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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亚东 文选 ]   

溪花禅意..p>①<..p>:“情”与“理”

◇ 焦亚东


  住在户部街。离新街口甚近,那一条街真可以代表南京市内陋巷的风格而无愧。路面的高低不平已经不算怎样奇怪的事,奇怪的是路边的菜圃会有一条沟渠延伸到街上来,而那污水面上又满覆了浮萍,在晚上月色之下是极不易分辨的,我有两次夜归就一脚踏在水潭中,灌了满鞋的水。下雨之后,街上满处都是各自为阵的小潭,仿佛“八阵图”一般,走起路来要跳跳躜躜,颇有些走入八仙阵,步步都要踏罡步斗的神情。
  可是,在这样的地方却有着一个一千年前残存下来的南唐遗迹,这是颇为难得的事。当避暑宫、升元阁都早已不存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可以使人缅想南唐李氏宫闱的所在。这是从朱?先生的书中看来的。
  从住处出来西行,有一条横街,名洪武路,旧名卢妃巷。《上江两县志》称:“金陵诗汇,明世宗妃卢氏所居,故名。一名美人巷,见《应天府志》。”再沿了这条卢妃巷南行,不一会,就有小河前横,河上是一座小石桥,桥上有树,河与桥都够可怜的了,河是连秦淮那样的惨绿的水都没有,只剩下了一潭深黑色的淤泥;桥的下半已经埋在土里,桥背与街面几乎已经平行。
  《白下琐言》称卢妃巷为南唐宫址,那条河就正是南唐的北护龙河。过了这条河南行就是南唐故宫遗址了。左百尺楼右澄心堂,还有那些只留下一个名字的地方,瑶光殿,红罗亭,那些李煜与大小周后曾经有过多少恋爱故事的地方。当后主为樊若水所卖之后,澄心堂付之一炬,南唐所藏的法书名画,一时都尽。后主的挥泪对宫娥,离国北去,应当也是经过此桥的。
  每当华灯初上,小街上充满了熙攘的人声。南京还不曾禁绝黄包车,所以铃声也还时时可闻,小吃店内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盐板鸭的肥白躯体挂在案头,小街上充满了人情的温暖。有时夜工作到一点钟,放下电话,街头还有卖宵夜云吞与卤煮鸡蛋的小贩,从他们那儿换得一点温暖,又吸吸烟,往往一时还睡不成觉,推窗远望(只可以望远处的天空),这时就往往会想起南唐的故事来。好像从这故宫门的遗址,还可以看到李煜和大小周后的幽灵依旧留在那已经久已烬毁了的遗迹上跳舞作乐。
  我很喜欢两月京居住在这么一个有着美丽地名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委实没有什么美。
  ——黄裳:《小虹桥》
  南京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是不是任何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城市,都是如此?
  这篇短短的文章,让我们不由自主想起了南京城里的那两只燕子:“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敏感的读者也许会对“两只”提出抗议——由它吧,这是我们模糊记忆中的画面,一只有些孤零,太多又嫌聒噪,欧阳修说“双燕归来细雨中”,陆龟蒙说“双燕归来始下帘”、冯延巳也说“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成双成对地飞来飞去的燕子是快乐的,所以不妨相信自己的印象罢!
  快乐?未必!黄裳先生写于一九四七年的这篇《小虹桥》,我们读来,似乎有些沉重;刘禹锡作于风雨飘摇的晚唐时的《乌衣巷》,也是如此。在《小虹桥》中,作者开篇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在“户部街”。学过点中国历史的人都记得“礼、户、吏、兵、刑、工”,也就是六大行政职能部门的设置,台湾作家高阳先生还拿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来戏说“六部”:户部富、吏部贵;礼部贫、工部贱;刑部威、兵部武。户部掌管天下财富,小虹桥就在户部街;学过历史的人还应该知道,唐代的长安,乃是当时的世界名城,它的一条最长、最宽的主干道,就叫“朱雀大街”。“朱雀”二字,代表权势尊贵,乌衣巷就在朱雀桥边。但历史轮回的车轮滚滚,改朝换代的丧钟敲响,现在呢?“那一条街真可以代表南京市内陋巷的风格而无愧”,小虹桥所在的地方,早已不复有往日的风光,菜园子的水沟居然也跑上路面,用污水和浮萍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作者甚至会不小心误陷水潭,灌上一鞋子臭水,狼狈而归。一到下雨,更是恐怖,需要走“八阵图”,练蜻蜓点水功方能穿街而过。在作者眼中,赫赫有名的户部街俨然已成声名狼藉的污水道;而乌衣巷也好不到哪去,一蓬衰草,几度夕阳,昔日代表着王谢两大家族炙手可热的权力与财富的乌衣巷也避免不了破败的命运。燕子或许是快乐的,而人的心情,似乎有着挥之不去的怅惘。
  和乌衣巷中曾经住过王谢这样的历史人物一样,小虹桥引起作者的兴趣也与此地曾经是南唐李氏的宫闱所在有关。黄裳先生告诉我们,由于明世宗的一个姓卢的妃子曾住过这里,所以洪武路也叫“卢氏巷”“美人巷”,沿着巷子南行不远,就是一条小河和河上的小虹桥了。但是,和户部街一样,这里的一切也都令人失望:“河与桥都够可怜的了,河是连秦淮那样的惨绿的水都没有,只剩下了一潭深黑色的淤泥;桥的下半已经埋在土里,桥背与街面几乎已经平行。”面对如此颓败的一幅场景,遥想当年,多少柔情蜜意、粉红翠绿,都已不复找寻,只剩下这样一些憔悴的历史碎片,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繁华,不由人不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作者最后感叹说:“后主的挥泪对宫娥,离国北去,应当也是经过此桥的。”
  在阅读中,作者面对废墟产生的伤感之情,读者因为阅读产生的伤感之情,都会一直萦绕在我们心里,这就是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所在。金代的元好问面对令“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情”,曾追问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对于热爱文学艺术的人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情,是艺术的生命。我们可以问自己:此刻,就在你不远处,窗外的雨在怎样地下着?不可否认,雨导致了艺术的发生,但,更不能否认的是,如果离开了艺术家对雨的观照,窗外的雨只能永远沉默地下着。如果是这样,“渭城朝雨?徘岢尽钡挠巧耍?鞍蜕揭褂暾乔锍亍钡你扳辏?傲蓖庥赇??钡陌г梗?褂小拔嗤└?嫦赣辍钡某钣簟??谡庑┪奘?胃卸?颐堑氖?渲校?巴獾挠暧质窃跹?颖湮?谛幕又?蝗サ母惺艿哪?它那么真实,我们甚至还能听见它落在屋檐下青石板上时清脆的声响;但它又那么虚幻,让我们只能用心去捕捉精灵般在字里行间躲闪着的那一份情感。同样,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面对着历史的遗迹时,他决不可能只是一个为了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按下快门,然后转身离去的步履匆匆的旅行者。在这里,他总是试图寻找到一种东西,来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当他沉浸于对废墟的观照中时,他的主体意识,会不自觉地参与并贯穿整个观照过程,从而为客观物象笼罩上一层厚重的主观色彩,使它具有了主体的生气和活力。我们曾读过靠置身于自然万物之外,靠冷静、倔强地辨认物象的特征,靠精确的话语去传达辨认结果的文学作品,感到它的粗糙与简单。我们读江淹的《别赋》,觉得“黯然伤神者,惟别而已矣”这样几近武断的明确,远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得细腻,至少,我们可以暂时迷失在一种氛围中,去想念某个在远方的人。马克思曾说最优秀的工蜂也不能和拙劣的建筑师相比,对这句话我们应该报以会心的微笑,因为,情感的伟大和机械的可笑,是不言而喻的。缘情而发,感物而作,这是一个对所有艺术都适宜的原则,差别只在于程度的轻重而已。在黄裳的散文《小虹桥》和刘禹锡的诗《乌衣巷》中,如果没有了那一份萦绕在他们以及我们心中的情绪,这样的文学拿什么来感动我们呢?
  尽管如此,散文之情与诗歌之情却又是通而不同的。
  说“通”,有两层意思。一是散文和诗歌所表达的都是作者在面对自然世界、现实人生时所产生的感受和体悟,这一点在前面已说过,兹不赘述;二是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和诗更强调这个“情”字。小说家的感情,隐藏在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之中,作者往往不会跳出来做一番抒情;戏剧主张将感情寓于人物的语言和动作里面。它们都尽量在看似客观的描写或表演中,让读者或观众自己去体会作品包含的情感。而散文与诗却不是这样。在诗歌,强烈的感情是其最根本的特性,所以,“恐怖是诗,希望是诗,爱是诗,恨是诗;轻视,忌妒,懊悔,爱慕,奇迹,怜悯,绝望或疯狂全是诗”;在散文,感发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写自己的事,写心中的事,写自己心中的事,正是散文写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正因为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散文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属于“私人写作”的文体,它所袒露的情感的隐秘性,比起诗歌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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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同”,也有两重意思。一是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不同,一是在读者感受的过程不同,在此总而论之。我们看《小虹桥》,作者的情绪首先在冷静的叙述与描写中就已见端倪。他描写了户部街的简陋卑俗,然后话锋一转,告诉读者这里却“有着一个一千年前残存下来的南唐遗址”,然后他领着我们穿街走巷,去寻找这个颇值得一访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叙述与描写中,我们领略了作者的失望,因为想象中的绮丽之地早已不在,我们也只好像作者一样,在紧接着的一番想象中完成了这次对于历史的寻访。在这一过程中,户部街的脏与乱、美人巷里曾经住过的美人、帝王的恋爱故事、轮廓依稀的小虹桥、南唐的故宫、伤心的后主……这一切,无不营造出了一个压抑、忧郁的氛围,传达出一种哀伤的难以释怀的感受。作者一路写来,我们一路读去,渐渐被这样的情绪笼罩,心中亦生起莫名的感伤。而在《乌衣巷》中,情绪是先以一些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具有典型性的片断营造出来的。朱雀桥边的野草,乌衣巷口的斜阳,恰像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或者如电影的蒙太奇镜头转换,一下就奠定了情感的基调,伤感的气氛扑面而来。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别显然与散文和诗歌不同的文体特点有关。人们常说的散文之“散”,即在于它的从容与闲适:不紧不慢,缓缓道来,如家人坐而闲谈,似朋友围炉夜话,东拉西扯,只听得声音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如炉边火星,乍明乍暗。所以散文又被称为“娓语体”“家常体”,就是这个道理。诗歌则与之不同,它限于篇章的长短和字数的多寡,必然要将丰厚的情感浓缩为极具内蕴的意象片断,以最简约的笔墨去传达最丰富的感受。魏巍的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与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同是写人类历史上的那次悲壮的远征,但前者洋洋几十万言,而后者却寥寥五十六字,诗词语言的高度凝练性可见一斑。
  但是,在文学鉴赏中,我们千万不可将散文之情简而论之,更不能把散文的情与理生硬割裂,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时,我们更要当心或者避免这样的简单读解。这个对读者朋友的善意的提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给予解释:
  
  一、感情常常复杂多变。
  
  当一个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时,他内心涌动着的感受也是复杂多变的。在《小虹桥》中,作者黄裳并非只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凭吊者,他更是以一个现实人生的关注者,以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视域来看待这些前朝遗迹的。面对身边真实的世界,他无法表现他的超然与洒脱,他是以一种现实的姿态进入历史之中的。我们看到,《小虹桥》在完成了前面所说的叙述与描写后,话锋一转,开始向我们讲述看似与历史无关的故事,这个时候,一直沉默而压抑的氛围中,终于有了一些现实生活的生气:“每当华灯初上,小街上充满了熙攘的人声”,黄包车的“铃声也还时时可闻”,“小吃店内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盐板鸭的肥白躯体挂在案头”,还有那深夜里仍在等待惠顾的卖宵夜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小贩们……只有在这样的喧哗声中,我们的视线才会从遥远的历史中转回来,开始注意到,就在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寻常的、普通的人在认真地、努力地、卑贱地、热烈地,活着。这个时候再去看诗,才觉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却原来并非只是与沉默的历史有关。
  黄裳先生写道:人声、铃声、小吃店的美食,让“小街上充满了人情的温暖”;而卖宵夜的小贩,可以让工作到深夜的他“从他们那儿换得一点温暖”——在一个冷漠的现实和冷漠的历史语境中,“温暖”二字弥足珍贵。只有在这个时候,在作者“推窗远望”,“往往会想起南唐的故事来”的时候,他的感受才不至于简单到只是一种单纯的历史感怀:
  ……有时夜工作到一点钟,放下电话,街头还有卖宵夜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小贩,从他们那儿换得一点温暖,又吸吸烟,往往一时还睡不成觉,推窗远望(只可以望远处的天空),这时就往往会想起南唐的故事来。好像从这故宫门的遗址,还可以看到李煜和大小周后的幽灵依旧留在那已经久已烬毁了的遗迹上跳舞作乐。
  这就是一位忧时伤生的作家对一九四七年南京城的观感。一九四七年,日本人已经投降,天下却没有太平。亡国之君李后主和他宠幸的那些人的幽灵,似乎仍在夜夜笙歌,醉生梦死。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是一个涵义隐晦的宣判——朝代的更迭、历史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像《小虹桥》一样,《乌衣巷》也不能作简单的解读。在看似“伤感”的情绪下,潜藏着诗人更为复杂的心态。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读这首看起来很单纯的诗歌,忽然有些迷惘,弄不懂刘禹锡为什么要让“朱雀桥边”的“野草”开满热烈的花朵。这显然与我们一直认定的这首诗表达的那种“感伤”的气氛不太协调,即使从文本自身来看,既然“乌衣巷口”如今已是“夕阳斜”,那么“朱雀桥边”的“野草”就最好变成衰草,这样才可算得上前后照应。所以,我有时甚至全然不顾自己对于格律的一知半解,想把它修改成“野草败”或“野草衰”,以此来消除心中的疑惑。这个可笑而固执的念头在很长时间里都困扰着我——但是在某一天,你来到那里,你就站在刘禹锡曾站在的地方。是的,像他一样,面对乌衣巷,你也看到了繁华与憔悴的幻象。然而,回过头去,映入你眼帘的却是金陵城的夫子庙里的人头攒动和众声喧哗,诗就是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的——是啊,还有什么可以比寻常百姓可怜、可叹、可敬、可爱的生命力更伟大呢?他们像野草一样活着,却仍能绽放出生命的喜悦。在文学作品中,总会有这样一些语词,如精灵一般,历千百年而不死。我们的视线被它们吸引着,这样,我们才能藉着自己个体的体验,去触摸渐行渐远的写作者的体验,并在这样两种相同或不同体验的融合中,找到对于艺术、对于人生的最真实的体会。在这一刻,我们会明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具有多么深刻而复杂的蕴意。
  
  二、情与理分而不隔。
  
  《小虹桥》的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我很喜欢两月京居住在这么一个有着美丽地名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委实没有什么美。
  这句话充满了玄机。说到“玄机”,其实已经不是在谈情,而是在论思了,也即是说,涉及到散文的“理”这个问题了。我们早就该注意到,当作者开始给情感下转语,开始避开最初的那种缅怀故迹的情绪,转而面向身边真实的人生时,他的理智活动就开始了。细细体会,不难发现,黄裳先生“很喜欢”的,是这个地方因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带来的感受,真实、温暖,还有顽强的生命力。而“那地方委实没有什么美”,说的却是“一个有着美丽地名的地方”,却隐藏着荒淫、无耻与末世的狂欢——亡国之日已近,靡靡之音犹唱。历史的进程似乎永远都是这样,没有进步,只是轮回。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为这样一个时代的逝去付出伤感呢?或许,民间的热烈的生机,才是令人喜悦的。
  所以,在散文的阅读中,抒情与说理常常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传统的分类,将散文分为抒情性和叙述性两种,这在一般的意义上当然说得通,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文学艺术的复杂性,以为这两种散文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同时,另一个误解也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认为在散文中,抒情与说理同样是截然分离的,因为逻辑似乎误导我们,使我们以为表达一种情感和讲述一个道理,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误解常常使我们在阅读散文时有一种机械的倾向,试图将一个本来是水乳交融的状态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空间。其实不然,我们看看张爱玲的一篇小小的散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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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到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圆悟克勤禅师说:“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但张爱玲却用她女性细腻的笔触将沉睡着的那一份记忆唤醒了。在这篇小文至为精彩的最后一段,本身就无法分清哪是抒情,哪是说理。其实,情与理原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着的概念,如果说情感的转换常常意味着理智的介入,那么,说理明道亦无妨情辞相加。散文可以将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感悟表达出来,但文之为文,乃在于它本诸性情而发,依诸万象而作,原不必变成经院的哲学。所谓“春在于花,全花是春”,抽象的理论常常不得不依靠感性的描述来予以表达,至少,在文学的世界里,常常是这样。在一个散文的文本中用放大镜去寻找言情说理的文字,就好比是拿现实中的人物去和文学中的形象对号入座,虽然也不失一种读法,但终究没有多少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双飞来飞去的燕子是快乐的,黄裳先生是快乐的,诗人刘禹锡也是快乐的,你呢,你快乐吗?
  
  ①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有“溪花与禅意,相对已忘言”句。
  ②赫士列特《泛论诗歌》,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9页。
  ③参见陈叔华《娓语体小品文释例》,载《小品文艺术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④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4页。
  ⑤明代达观禅师《石门文字禅·序》,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四部丛刊》明径山寺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