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好的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不断给我们提供新的阐释空间，让我们产生新发现的喜悦和快乐。孙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的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就是这样一篇历久弥新的佳作。不知从何时开始，重读经典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文学研究新的视角，在此，本人无意追赶潮流，也并非故弄玄虚，写下这个标题，是想陈述前人在解读这篇作品时忽视的两个“细节”（这里不是指细节描写，而是指文本中的“符号节”），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篇“经典”之作。
　　《山地回忆》是孙犁小说代表作之一。它采用第一人称回忆的形式，紧扣一个小物件——一双袜子展开故事，通过河边“争吵”、做袜子、贩枣、买织布机等日常生活片断，运用即小见大、深情细腻的表现手法，生动再现了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军民间的鱼水深情，揭示了山地人民纯朴真挚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很多文学史教材和解读文章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九七八年九月，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也写道：“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我们可以推想，正因为这种真切的生活体验和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我”才会自然而然地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①
　　毋庸置疑，从军民关系的角度理解这篇作品的思想内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文本中更可以找到证据，毋庸赘言，在此我也丝毫没有标新立异的阐释。但小说中有两处细节，需要我们认真观照，过去一直被我们忽视，这并非小题大做，细节背后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第一处在小说倒数第三自然段：“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第二处在小说结尾：“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这两个细节对整篇小说有什么价值，换句话说，倘若删去这两个细节，会不会损伤整篇小说的思想内蕴，对“我”回忆的故事内容有没有影响？首先看看对小说表现的军民鱼水情有何影响。我们发现这两个细节似乎可以略去不写，甚至是多余的。袜子在文本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说袜子凝聚着军民情意，或者说是军民鱼水情的象征，那么被黄河水冲走岂不是弄巧成拙吗？何如保存这双袜子，时时怀念山地人民的哺育之恩？第二个细节“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仍然“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更是与军民感情无关。然后我们看对故事内容有何妨碍。小说故事围绕“袜子”展开，“袜子”被冲走还是保存只是作家终止故事的策略，表明“我”回忆内容的完结。如果说因“袜子”引发的故事令我难忘，“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何必安排被水冲走这一结局呢？就算要安排一个结局，“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这不是更好的交待吗？难道我们会去纠缠那双“袜子”后来到底到哪里去了吗？结尾的交待更是多余，与回忆无关。或许有人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啦，依旧“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进一步丰满主人公的形象。难道在“我”的回忆中“妞儿”的形象还不够完美吗？她的爽快、率直，甚至还透着点泼辣；她的开朗、质朴和自然；她的真诚、无私和善良；她的勤劳、要强和聪慧……我们读后分明感受到一个伶牙俐齿而内心火热、纯真鲜亮的山地女孩，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她的周身闪烁着农村女性特有的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光芒！这还不够让“我”难以忘怀吗？由此可见，这两个细节真是“赘疣”！难道真的是作者一时失误留下了败笔？还是作者的意图我们没能领会？让我们从文本中寻找答案吧。
　　同孙犁的其他作品一样，《山地回忆》也是一篇清新隽秀的诗意之作，问世以来给读者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审美期待。这种诗情画意，得益于作品中的许多“留白”技巧，它们给读者提供了不尽的审美想象空间。小说叙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我”早晨到村前的小河边砸冰洗脸，碰到在河边洗菜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紧接着是一段“争吵”，然后她看到“我”在冰天雪地里没有袜子穿，她便说：“我给你做。”接下来就是“我”和她一家的“亲密”交往。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无意略去了两个人的性别、年龄等因素。比如“妞儿”这个名字，是这么简单、普遍；甚至妞儿的长相，只有一句“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但这些丝毫不妨碍我们对妞儿的美好想象。在人物身份关系的设置上，作者突出强调的是军民关系。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两个人情感关系的想象。
　　“我”的八路军身份，使得妞儿和“我”的亲近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仅靠政治身份如何能取得陌生人的如此信赖，甚至拿出仅有的一点“给她爹做双袜子”的布？要知道这布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得来的啊！当然这里反映了军民不一般的关系，但仅凭这种关系（而不考虑对“我”的“好感”）她就如此爽快的许诺陌生人还是值得怀疑的。再看看妞儿发现“我”没穿袜子后（妞儿显然对“我”观察得很仔细）两人的对话：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女孩子的话，一开始仿佛在试探，进行得很“慢”，低声的询问没有了先前的泼辣，隐藏着关切，充满了柔情。等她知道了明确的答案，节奏突然变得很“快”。“我”可以帮你做，“我”家在什么地方，“我”有布(也愿意给你使)，然后就走了，仿佛不容对方考虑，仿佛是怕对方拒绝——事情就这么定了！再联系女孩子前面的话。她关于真假“卫生”和刷牙的一番“宏论”，仿佛异峰突起；她“不穿袜子……也是卫生吗”的责问，又一下子把剑拔弩张的气氛消解成融融暖流；“我给你做”的诺言恰似春雷震响，把谜底一下亮出——原来她对“我”的一系列“攻”，全是为了寻找机会与这萍水相逢的八路军战士找话交往。这似乎不能仅仅从军民关系的立场来解释吧？等到“我”真的前往时，女孩子的话也很有意思“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就来了”。从这里，我们看不出一点不欢迎的姿态，相反倒是期待，那种娇羞的情态（可能隐藏在快言快语中，却能感受到），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小说后面还有这样一段：
　　
　　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从“大伯”的话中，明显可以看出女孩子对“我”非同一般的“好”。女孩子的回答更是有趣，“沾他什么光”和后面的话显然是不着边际，明显在故意岔开话题，转而又说“我”该给他们干活，这样就能体现人民对八路军战士的支持、关爱？在“罚”“我”做活的言语之间，一腔“爱”意欲盖弥彰。
　　从以上的文本分析中，在对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以发现“我”和妞儿之间潜藏在心底、遮遮掩掩但又若隐若现的“情愫”。不惟如此，从读者反映视角来看，“袜子”是故事的一条线索，也可以说是妞儿和“我”之间发生进一步“亲密”关系的纽带。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年轻女子亲手给非亲属男子（虽然文本没有交待，我们自然想象得到是个青年八路军战士）做袜子甚至送袜子，意味着什么？妞儿一针针、一线线，密密缝了四天，其间会给我们怎样的关系想象？这一点我想不用多说。在我们的经验习俗中，袜子的这种情感隐喻可能并不如玫瑰与爱情那么明显，但在不同的区域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云南贡山独龙族自治县，袜子是妇女爱情的凭证，是姑娘传递情思的信物。②当然，妞儿不在云南，“此袜”非“彼袜”，妞儿做“袜子”是八路军缺“袜子”，不能拿“爱情”来玷污军民关系，这当然有道理。不过结合上面的文本分析，再联系“袜子”的“爱情”因子，我们是否可以从传统的爱情观来阅读这篇小说？客观的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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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是一篇爱情小说，哪怕是有爱情解读的可能性存在，让我们想象一下，会产生怎样的结局呢？或许只有当我们试图进入特定历史情境之中，才能更深地理解某种行为背后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不仅是改朝换代的政权更替，同时也是一次意识形态话语的全面更迭。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一系列文章中阐述的历史图景和文化（文学）观念，从四十年代初期延安整风提出的‘工农兵文艺’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终于形成了一种全国性体制化规范力量，事实上也是‘惟一’的规范力量。”③文艺体制的“一体化”，使得作家创作受到了更多的约束，文学必须为政治、社会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抒发高昂的时代情绪成为作家的首要任务和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势之下，爱情甚至有爱情嫌疑的创作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读者群的谴责，甚至政治的批判。倘若作品可以被从爱情的视角来阅读，稍有文学史常识的读者都会不难想象到作者那种不堪承受之压！孙犁的短篇小说《碑》就曾因触及爱情受到批评，在创作这篇小说不久之前，又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④，作者又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来涉足爱情？或者正因为此，作者设计了前文提到的两个细节，让“袜子”被“奔腾的黄水”冲走，斩断读者心中可能产生的“袜子”与爱情的联系，抹去可能产生的爱情想象；在结尾顺便交待当年的女孩子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可见“我”对她的怀念，就是因为她的美好和进步，绝没有什么个人的情愫。两个看似“多余”的细节，在文中得到特别观照，有力地阻止了读者的思绪旁逸斜出，把读者的思绪牢牢圈定在军民鱼水情这样正当合理的、新话语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作家的良苦用心！
　　由此观之，小说中的这两个细节并非“多余”，更不是“败笔”，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作家为了防止读者“误读”从而使小说符合当时新的文学规范的一种策略。这篇小说诞生的背景已经成为历史，让我们重返历史去更好地理解这篇作品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应该处理的是，作者在不经意的自然写作中所做的，和他觉得“必须”做的，这两者之间的“缝隙”所呈现的丰富内涵。自然，我们首先会想到，文学形态的“一体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新政权的建立对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极大的促进，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作家而言却复杂得多。文学话语的“一体化”（我们姑且不谈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种种弊端），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创作思维，使创作局限在特定的题材和主题范围内，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体制化本身的暴力性因素，极大地挫伤了作家的创作激情，对文学生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翻一下文学史就会发现，解放初期，不仅是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等来自解放区的作家，面对“一体化”哑然无声，就算是丁玲、甚至赵树理⑤等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都有些无所适从。只有看清文学的“一体化”的影响，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建国初的文学现状，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是理解本文所谈的两个“细节”的关键所在。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取消了作家在新的话语规范中的作用了呢？当然不是。新政权及其话语规范的建立，对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同时，新的时代，作家也迫切渴望要表达新的东西，也会不断地向自我挑战。这就涉及到作家如何适应并参与新的话语规范的问题，这是一个摆在作家面前的相当困难的问题。从符号学的立场来看，文学文本是作家运用语言符号建立的二度符号体系，作家总是试图利用个人经验，并最终指向个性化经验世界。作家要表达新的时代，适应新的话语规范（从当时来看也必须适应），就是对既往经验的挑战，需要有新经验、新体验，否则就无法创作出符合新规范的作品。但是，新经验、新体验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来酝酿，更重要的是，作家新的体验是否能符合新的规范。因此，至少是在文学转折期，作家往往求助于既有的经验世界，通过增、删、改等手段和方法，让作品表现新的含义，使之符合新的话语规范，这就类似于“旧瓶装新酒”。就像孙犁，进城后，生活相对稳定，但人际关系的种种隔膜、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形成一种新的焦虑。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新体验，但这能写进作品吗？显然不能。这样他就不得不借助既有的经验。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如，《石猴》《吴召儿》《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山地回忆》也是作家旧经验的表达，但在处理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在指向个性经验过程中，作者无意识间流露出生活经验中浪漫的一面。⑥尽管读者并非会拿作家的生活经验来比照作品，作家还是担心读者会从中读出浪漫来，为极力避免与新话语规范的冲突，设计了两个看似“多余”细节来“纠正”，这正是作者适应新的文学规范的暂时性策略。孙犁毕竟有“余风犹烈”经验世界，还能够借助“旧瓶”装“新酒”，没有类似经验的作家将如何适应新规范就不难猜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创作的中断，茅盾、巴金等的沉默，艾青建国初期诗歌创作的尴尬⑦等文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这或许正是《山地回忆》的两个“细节”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孙 犁:《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孙犁文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页,第620页｡
　　② 《奇风异俗(怒族)羊毛袜子与爱情》,http：∥travel.yninfo.com
　　③⑤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291页｡
　　④⑥ 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时代书城网http：∥www.mypcera.com．
　　⑦ 艾青在建国初写过“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长眼阔嘴巴”这样的诗歌｡参见程光炜《论艾青､田间五､六十年代的创作》,《 中外诗歌研究》,2000年第1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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