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研究者们在分析《在酒楼上》这篇小说时，认为吕纬甫是五四落潮时苦闷知识分子的写照，把他看做时代精神的反映。虽然也认识到吕纬甫和鲁迅本人的诸多相似性，但是忽视了它与鲁迅自身精神状态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只有从鲁迅当时的现实感受和创作小说时的环境中才能找到。
　　小说写成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这一年一月胡适到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讲“再谈谈整理国故”。当时新文化人整理国故的声浪正甚嚣尘上，同时复古派的文化人也加紧了对新文化的反击。鲁迅对东南大学国学院的不满，明显流露在同年三月三十日给钱玄同的信中①。他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倒退”倾向也是有看法的。这种看法反映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
　　小说中的“我”对吕纬甫再次教“子曰诗云”感到惊异，他问：“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可见，“我”认同的是ＡＢＣＤ这样的西洋新知识，而不是《诗经》《孟子》和《女儿经》等中国旧典籍。另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情节也是与此相关的，那就是“迁坟”。
　　一九一九年，鲁迅回绍兴处理旧房产时，曾经遵照母亲的吩咐，将四弟椿寿的坟迁到他父亲的墓地。小说中记载的事件，情形可能是写实的，但是放在小说中，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件“无聊”的事，而成了一个形象的批判。
　　小说中写道：“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和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说明鲁迅也曾真心喜爱整理国故，他自己抄古碑，编乡贤的集子，以及研究中国小说史，都表明“小弟弟”与他真的很合得来。但是连复古势力也借此回潮，他不免为新文化运动创造的果实担忧。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对整理国故的运动做了全面的否定：
　　
　　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这一段是鲁迅对国故的严厉判词，认为不可能在“坟”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也不需要迁到一个新价值体系中去。当然鲁迅并不是真的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价值存在，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他采取的是果决的极端态度，为的是和黑暗的回潮势力作对。联系后来（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０日）鲁迅为《青年必读书》开书目时说的那些话就可以理解他的态度，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他的结论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②这个表态正是小说中的形象化判词的直接表达。
　　其实，在胡适讲座后没几天，鲁迅就在北京和在南京的胡适暗暗地唱了一出对台戏。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作了以《未有天才之前》为题的讲演，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表现之一就是“整理国故”。他表示不信“旧马褂为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③。讲演仅仅涉及艺术的天才问题，局限在狭小范围内，还没有扩展开来，涉及对整个社会上复古空气的批判，但是他不满于整理国故的态度是鲜明的。
　　不过在私下里，鲁迅还没有明确摆出自己的立场。在面对胡适的时候，鲁迅还不能不随声附和几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称赞胡适的《水浒两种序》：“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④他还写信与胡适讨论《水浒》的版本问题⑤。他是不满整理国故的，但是他又没有直接反对胡适等人，而是照顾情面，敷敷衍衍。
　　小说中流露出对自己这种态度的不满，借助的就是对吕纬甫的塑造。吕纬甫既已看到迁坟的无意义，但是“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他父亲的坟旁埋掉了。这种敷衍态度，正是鲁迅自己的写照。这篇小说不仅在批判整理国故，还在于解剖自己的灵魂，指责自己的不能独战。鲁迅通过对吕纬甫的批判，表达了自责的心情。
　　然而一九二四年的思想界正处于所谓“五四退潮期”，社会又回到了黑暗的状态。小说中不乏对这方面的揭露和暗示。比如：学生的老子连算学都不要教，只要老师教《孟子》《女儿经》等等旧典籍。环境描写则是社会状况的绝妙象征：小说开篇就写了“深冬雪后，风景凄清”的萧条景象。主人公“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回到故乡这个隐喻是对自我和社会状况的强烈感受的表达。一方面见到社会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仿佛未曾经过任何的改革，到处存续着旧的统治；另一方面，自己也回到了旧样，新文化势力分化，过去的同志都星散了，“两间余一卒”，鲁迅重又感到了“孤寂”。一切就像回到阔别的故乡，是又新又旧，又熟悉又陌生的复杂状态——这正是鲁迅感受到的环境，于是也就有了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的感觉。鲁迅内心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以为抗争是无益和无聊的。
　　这种环境和心境使得全篇都笼罩着萧条的氛围，可以名之为“彷徨色”。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亮色，那就是“废园”。
　　
　　从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这段代表着鲁迅心中隐伏的希望。这种景象改变了作者的心情，觉得这里比北方要美丽一些。这种动人的力量再次出现在一个对照中：吕纬甫虽然“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是“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这种亮色刺激了他重又燃起了埋藏的希望和斗志，说明吕纬甫并不真的颓唐，只是因为沉沉的无边的重压。
　　密雪吞噬了废园，把美丽的生机给覆盖了。雪既是情绪氛围的烘托，又是黑暗环境的象征。它压迫新生力量，造成荒芜和陌生。对美好和希望的扼杀，在小说中还有另一个情节来表现，那就是顺姑的死。
　　顺姑“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她的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动人的纯洁和理想。她对剪绒花的喜爱是那么强烈，说明她有压抑不住的渴望——对爱的渴望。这些特点和她生活的环境是那么不协调。顺姑就像在灰色中的一点红色，白雪中的一朵红花。这样的美注定在黑暗的势力面前遭到毁灭。她终于不免于在低俗的环境中被扼杀，存活的只能是她妹妹和弟弟那样麻木愚蠢的人。
　　在现实中，希望在哪里呢？解释这一点也只有从鲁迅当时的生活经验中寻找解答。五四运动中得势的文学革命者们，出国的出国，升官的升官，整理国故的整理国故。只有新生的力量在努力向上。那时鲁迅还没有经历大革命，还没有看到同样是青年也有分歧、告密、捕人做帮凶的情形。他从进化论出发，认为青年是希望所在，而他自己则要跟上他们，愿意做一枝老梅供养几朵红花。当时他周围的青年就有李秉中、王统照和许钦文等人，他们都希望得到鲁迅的帮助，而鲁迅也乐于被他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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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只看到吕纬甫对顺姑的感情，而忽略了顺姑对吕纬甫的感觉。鲁迅用简洁的笔致暗示了阿顺对吕纬甫的爱情。这种爱情就是青年对鲁迅的依赖转化来的。鲁迅“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写这句话是在1926年，“三四年前”正是1922到1923年）。他们的真诚和希望，使得鲁迅不忍心让他们失望。他还说：“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⑥
　　这才有小说中那段情节：吕纬甫面对顺姑热情的一大碗，虽然感到惶恐，虽然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地站在屋角里，就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他虽然体验到硬吃的苦痛，然而吕纬甫说：“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胀得睡不稳……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鲁迅是不是真的吃过不可口，却非常甜的“荞麦粥”，不得而知，但是他的确勉力为青年服务，为他们改稿、荐稿，这两种情境是同构的。吕纬甫辗转各地为顺姑买花，又千里迢迢去送，并承认这件事并不是被动的，还有点自愿，这也正是和鲁迅对青年的态度一样的。鲁迅珍惜青年们对自己的爱，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所以勉力做出牺牲。
　　他要爱护这些珍贵的纯真和美好。由于整理国故间接帮助了鲁四老爷（《祝福》）和四铭（《肥皂》）等等对城乡的统治，所以他也有责任加以反对。他说：“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⑦也就毒害了青年。于是他鼓动自己起来为青年斗争，支持他们行动起来，破坏回潮的黑暗势力。
　　当然，鲁迅的心情要复杂得多。他虽然因看到废园而兴奋，但他也会“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那是因为他面对沉沉的黑暗，难免没有独自抗争的踌躇；当他“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总之，一旦回到现实，又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和吕纬甫一样由于失望而产生的空虚感。吕纬甫做了两件事：移坟和送剪绒花，结果都是达不到目的。虽然自己愿意为他们带来幸福，可是又眼看着黑暗的环境吞噬年轻人的希望，而自己却没有办法。于是他难免会感到彷徨，不知道所作所为究竟值不值得，所以好像无可无不可，终于造成了模糊敷衍的心理。用空虚和失望来概括鲁迅写这篇小说的心情未必不可以，但那是战士的彷徨，是陷入重围时的躲藏。
　　在上面的分析中，有时把鲁迅、“我”和吕纬甫混在一起。这样做的依据是这三者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周作人告诉过我们关于他们在经验上的相同性。三者不止有这种外部的相同，鲁迅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心境，也正和吕纬甫一样。对吕纬甫的谴责，就是对自己的谴责。想起可贵的青年们和雪中的红花是提醒自己，要重新振作起来，和青年们一起前进。经过这篇小说的创作，作者审问了自己的灵魂，凝视自己内心的软弱，使自己羞惭，将麻木的心理刺激一下。他也因为反思使得精神一振，如同噩梦一样，醒来可以更坚定地前行。于是有了作品结尾处那种复杂的感觉：“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这时原来满目的萧条感全然没有了，相反出现了一种轻快和自信。正由于这种三位一体性，使得作品中呈现出自己和自己对话的特色——这篇小说也就可以看作战士彷徨时的形象化的沉思。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鲁迅写信给孙伏园，让他在《晨报》上发表自己的讲演稿《未有天才以前》，说明鲁迅已经决定正式和整理国故派决裂。一九二五年，鲁迅以独异的姿态抵制“青年必读书”，绝不是故作惊人之举，而是责任心促使他不再敷衍的标志，是战士调整好心态重新披挂上阵，开始新战斗的标志。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鲁迅:《240330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② 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③⑦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④ 鲁迅:《040205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
　　⑤ 鲁迅:《040209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⑥ 鲁迅:《写在<坟>的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第288页,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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