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的小说，现在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文坛上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其新作《猛虎》就位列二OO三年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三名^①，并被多个文学选本收录。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声誉，是与它独特的叙述分不开的。小说体现出了成熟的文体意识，把握好了表现和隐藏的关系，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在显文本下面，还有一个潜文本。另外，小说深层次地触摸到了生活的质感，直指人性的痼疾，却没有陷入道德评判的泥淖。与时下女作家创作中风行的女性主义色彩不同，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突显了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普遍荒诞与苍凉，有着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一
　　
　　因为世界的无限丰富和短篇小说的有所局限，以短篇小说来反映大千世界，相较于长篇和中篇，其难度自不待言。对短篇小说创作深有领悟的作家，为了小说的成功，因此会采取一些独特的艺术手腕，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表现和隐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味去表明、去充实，就会把有限的空间填充得过满，缺乏一份应有的生气和灵动。相反，若以空灵纳万境，就会从容裕如，虚实相生，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效果。叶弥可以算得上是深谙短篇三昧的作家，从她的创作中能够看出她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发表在《作家》二OO三年第五期上的《猛虎》，就是她驾驭短篇才能的一次充分展示。
　　小说以对生活场景的链接，形成一种独特的结构机制。其中蕴藏着诸多空白和未定点，召唤读者去填充和确定。已被描写、叙述出来了的文本图式化方面，只是表达言内之意的主要方式，而文本的空白和沉默，则是达到言外之意的重要手段。尽管小说的故事不算新鲜：一个男人因失去了履行丈夫职责的能力，家庭生活陷入了对抗和冷战状态，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或明或暗的伤害，最后导致妻子把丈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但是，因为处理得高明，小说显得新奇卓异，不同寻常。
　　小说的成功，主要因为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机智地省略了许多笔墨，掐断了许多线索，而给出朦胧的暗示，留下了大片的空白(当然，小说文本的片段拼贴和场景组合，又有着内在的逻辑链条和完整的时空感)。具体说来，文本中的沉默和空白有以下几种情况：
　　1．文字简省，意义丰赡。在小说文本中有许多言简意足的句子，形成一种张力，为我们提供了思索的余地。譬如，在老刘和女儿亲热时， “他们似乎听见崔家媚一声冷笑，但回过头去看，见她正忙着，一副与他们隔得很远的样子”。在这里， “冷笑” “隔得很远”这些词语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因为它们不仅“状难写景，如在目前”，更主要的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又如，“到明天，她还一如既往地陪着女儿上街去买衣服，像一块招牌一样，走着她那闻名遐迩的步子，好像生活里有许多需要她摆出这种姿势的理由”。在这里，“招牌”“闻名遐迩”和“理由”这些词语，在不经意间有着强烈的反讽色彩，由于所指相对于能指发生了意义的颠覆，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具有无穷的意味。
　　2．细节暗示，旨归渺远。在《猛虎》中有许多细节描写，颇耐人寻味，诸多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种接受的“偏离效应”，扩大了想象的空间。例如，当老刘劝崔家媚“到外面去找一个时”，“崔家媚的眼睛红了一红，声音也不由自主地大了一些：‘我们这么多年夫妻了，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老刘惊奇地看到，崔家媚的眼睛在说这句话之前就不红了”。从“眼睛红了一红”到迅速地“不红了”，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崔家媚对老刘的虚与委蛇。他们之间旷日持久的相互对抗和冷战，已经磨灭了相濡以沫的感情。
　　又如，在崔家媚把一粒药丸放进老刘嘴里，用水送了下去之后，“老刘恐怖地看见，崔家媚也吃了一粒什么药”。文本一再反复强调崔家媚身体“健旺”，可见她根本没害什么病；而她和丈夫感情失和，形同陌路，也决不会同情和怜惜丈夫为“感同身受”而去服药。崔家媚为什么服药，服的什么药，是本文的一大悬案，它给读者留下了一处空白，让人无尽思索。
　　3．情节拼贴，激发联想。空白一般地说就是指文本中未实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中已实写出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空白主要存在于情节结构层次上。伊塞尔认为：“情节线索突然被打断，或者按照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一般故事集中于某一个别人物上，紧接着就续上一段有关新的角色的唐突介绍”^②，这就造成情节结构上的中断或空白，但这种空白恰恰是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的无言邀请，即吁求读者把空白填上，把情节接续上。
　　在《猛虎》中有许多情节拼贴而形成的空白，例如，文本在叙述崔家媚臀部一扭一扭地回家的时候，突然插入一段单身老汉对生活绝望以头撞墙的叙述。尽管仿佛与她全然无关，但老汉的绝望、撞墙以至后来把家搬走，都非无因之果，只是文本叙述者把逻辑线索隐藏得很深，让我们难以索解。
　　崔家媚在家里时，也是“蓬头垢面”的，可她出门时，却“‘??’地穿了什么衣服，把大门关上走了”。小说在这里就中断了线索，转而叙述老刘在家里一觉睡到天黑，醒来后又心不在焉地给自己弄泡饭吃。叙述转换之后，小说使用了省略和场景两种叙述速度，并用叙述中的错时方法，形成了两个叙述层，使老刘过去对她的喜爱和现在对她的怀疑互相交织和叠印。而生活在别处的崔家媚到底在外面干了些什么，小说文本始终守口如瓶，保持沉默。当小说重新聚焦于她身上时：“她今天与平时不一样，略有兴奋”，“家里的桌子啊床啊什么的，她不时斜睨一下，自己对自己撒娇”，接着又写她冲洗和在梳妆镜前端详自己。小说这样聚焦和叙述，又有着强烈的暗示性，像一座漂浮在洋面上的冰山，只露出一角，而隐去了大量的内容，让读者去想象和补充。
　　中国艺术中，很早就有“计白当黑”和“空不异色”之说，南宋时期，在夏圭、马远的画中，总是只画山水的一部分。所谓“夏半边”“马一角”就是指他们的画中，实境都只占画面有限的一部分，而留下大量的空白，以有无相生的方式，传达出无限的深意，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具有共通性，“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③。叶弥的《猛虎》正是这样的一篇小说，其中有太多的内容被作者省略了，留下诸多未定点和空白，构成了一个丰富而沉默的潜文本，让读者领会不尽的余意。
　　
　　二
　　
　　叶弥说过，喜欢男欢女爱题材的小说，因为这样的小说具有温度^④。而在她的《猛虎》中，尽管写的也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但我们却感到彻骨的寒冷。因为在这里，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欢爱、没有体恤、没有关怀，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对抗。体恤和关怀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对于利益理性和欲望化生存状态的现代人而言，显得太奢侈了。而“血腥”， [##] 却成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回避的内容。“这是不能被笔理想化的一部分，恰恰这部分是人性中最原始和最真实的，它始终以不敢屈服的姿态存在于我的思考中”^⑤。叶弥创作手记中这几句话，表明了她对人性进行深入探讨的意向，而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她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晶。
　　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险恶。叶弥这篇小说冠以《猛虎》之名，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隐喻了在对抗中，无论男人和女人都异化成了猛虎，每个人都受到对方的撕咬，同时也给予了对方以伤害。让人诧异的是，叶弥把这种关系置于“天、地、君、亲、师”五伦“亲”中夫妇一伦，让人看到没有硝烟却异常惨烈的家庭对抗和冷战，以及因为欲望不能得到满足而引发的不动声色的陷害和谋杀。这样，小说文本便最大限度地解构了那种“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价值，读来更让人感到惊愕不已。
　　其实，这种旷日持久却心照不宣的对抗，最直接的导火线是丈夫老刘因羸弱变得“力不从心”了。而作为妻子的崔家媚，是一个“美貌健旺”“丰润生动”的女人。尽管“她的强悍是藏在安静里头的”，但对丈夫仍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夫妻行为不平等关系中，长期压抑、尴尬的境遇，彻底摧毁了他的心理，使他在内心深处被阉割了，不敢与妻子正面相处，在精神上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在对抗中，双方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态。丈夫在妻子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却对女儿有着“可观的小手段”。面对二十八岁的女儿，一会儿摸摸小腰，一会儿亲亲额头。这虽然不乏父亲的温情，但更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变态释放，在释放过程中，以期获得一种补偿和替代性的心理满足。对于妻子，因为不能履行作为丈夫的职责，所以竭力怂恿她到外面去找别的男人，但又时刻提防着她，并且在背地里恶毒地骂她“骚”。这种矛盾的症候，是典型的人格变态的反映。生理需要无法达成的焦虑，自我实现的受挫和压抑，一齐挤压着他，使他的灵魂发生了扭曲，最终不但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而作为妻子的崔家媚，因为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和欲望的满足，在家庭生活中竟形成了极端的自闭症。在家里她既对抗着丈夫，又疏远了女儿；在女儿出嫁时，“对来客热心得过了头，对出嫁的女儿却不管不问”；在女儿出嫁后，“最大限度地清除掉女儿的气息”。没有丝毫的母爱可言，有的只是决绝而变态的拒斥和不动声色的报复。
　　当然，这种变态和疯狂更体现在她和丈夫的关系上。尽管中国女人从易卜生的《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但是，崔家媚是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即使丈夫一再劝她“到外面去找一个”，但她一再声明自己“是个良家妇女”，“不会干那些勾勾搭搭的事”。名节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内化到了她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禁令，使她不敢贸然行事。但是，她又是“一条丰沛的暗流涌动的河流”，有着无穷的生命活力。文明的束缚和本我欲望的碰撞、道德原则和快乐原则的冲突，使她变成了一个“阁楼里的疯女人”，坚定地给丈夫停药，把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这桩谋杀中，她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也有着猛虎的凶恶和残忍，是人性中黑暗和丑陋的一次强烈曝光。和张爱玲的《金锁记》比较起来，可以看出崔家媚是一个现代版的曹七巧，在爱欲的鼓动下，成为了一个疯狂报复的女人，最后的杀夫，真正突显了她变态心灵和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
　　
　　三
　　
　　“我为什么写这些血腥，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回避这些东西”^⑥。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不屈地对抗，或一个妻子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丈夫，这并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发生，但是却真实地存在着。“存在并非已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⑦，小说家的使命，便是对存在的思考、关注和探索，绘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
　　《猛虎》就是这样一篇关注“存在”的作品。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残酷而真实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人都被异化成了相互撕咬和伤害的“猛虎”。这是叶弥投向世界的最清醒的目光，又是最不受拘束的想象。但是指出黑暗是为了呼唤光明，揭示溃疡是为了有利健康，叶弥以这种独特的书写，体现了精神重构的必要，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在当下语境中，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许多作家的小说已经拒绝了深度模式，一切都已经平面化了。而叶弥把小说建立在对存在的思考之上，这种不入流俗，会难免阳春白雪的寂寞。但真正的作家，应不惮于在寂寞中前驱，他们的思想之光，终将驱散我们心灵的黑暗，拯救我们匍匐的灵魂，使之获得超越，抵达一个新的高度。
　　当下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大都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或专注于女性个体经验的表达，以揭示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或集中于男女二元对立模式的书写，以反抗男权主义的压迫。但是，当这一路子通行既久，形成习套，就会成为一个牢笼，极大地销蚀作家的创新力。作家在这条路上一味地滑行，就有可能落入窠臼，成为艺术的敌人。而叶弥对此怀着深深的警惕。阅读她的作品，会发现她很少专门描述女性生活，女性也不是充斥于她文本空间的惟一风景，她的创作视野开阔，却也有着自己的专属领域。在小说《猛虎》中，她摒弃了女性意识的视角，没有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也没有男性权威在场。小说超越了女性主义的书写模式，而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透视和解剖，揭示其苍凉的底色、对抗的宿命和富有悲剧性的尴尬状态，尽管显得低沉压抑，却有着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是现代人难得的生存寓言。①新华网山东频道2004年3月8日报道《200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济南发布》。②伊塞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关系》，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③汪曾祺《美国家书·七》，《汪曾棋全集》(第8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④叶弥《天鹅绒》中“作家自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⑤⑥叶弥《<猛虎>手记》，《作家》，2003年第5期。⑦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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