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历史：诗与典焦亚东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5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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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5509

[ 焦亚东文选 ] 　　

忧郁的历史：诗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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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历史：诗与典

◇ 焦亚东

　　茆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用典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自有文人诗出现，就有了在诗歌中征引古事、旧辞的历史。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用典也像其他诗歌技艺一样，由最初的简单、粗疏日趋复杂、精良，特别是魏晋六朝以后，用典的技艺已日臻成熟。延至宋代，“以才学入诗”成为写作的时尚，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歌纲领，更是使用典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潮流。在这样的风气导引下，诗歌中来自语言历史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源自诗人对外部世界观照的东西愈来愈少。许多古典诗人的诗常常变成了比试学问和记忆力的校场，或者干脆成了储存前人诗句和历史典故的仓库，在他们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新鲜的情事，读不到新鲜的话语。
　　用典的上述特征似乎背叛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学常识，即“文学是来自生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源泉”。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钱锺书先生会在《宋诗选注·序》里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那段重要的文字：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①
　　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补充道：“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它可以作为我们创作的继承和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在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引用了伟大领袖的话之后，钱先生紧接着批评宋诗道：
　　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地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遍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笼罩着后来的元、明、清诗。^②
　　一个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的理论，一个是著名学者具体明确的指责，这样看来，似乎宋诗的用典问题，已经是盖棺定论了。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古典诗歌用典的原因、方法和效果，我们或许会发现事情也许并非简单到可以很轻松地就下一个结语的地步。
　　古典诗人用典，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两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身不由己，一个则是有意为之。前者指的是先在的语言对诗人的遮蔽，使得他们无法超越沉积在话语历史长河中的言说方式或言说结构而从事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创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语言问题，这种转移的标志之一就是语言观念的转变，人们不再固执地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了，而是将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意义载体的符号上升到本体的位置来予以对待。正如卡西尔所说：
　　人不再能够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③
　　尽管话说得有些绝对，但毕竟表明：人们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认识，较之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有了一次质的深化。钱锺书说：“嗜习古画者，其观赏当前景物时，于前人妙笔，熟处难忘，虽增契悟，亦被笼罩，每不能心眼空灵，直凑前景。诗人之资书卷、讲来历者，亦复如此。”^④学习一种语言，也就自然不过地会接受千百年来沉积在语言中的其他内涵。换言之，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内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即指出：“一个民族可以将一种不大完善的语言用作工具，构成它起初并非想到要形成的思想，然而，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⑤因此，就像卡西尔说的那样，在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并不是一个完全澄明的空间，因为语言，而且是包含了在此以前所有的文化意义的语言，横亘在其间，遮蔽着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望。如此一来，对诗人而言，“去古益远，学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题”^⑥，就变成了诗歌创作中无法回避和无法摆脱的命题。
　　至于说到“有意为之”，指的则是古典诗人们为了跳出言说的困境而采取的语言策略。如何在一个字数的多少、篇幅的长短和格律的宽严都已明确到无可通融的压抑的诗歌话语空间中求得生机，或者，更进一步，求得解放，一直是古典诗人所困惑和所思考的问题。在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散见在历史文化典籍中的典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由于环境、动机、人物关系等背景材料都已蕴含于典故之中，详细的解释就被简略的暗示所取代了。当提到某个历史人物或地点时，所有与之相关的意义和事件都会随之俱出。”^⑦这些极具隐喻意味的历史话语，以一个大家都熟知并接受的姿态进入一首诗里，从而在最简单的话语形式中，拥有了最丰厚的历史内涵。如果说，历史话语的遮蔽强迫诗人回到它那里，那是无可奈何的命运，那么，为了挣脱诗歌形式的束缚而采取的行动，则未必不是一种自我救赎，一种积极的书写和言说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前面提及的钱锺书对宋代诗人的“指责”，正像他“批评”宋代诗人“写景赋物，虽每如锺嵘《诗品》所谓本诸‘即目’，然复往往踵文而非践实，阳若目击今事而阴乃心摹前构”^⑧的话一样，恐怕不能作简单解读。事实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宋诗选注》成书于一九五七年，在那个年代，他夹在主流话语和个人观点之间，话常吞吞吐吐，语多言不由衷。一九八八年，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钱锺书称这本书“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⑨。钱先生对宋诗用典所做的批评，在很大的意义上并不代表他个人的真正看法。媒体报道说他在生病住院期间，常默念黄山谷诗以缓解病痛。这是他喜爱的一位诗人，而且也正是一位喜好在诗中用典的诗人；钱锺书自己的旧体诗也极好用典，以致有人批评说它们“晦涩难懂”；在钱的主要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中，都表现出了十分自觉的语言批评意识，其中就包含了对诗歌用典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更像是一种偏爱式的思考和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批评与否定。一个可以作反证的例子是：对宋代诗人宗泽，钱锺书赞扬他是“抵抗金人侵略的民族英雄，宋代把他跟岳飞并称。他的诗平平实实，并不在文字上用工夫”。但钱锺书也没有对他和他的诗产生什么兴趣，只录一首《早发》，注也极为简单，只是解释了两个字的意思，而且其中一个是把“眼中形势胸中策”的“策”解释为“策略、战略”，完全是多此一举。明眼人或许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冷淡里所包含的某种兴趣^⑩。
　　不过，典故用得多，也并不表示诗就写得好。在阅读中，典故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有益于表达丰厚意蕴的同时，还有可能让人看不懂。书读得多的人可能胸有成竹，看得懂一个典故是怎样改头换面然后躲藏在诗里面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有一种阅读的快意，感觉到他和沉睡在坟墓中的古典诗人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但是对那些书读得不多的读者来说，这些典故却变成了令人讨厌的绊脚石，妨碍他对诗歌的理解。典故本身是朝向过去的，但是，一旦它为诗歌所用，就命中注定要面向现时和未来。在这样一个矛盾中，典故的意义离开一代一代的读者越来越远，它原本确定的含义也愈来愈模糊不清。对于大多数诗歌而言，使用的典故往往来自经史子集、逸闻野史，我们对这些文献的陌生常常妨碍着我们对诗深入的领会。更麻烦的是：通常，我们心目中的“典故”，还基本未能脱离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范围，也因此尚是一个很狭窄的概念，而诗歌的用典，并非一定是文献资料中所载人物、故事，它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如果一首诗中的主要事件涉及到另外一件事，这首诗就运用了典故”^[11]。这个基本还能被接受的界定可能忽略了一个情况，那就是：一首诗中的“另外一件事”，在当时可能并非典故，只是一件人人知晓而且毫不在意的正常事件，而它飘飘忽忽晃到了现在，却成了典故。比如，刘禹锡的两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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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首是作于元和十一年的《戏赠看花诸君子》，这是他由谪居地朗州返京后写的：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被认为是在借观花发泄个人的不满，暗喻着满朝的新贵，都是自己遭贬去职后所拔赏的。因文得祸，这个倒霉的人由于这首忿忿不平的诗被再度发往远州任刺史，直至十四年后回到京城。返京之后，十四年前的遭遇并未被诗人忘掉，而且那股不平之气好像郁积在肚子里发酵了，愈发不可消解，于是又续前作，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和第一首的愤懑不平相比，这首诗倒显得心平气和，甚至还有一点洋洋得意的味道。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刘禹锡的时代，一个诗人为着同样的物事（玄都观里的桃花）和同样的情绪（心理的失落与不平），前后写了两首诗，尽管诗与诗可参照看，但这并不是用典。但问题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当刘禹锡的时代渐行渐远，后来的人再去读这两首诗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不熟悉这其中的任何一首，你就不能弄懂另外一首。也就是说，时间的推移，使得一件在当时很寻常的诗歌事件，变成了一桩在当下却很棘手的文学典故。
　　这还是一个并不算深奥的用典——或者说它原本就不是用典——但就已经给后来者制造了阅读的麻烦。诗所用的典故并不是见诸典籍文献的，它可能就是一个狭小的文化圈子中所熟悉的人或事，或者是一个特定时期、一群特定的人所关心、谈论的话题。把这些东西写进诗中，对当时的人或圈内人而言，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彼时的人或旁观者而言，读这些诗歌，许多地方常常会令人莫名其妙。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这篇文章里就曾生动地谈及这一现象，他说：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12]
　　这段话对“私人话语”的看法，确实十分透彻。我们特别要注意它里面提到的“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这句话。上面说的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就是明证：对当时那个诗歌圈子里的人而言，“前度刘郎今又来”，不言而喻是对照着十四年前的“尽是刘郎去后栽”，所以它压根儿就不是用典；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在这个极其清晰的语境渐渐变得模糊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就成为一句没头没脑，毫无来由的句子，这个时候，它必须与之相参照的那首诗，以及因此而被发掘出来的那一段故事，就变成了典故。
　　可是，不管怎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具备深厚的学养，可以在此丰富的语境中去面对诗歌。除非我们认为诗只是少数知识丰富的精英分子的禁脔，否则就不能回避这个关于诗歌鉴赏与批评的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篇文章题头所引的王安石的诗，因为这首看似明白晓畅的小诗，却暗藏着两个拐弯抹角的玄机。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用了两个典故。《汉书·西域传》记：“桑弘羊奏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二人分护”，此为“护田”之出处；《汉书·樊哙传》载：“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而入”，此为“排闼”之由来。应该说，这两个典故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诗人的表达，或者说，深化了读者的阅读：因为熟悉典故的人会据此展开联想，或者说，会把历史典故和诗歌修辞相互参照着来体会。
　　所以，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用典，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证对所用的典故都十分熟悉以至于一眼即可看穿。即以这两个典故为例，别说今天普通的读者，就是许多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未必知道，更不要说熟悉了。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钱南扬先生校注的《元本琵琶记校注》。这出哭哭啼啼的戏里，第一出有“夫妻长厮守，父母愿长久。坐对送青排闼青山好，看将绿护田畴绿水氵攸”这样的句子。钱南扬注道：
　　《王临川全集》卷二十九《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里盖用此诗意。排闼，推门直入。《史记·樊哙传》：“高祖常病甚，……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直入。”^[13]
　　这里显然只将“排闼”作为典故，而不知“护田”亦出自《汉书》。另一个例子则是著名诗话《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他也不知王安石诗中的“护田”二字是有来头的，所以提出问题：此两句“乃以樊哙排闼事对护田，岂护田亦有出处邪？”^[14]做学问的和写诗话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的读者！
　　因此，诗歌的用典，对读者而言，常常是件残酷的事情。一句明白晓畅的诗句，往往会引发我们的怀疑，觉得里面深藏着历史的故实，只恨自己读书太少，发现不了。这种疑神疑鬼的心态，相信喜欢读些旧体诗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小心翼翼。因为，一个问题，还可以倒转过来去看。比如，我们可以说王安石这两个典故用得好，还在于它们看起来压根儿就不像典故。而且，即使不知道《汉书》里的那些记载，不知道这些史实和人物故事，也并不妨害我们理解这两句诗的意义，欣赏这两句诗对景色描摹的生动出色。许多不知道这两个典故的人，会十分自然地把“护田”“排闼”当作两个比喻，我们觉得这也未尝不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钱锺书才把“护田”“排闼”称作是一次“比较健康”的用典，他解释说：“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15]或许，这样的关于诗与典故的看法与期望可以稍稍慰藉一下我们被沉重的历史弄得十分忧郁的心情？
　　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我在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君士坦丁在那个遥远的耶稣受难日领悟到，正文的意义会随着读者的能力和欲求而扩大。面对正文时，读者可能会把其中的文字转化成他／她破解问题的讯息，而这个问题与正文本身或其作者并无历史上的关系。这种意义的转化既可丰富正文的意义，也可令其意义贫乏；不变的是，它总是会让正文浸染于读者的环境中。^[16]
　　这段话很可能使得陷入沉重历史中的我们释然。面对古典诗歌随处可见的典故，我们大可不必感到焦虑。对诗人而言，驱使典实，因彼证此，因然称得上是得意之举；对读者来说，读懂典故，彼此辉映，当然也算得上是大有斩获。不过，许多时候，一个典故躲藏在文字中间，我们不妨将它当作不着痕迹的影子，只要能依稀可见，就不必孜孜以求。或者，干脆就心甘情愿作个简单的读者，不把它当作典故来对待，只要它没妨碍到我们的阅读。从这些个意义上说，面对诗歌中的历史，我们并不总会感到忧郁。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８８２页。
　　②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１３页。
　　③卡西尔《人论》，西苑出版社，２００３，第４４－４５页。
　　④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第５８８页。
　　⑤洪堡特《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第６页。
　　⑥徐林《韵语阳秋·序》，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１９８１，第４８０页。
　　⑦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６３页
　　⑧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６，第３６４页。
　　⑨ 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⑩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11]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第１５９页。
　　[12]钱锺书《七缀集》，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４页。
　　[13] 《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第１３－１４页。
　　[14]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１９８１，第４９２页。
　　[15]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２００２，第７６页。
　　[16]［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第２５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