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力量：诗与网焦亚东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6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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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5994

[ 焦亚东文选 ] 　　

记忆的力量：诗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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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力量：诗与网

◇ 焦亚东

　　空庭日照花如锦，红妆美人当昼寝。
　　傍人不知梦中事，唯见玉钗时坠枕。
　　——杨衡：《春梦》
　　
　　《围城》这本有趣的书，描写过这样两则有趣的事：
　　一次是赵辛楣请方鸿渐、苏文纨吃饭，席间有一位叫董斜川的作陪者写了几首近体诗，中有“好赋归来看妇?”，大惭名字止儿啼”句，写他辞军事参赞回国的事。苏小姐道：“董先生的诗‘好赋归来看妇?’，活画出董太太的可爱的笑容，两个深酒窝。”不料董听了这样的嘉赏，却并不领情，板着脸说：“跟你们这种不通的人，根本不必谈诗。我这一联是用的两个典，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你们不知道出处，就不要穿凿附会。”
　　另一次则是对“四喜丸子”曹元朗那首《拼盘姘伴》的评价。这首诗每一句后面都细注着出处，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处”。李商隐、艾略特等人的诗句，如同战场上伪装潜伏的士兵，随时可能吓你一跳。曹元朗得意地说：“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而对这样的诗作、这样的论调，唐小姐却用一句话给予了否定，她说：“曹先生，你对我们这种没有学问的读者太残忍了。”曹元朗辩解道：“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的意思，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他涎着脸逼问唐晓芙是否领略到了，唐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荡漾出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
　　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而言，小说中的这两则“趣事”倒不妨作“严肃”的看待。或许，在最初，当诗人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个人感受时，他们都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自己身处其中的真实世界。比如，至少在钟嵘所处的六朝时代，人们还坚守着这样朴素而可爱的诗歌理想：大千世界，人间百态，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序》）但是，当岁月渐渐将这个世界转换为一座由书本堆砌而成的象牙之塔，当越来越多的诗人置身其中，只是像钱锺书所说的那样，“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①时，真实世界已被另一个“虚幻世界”，一个历史话语编织出来的世界取代了。诗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中不能再如当初那样，同现实世界保持着清澈透明的关系，它背叛了自己曾经忠实的东西。诗已不是从现实世界，而是从语言世界中，向我们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饱学之士董斜川自然敢瞧不起苏小姐，虽然苏小姐是留洋博士，而且还是研究诗的——“活画出董太太的可爱的笑容，两个深酒窝”，这种直来直去、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诗的解诂的眼光，简直就是曹元朗所谓的“不识货”，好在董、曹两人没能互通消息，要不然，曹元朗没准儿不会娶苏小姐。
　　这也就是钱锺书指出过的现象：“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②诗歌创作的这种变化，除了我们从前过于强调的社会历史原因外，一些内在的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先在的语言对人的制约。在《忧郁的历史》（《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一文里，我们曾说过：语言中携带着难以计数的前人话语，刻印着涂抹不去的文化痕迹，因此，后来者对符号掌握得越娴熟，符号系统越发达，他和实在的距离就越远。换句话说，前人的话语遮蔽了后人的视线。除非能够重返历史、理性和语言尚未笼罩人类的原初之时，否则，遮蔽就是必然的。因此，一个诗人，与其说他面对的是一个活色生香的真实存在，倒不如说他身陷于话语符号的网络之中，前人的好词佳句变成了他的有色眼镜，他隔着这两片玻璃，看到的世界朦胧不清，要是玻璃颜色再深些，或许什么都看不到。世界在他眼中只是书的海洋，或者说，书海变成了他心目里的世界。这个时刻，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挣脱束缚，“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③，从来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也是未知的。
　　二是“欲说”与“可说”的矛盾。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这些“语言的痛苦”中，我们大致能领略言说活动的艰难；从“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杜荀鹤）、“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方干）这些诗人的自白里，我们亦更能感受到他们在语言牢笼里的挣扎。所以我们也颇能理解，为什么在表达的迫切和言说的艰难之间，许多诗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返回到语言的历史中去，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言说痛苦的灵丹妙药。
　　三是诗歌功用的变化。世易时移，诗在“言志”“言情”之外，还渐渐具有了社会交际的功用。“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④外交献仪、宴会制作、朋友赠答、诗社唱和甚至青楼寻欢，无不需要诗赋沟通助兴，营造气氛。所以林语堂指出：“如谓中国诗之渗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⑤但是，诗歌走向普泛、走向应制之时，亦是摹仿、因袭甚至剽窃之风兴盛之日，因为只有将前人诗句改头换面甚至照搬照抄，才能稍许缓解许多人在各种各样应酬之下笔秃墨干、捉襟见肘的窘况。诗已不仅仅是“感物”“缘情”，发而为文，即能感人肺腑这么简单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易于从现成的诗句中去寻求灵感和帮助，而对身边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冷漠的距离。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孳生”几乎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宿命。
　　前人的好词佳句，摹仿他们的字法句法，因袭他们的结构命意，成为整个时代无法规避的风气与潮流。许多古典诗人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心中涌动着的却是前朝诗人的句子，眼前鲜活的物象被记忆里陈旧的诗句罩住了、替代了。如果我们了解到有许多感人的诗句，原来都各有来头，或许从此会轻看那些自己从前所崇敬的诗人。比如，董颖《江上》云：“摩挲数尺江边柳，待汝成阴系钓舟。”这个“汝”字读来有些特别的味道，但这种对草木虫鱼作亲切称呼的写法，并非独家所有——卢仝写醉态：“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安石赋梅花：“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郑樵游灵龟潭：“着手摩挲溪上石，他年来访汝为家”，不一而足。再如，徐述夔“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惹来文字之灾，早已为人熟知。可是在宋代诗人刘??那里，分明就有“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新晴》）的句子；再往前说，唐人薛能写过“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老圃堂》），而一旦读到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春思》）之句，我们除了惊讶，大概还会产生出幻灭感，觉得以前对古人的膜拜幼稚得可笑。诗读得越多，对诗人的怀疑就会越深：这究竟是他们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觅来的诗句呢，抑或是他们从前人的话语中借来、偷来的呢？郑板桥曾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在这段假定是诚实的叙述中，他面对的或许是一个真实的竹林，他所说的“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意思是人对物的移情和改造。然而，对于后来许多以竹入画的人来说，这个真实的竹林或许压根儿就不存在，对他们而言，真实的情况也许根本就是：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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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蔽造成孳生，使诗人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对外界视而不见，这是古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现象。但是，“遮蔽”与“孳生”并不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会必然导致表现力的衰退。在很多时候，情况也许恰恰相反。一种可能是：前人技巧、话语的圆熟帮助了今人表现力的释放；另一种可能则是：“遮蔽”也许是不完全的，许多人可以身处前人的言说中又跳将出来。这样一来，诗句尽管常常语涉雷同，但有些地方却会另生新意，让我们在熟悉中体会到陌生。对此，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可以拿来做一番别解，这就是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中的“绿”字经“到”“过”“入”“满”等十余字推敲后方定，遂传颂至今。其实此字、此意在唐即已多见，如丘为：“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常建：“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等。钱锺书因此问道：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⑥
　　
　　其实，即使王安石的“绿”是自觉取自唐人，我们也能看出它有别于唐人的“新意”：诗人思乡，情不可遣，然家虽“只隔”咫尺，却好比天涯。隔水隔山，家可望而不可还，此种痛切之情如欲表达得警醒显豁，“到”“过”“入”“满”等字皆不足以为藉——只有“绿”。“绿”，非言景之美，乃言景之刺目、刺心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诗人“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喟叹才会来得痛彻，而且，来得自然而然。字虽合，意有别，此虽来自彼，却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类似的从古人那里寻诗觅句、改造翻新的手法和技巧，日趋精良完备，诸如“显形”“变相”“放大”“翻案”“引申”“捃华”“摹本”“背临”“仿制”“应声”“效颦”等等，多不胜具^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征兆出这样的事实：后世诗人越来越经不起先在话语对他们的召唤与诱惑了。
　　不过，如此一来，读诗的人倒是拥有了一个在绵延不绝的诗歌史中层积下来的丰厚的阅读语境。“语境”是英美新批评的关键词，在其代表人物瑞恰兹看来，诗歌的语词，必须放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这个环境就是“语境”。语境是双重的，一是“在现场的”的上下文语境，一是“不在现场的”的他文本语境，即同这首诗的阅读有关的其他诗歌话语。瑞恰兹尤其强调了常为人们忽视的他文本语境。在他看来，诗歌的细读就是要在把握语境的前提下，对诗的语义作出解释。譬如，稍有中国文学修养的读者，读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里“渭城朝雨?徘岢尽币痪洌?霾换嵯穸灾泄?幕?廖薷?椎娜四茄??辉凇俺尽弊掷锟闯觥盎页尽被颉俺就痢保?苡锌赡埽??且渖畲Φ哪承┒?骰岜徽飧鲇锎柿枚??喙氐募且淝娜环浩穑??斐鲆桓龇痹臃诅〉挠锞常骸罢鞒尽薄跋闯尽薄俺臼兰洹薄昂斐局小薄俺狙獭薄俺痉狻薄??俳?徊剿担?绻?馕欢琳卟唤鼋鍪恰吧杂小蔽难?扪???涫祷购苁煜ぶ泄?诺涫?瑁?敲矗?飧鲇锞郴够嵫由欤骸胺被?律⒅鹣愠荆流水无情草自春”（杜牧《金谷园》）、“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陈陶《陇西行》）……这些和“尘”有关的诗句都多多少少为王维诗里的别离增添了一些愁绪，或者也可以说，为读者的感伤添加了一点催化剂。唯一看似例外的是慷慨悲壮的“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好像与别愁离绪隔得有点远了——不过，还是且慢下结论！因为这首诗的后面两句正是写生离死别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诗永远都是这样，向着你，向着一个无限的时空，开放着。诗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完成的，诗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关系中完成的。诗的历史是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诗的阅读也同样是在这个悠远的历程中寻找的过程。这就是“互文性”所揭示出的意义。互文性是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文学批评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时催生出的重要理论概念，它是在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复调理论”影响下，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后来又经罗兰•巴特、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阐释与补充，成为一个包含着多重意旨的理论术语。互文性认为：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超越此前已经存在的文本而产生。过去的文学正是今天文学的基础，它们在沉默的历史中静静等待着自己再生的时刻，“不存在任何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涵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⑧这样看来，文本并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文本存在于关系之中，就像米勒说的那样，在诗歌中，总是“隐居着一条寄生性存在的长长的链锁——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来客、幽灵”，这条连锁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曾经扮演过寄生者与被寄生者的角色^⑨。现在孕育着未来，正如同过去隐含着今天。互文性打开了阅读之门，使读者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之下，阅读变成了记忆的重现。记忆总会作为理解某个文本的基础和参考从心灵深处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诗的读解就不再是只同这首诗发生关联的线性阅读了，它成为一个双重或多重的对话活动。我们读曹葆华的诗句：“清风摇曳中我看见乌鸦怎样驮走日色”（曹葆华《落日颂》），如果能意外地记起王昌龄的名句“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在二者的彼此映照中去体会诗的语言和意境，个中滋味，大概要比单纯地阅读其中的某一首来得厚重和悠长。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再害怕颠倒时序，因为，互文性没有时间可言，它参照的不是文本和理解的逻辑，而是自我记忆的顺序。如此，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宣称自己的完整独立且与众不同。这个活动遵从着奥古斯丁所提议的一种新的阅读方法：“既不利用书本当作思想的支柱，也不像相信贤人的权威般相信它，而是从它攫取一个观念、一句警语、一个意象，将它与从保存于记忆中的遥远文本撷采而来的观念、警语、意象相互联结，再把这一切与自己的反思扣联起来——如此便产生了一篇由读者作出的新文本。”^⑩
　　所以，再来读读这篇文章题头所给的那首诗吧：“空庭日照花如锦，红妆美人当昼寝。傍人不知梦中事，唯见玉钗时坠枕。”
　　我们记得，钱锺书在《围城》里曾讲述，在那艘驶向上海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上，鲍小姐和方鸿渐“一晌贪欢”，遗落在床上三只发钗；我们记得，《管锥编》里曾说过，“‘钗脱’景象，尤成后世倚艳诗词常套，兼以形容睡美人”；我们记得，白居易的诗句“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李商隐的诗句“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还有欧阳修的“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当然，我们还可以记起很多很多。
　　在这样的阅读中，诗具有了无限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¹¹⁾所以他治学之目的，就是“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¹²⁾。他学术著作中屡次提到的不同文本之间的“交相发明”“交互映发”“皆相发明”“可以连类”等，实际上就是他自觉的互文性批评意识之明证。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语境下阅读时，所得到的阅读体验，与仅仅在一个封闭的文本内部阅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完整的诗歌文本，变成了一个在漫长而又巨大的话语时空里往来穿梭的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的“交互映发”，常常不由得令我们别具会心。这就是钱先生所说的“连类举似而掎摭焉，于赏析或有小补”⁽¹³⁾。我们似乎能在这位大学者的“谦虚”里，体会到他的“得意”。
　　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曾经说：“七千年来自从有了人，自从人思想，言尽矣，我们来人世太晚。”⁽¹⁴⁾以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与其说表达了一种遗憾，倒不如说，暗含着一种庆幸。
　　
　　①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４页。
　　②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９页。
　　③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５页。
　　④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６６页。
　　⑤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３页。
　　⑥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７７页。
　　⑦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６９８－６９９页。
　　⑧[俄]巴赫金：《在长远时间里》，见《巴赫金全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９２页。
　　⑨[美]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见《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４页。
　　⑩[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７９－８０页。
　　(11)钱锺书：《七缀集》，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９页。
　　(12)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８９页。
　　(13)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８６０页。
　　(14)转引自[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８－５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