必须大大方方地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上｡”后来,一切都向国有化方向发展,萨利姆的商店也被国有化了,他成为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为生计所迫,他一度做起了违法的黄金和象牙生意,结果被人告发关进了监狱｡幸好朋友帮忙,他获准坐船离开这个内战､狂热和混乱不堪的国度｡
　　霍米·巴巴(Homi Bha a)在其著作中,曾通过对处于边缘状态的后殖民历史和文化的考查,对后殖民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质疑,他称之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后殖民考古学历史的今天告诉我们,二战后纷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许多问题确实值得反思｡作为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和英国文化的养子的奈保尔,在《河湾》中,他着力表现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观｡这个河湾的国家在独裁者“大人物”统治之下,雄心勃勃地要走向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大人物”振振有词地宣称要为人民带来福祉和平等,但是其手段却是将盲目的民族主义与对外国人财产的国有化相结合的手段｡从现实的层面这个河湾的国家与蒙博托领导下的扎伊尔有相似之处,代表了摆脱殖民统治处于十字路口的非洲｡普遍意义上来说,它又暗指第三世界在建设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需要作何反思｡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的反思意义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在奈保尔看来,政治和社会的无序通常会导致混乱,这是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产物｡……《河湾》的叙述所呈现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它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其主导意象是象征野蛮､贫穷､愚昧与贪婪的‘丛林’｡”在奈保尔的表征中,非洲是一个无序的､没有希望的社会,它缺乏创造的力量,它的出路在哪里?奈保尔似乎暗示出要有一个外来的权力来统治｡奈保尔通过这部小说实质上间接地扮演了殖民主义辩护者的角色,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把第三世界的一切苦难､混乱归罪于殖民统治或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奈保尔曾把一些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称为半生不熟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厮杀有时比动物还要残酷｡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是这种丛林法则的见证人和牺牲者｡“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充满魅力的词汇,一旦受其误导,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国家的建设包含公民道德规范的确立､教育的普及､法律的完备､权力的制衡以及与世界的对话,绝不能指望盲目自大､标语口号的响亮､语录的神力和近乎盲目的群众运动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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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冲突中的身体③
　　
　　在《河湾》这部作品中,由于政治生态的恶化,自然环境也比殖民统治时期显得不尽如人意｡小镇周围的丛林被砍伐,小镇上到处是垃圾,河流也受到污染｡河水本是生命之源,也是这个河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交通通道,因为在这个丛林遍布的国家里,河流是人们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尽管丛林里一直存在着混乱的声音,而河流曾一度平静｡随着“新领地”经济的发展,河流变得没那么平静和美丽了｡初到小镇的萨利姆曾非常喜欢到河畔观看美丽的景色,那里曾一度有过公园和一些便利设施,这些设施无疑是为方便这个河湾处丛林国家与外面沟通而设的,本土文化与外界文化在这里得到交汇｡而后来河湾处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周围是大片的空地,雨后是一片泥泞｡渔人的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空地上零星点缀着茅草棚,这地方又回到了蛮荒状态｡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河湾处的生态灾难和政治社会灾难成了人们建设国家的桎梏,人们对生活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文化政治的混乱造成了人们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危机｡人的身体在这一双重危机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甚至变得残缺不全｡布尔迪厄(Bourdieu)曾认为:“身体是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身体是政治的记号｡”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更是将身体看作话语权力的效应:“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是对身体进行精心地规划､涉及和表现｡”可见身体不仅仅单指肉体,它是人的存在,是一系列特定的存在经验的整体｡身体与政治在《河湾》中是密切联系的｡身体的困扰折射出了河湾处国家的政治动荡和人们的文化心态｡
　　宣称坚决捍卫本土文化的新总统,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具有反讽意味｡一方面他要突出自己是地道的非洲新人,另一方面突出他是领导河湾处国家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舵手｡他身材高大,头戴具有本土特色的酋长帽,手持雕有精美图案的短杖｡他的仪态与他的名字“大人物”一样威风凛凛,而他穿着奢华,有意模仿殖民宗主国的王家气派和戴高乐的风度｡他演讲时时而用法语,时而用土话｡他对自己的身体刻意装饰,就是想突出他是河湾处国家的统治者和保持本土特色的继承者,而实际上他成了一个滑稽的模仿者｡历史往往是这样,你想摆脱它,可它往往缠着你不放｡而如何很好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是一切民族国家发展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河湾》中的总统,其实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人,在这种特殊的空间中,他是一个在人格上分裂的人｡奈保尔在他的书中曾把这类人称为“无面人”“无个性者”或“滑稽小丑”｡一方面他们对欧洲人有拒斥心理,另一方面又在刻意地模仿他们｡他们在显示自己威严的时候,仍然是欧洲的他者｡正像澳大利亚的后殖民批评家阿鲁瓦里(Ahluwalia)指出的那样:“非洲的历史主要是文化压迫的历史｡”《河湾》中,不仅“大人物”被刻画成拙劣的模仿者,其他的非洲人也都如此｡奈保尔在对他们的现状表示同情之际,花费更多的笔墨去嘲讽和抨击其愚昧和狂妄自大｡在这部小说中,“大人物”的身体其实就是昔日殖民者的影子｡他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商和西方的代理人｡其他人又如何呢?像费迪南德(Ferdinand)这类第一代知识分子,他自视为非洲的新人类,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过去的观念和现在的观念在他的脑海里纠结成一团｡他企图一口气跨越几个世纪,但在模仿中却弄巧成拙,结果是既不能成为欧洲那样的文明人又不能再回归丛林,只好充当“大人物”的帮手｡他终日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大人物”加害于他｡他的身体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费迪南德的忧虑时时地折磨着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年头,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内心深处,大家都晓得,我们正一步步地走进地狱,早晚我们都会被杀｡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我觉得我被利用了｡人们把这一切赏赐给我,目的就是要毁灭我｡丛林原是一个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世界,但现在我们回不去了｡”费迪南德尚且如此,而那些被压制在丛林中的非洲人更是处于绝望之中｡
　　德勒兹(Deleuze)说过:“身体和力是一体的,它不是力的表现形式､场所､媒介或战场,是力和力的冲突,是竞技的力的关系本身｡”萨利姆在河湾国家寻找自我的失败,诠释了他在力与力(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中的劣势地位｡他满怀希望地来到小镇,可现实使他感到孤独和危险｡他和周围的人存在隔阂,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横亘在他和费迪南德之间,横亘在他和周围的丛林生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他无法表露自己,无法彰显本真的自我,他的身体和周围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他努力想把自己的身体融入到丛林之中,而处在文化激烈冲突的国度里,萨利姆虽有自觉的意识,但他却不能实现自我,他的身体自始自终处于漂浮状态｡奈保尔通过对萨利姆身体的叙述,揭示了其存在的困惑,反映了文化断裂处境中人的虚无感和主体的矛盾性｡其实这也正是奈保尔等这些后殖民作家自身文化处境的写照｡后殖民作家普遍关注在文化冲突中的身体状态,以期找到自我的位置,这往往是一种对归属的寻求,即文化身份的认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我属于那里?我在什么位置?萨利姆本人也不清楚｡萨利姆的血管里流淌着东非印度穆斯林的血液,他在那里长大,但他却以局外人的冷漠评价伊斯兰文化｡他不想呆在自己的出生地因循传统做个好人,他感到再自欺欺人地与同族人在没出息的东非海岸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死亡｡“外面的世界”在召唤他,他也想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于是他来到了远不如东非海岸的非洲内陆｡在这里,他雄心勃勃地想通过经商积累财富,找回自我,而现实却比东非海岸更加残酷,他不但没有积累到财富,反而财产被充公而变得一无所有｡在一个晚会上他与白人雷蒙德(Raymond)的妻子耶韦特(Yvette)相识,耶韦特的穿着､体态都体现出了欧洲文化的气息,他一下子就被她不凡的举止,富有魅力的身体吸引了｡当时“耶韦特冲我笑了笑,……在黑色的裤子衬托下,她的一双脚显得如此美丽,如此白皙｡她的挑逗性姿态,她的微笑,都和歌曲的气氛十分融洽,让人遐思绵绵｡”她的体态在他的脑海里流连忘返｡事实上,真正吸引他的不仅仅是她的躯体,还有她身体上体现出的欧洲文化气息｡雷蒙德是“大人物”的顾问,他的妻子耶韦特随他而来｡耶韦特在欧洲的学校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可到了“新领地”后,她逐渐变得空虚､无聊和虚荣｡她被困到了小镇上,她厌恶自己的装扮,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她觉得跟着雷蒙德做事是件很难堪的事｡她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当她与萨利姆见面后,他们也就自然成了情人,在肉欲的刺激中打发她的日子｡这两个都接受过欧式教育的人就这样在百无聊赖中生活着,而他们并没有感到幸福,只是为了打发时光而已｡渐渐地,萨利姆感到自己在堕落,也就是说,他的传统的印度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腐朽的一面发生了冲突,他越来越感到她的身体不再松软､柔韧和温暖,于是在一天晚上他狠狠地羞辱了她,向她身上吐唾沫,不住地吐,一直到嘴都干了｡然后他们是一阵猛打,从此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通过与耶韦特的肉体之欢,他想寻找精神的寄托,而结果却是更加痛苦,更加感到疏离｡在这个“新领地”里,“大人物”倡导的本土文化排斥了他,他想认同的西方文明同样排斥了他,他成了一个边缘人｡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人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的,是为了完成生命的跨度,获取人生阅历｡人活着是为了获取人生阅历;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快乐和痛苦——主要是痛苦——都没有什么意义｡感受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萨利姆的困惑提出了一个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如何面对黑暗和虚无的问题｡显然,在河湾处的国家里,萨利姆不知道如何面对｡他成了一个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由此可见,河湾中的很多人的身体都处于缺失或困惑中｡身体就是存在,身体就是自我｡自我的保全就是身体的保全,而他们身体的困惑,也就是自我的失落｡正如萨利姆所说:“我自己危机四伏｡我没有家,没有国旗,也没有神器｡”可见其身体危机的程度之深｡
　　
　　四､结语
　　
　　在《河湾》中,奈保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的叙述和严谨逼真的观察,让我们看清了那曾被压抑的历史存在｡民族独立的国家在摆脱了原殖民宗主国殖民统治后,一味排斥外来文明,采取极端激进的政策,造成了重大的政治灾难和生态灾难,人民颠沛流离,社会动荡不安,反映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尖锐冲突以及统治者的盲目无知｡同时,人没有归属感｡在政治与文化的缝隙中,身体处于分裂状态,反映了后殖民时代的人尴尬的生存困境｡奈保尔以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河湾》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发展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深深的思考｡《河湾》促使着人们去沉思: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完美的人性？ 虽然奈保尔在作品中没有给后殖民社会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但他告诉人们:后殖民社会的人民必须重新审视自我的位置和处境,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找回把握自我的属性,真正做自我的主人｡
　　(责任编辑:水 涓)
　　
　　① 《河湾》以昔日的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1997年在蒙博托统治下称扎伊尔)为背景｡
　　② 康拉德(Conrad)的《黑暗的心》是以殖民时代的非洲中部大河流域为描写内容的作品｡
　　③ 身体是指人的存在,它具有实体与虚体二重性,它与政治､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自尼采(Nietzsche)以来,身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身体社会学已是社会理论发展的新的分支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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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勤超： 政治与身体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