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坝下的新娘》艺术三题魏家骏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5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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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5485

[ 魏家骏文选 ] 　　

《雪坝下的新娘》艺术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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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坝下的新娘》艺术三题

◇ 魏家骏

　　《雪坝下的新娘》应当算是一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短篇小说，但是，现实意义很强的题材，却并非只能按照素材的现实状态如实地客观地加以叙述，这里需要的是作家用艺术的眼光去把握与处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性。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一个故事，而是需要从小说里获得欣赏文学作品时所特有的艺术感受。因此，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的开始，就需要为自己所叙述的事实营造出一个文学的氛围，把生活素材文学化、艺术化，给读者创造出一个艺术欣赏的空间，让读者去思考、去玩味。
　　
　　隐藏的“故事”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把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情节”加以区分，他们把按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叙述行动叫做Фабула（音译为“法布拉”），是一种纯语义的叙述材料（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故事”，或称“本事”），而把实际的叙述状况称之为сюжет（音译为“休热特”），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一组概念：“根据形式主义学派的看法，情节是一种方法，语义材料就是用这种方法在某一文本中表达出来的。特尼亚诺夫把情节说成是语义成分在文本中的实际组成……‘故事’是在相当高的层次上的抽象，而情节这个概念仍然较接近于文本，不要求那么多的抽象。‘故事’是从语义材料中抽象出来的，而语义材料，则是情节的构成成分。”^①
　　在《雪坝下的新娘》中，隐藏在丰富的叙事话语中的是这样一桩现实的故事：农民刘曲到镇里的招待所食堂送自家做的豆腐，正巧遇到镇长陪县长的儿子喝酒，那个县长的儿子已经喝得酒气熏天，自称练了好几年的武功，就要在刘曲的身上练练拳脚，结果一顿重拳就把他打傻了，成了一个弱智人。事情发生之后，为了给县长的儿子免除罪责，镇长给他家送了很多粮食、肉和柴火，还责令镇上所有的商户，凡刘曲来，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你们善待刘曲，就是支持三开镇的工作。支持三开镇的工作，就是支持县里的工作”。惹得镇里的人看着他都眼红：“你交了好运了!……你多有造化呀，让县长的儿子给打傻了，县长儿子的手现如今跟观世音菩萨的手一样了不得，你这辈子是不愁吃穿了，阿弥陀佛，你这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啊。”连他那个念高中的儿子，也要利用这个关系，假装要去法院告状，等着县长的儿子来和他“私了”，给他安排工作，最好安排去公安局，戴着大盖帽，骑着摩托车满街跑，“多牛啊!”结果好景不长，那个县长因为受贿一百来万，被检察院逮走了。于是，刘曲再去人家的铺子里吃东西立刻就谁也不认账了。
　　显然，如果仅凭这点现实生活的素材，要想写成一篇小说，当然也无不可，不过会是比较勉强的，不但内容比较单薄，而且就素材本身看，如果仅仅如实地加以叙述也必然缺乏新意。因此，对素材的处理就成了小说写作的关键。作家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她把这一与反腐有关的素材，放进人物的生活之中，她不是为了简单地叙述一件生活中的负面的故事，而是在描绘多姿多彩的立体化的现实世界，讲述那个叫做刘曲的傻子的完整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这样一来，小说就还原了生活，使人物活动的环境、人物形象都丰满了起来。在小说里，傻子刘曲的老婆花袖、他的邻居肉铺的老许、卫生院的护士刘小玲、一个眼熟的老太婆、开饭馆的刘迎春，都是鲜活生动的人物，他们知道刘曲是被县长的儿子打傻的，知道刘曲的老婆花袖有外遇，他们口无遮拦地与刘曲逗乐。在这众声杂语喧哗的乡村世界里，大家都是清醒的，只有主人公刘曲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世界里，他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乐，自得其乐地活着，活得似乎是有滋有味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作家也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县长的儿子把一个普通老百姓打傻了的故事，她只是要写出她所熟悉的东北农村的日常生活，那个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的琐屑的庸常岁月里，卑微的芸芸众生。虽然他们生活并不富足，却也不乏乐趣。至于那个傻了的刘曲，虽然活得窝窝囊囊，却让读者在觉得心酸的同时又觉得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向读者传达出来的是更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完整画面，从社会环境到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世界，都呈现出了立体化、多面化，一切都是那么鲜活自然，那么真实可信，它比仅仅讲述一个令人同情、让人愤慨的故事要充满更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韵味。相比之下，那个发生在刘曲身上的事件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件普普通通的细节，它同三开镇上每天都在发生着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琐事一起，成为被我们感知的一方自足的世界。
　　
　　独特的视角
　　
　　《雪坝下的新娘》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视角，作为叙述主体的是一个乡村集镇上的农民，一个被人打成了傻子的普通人刘曲。在现代小说的叙事中，叙述人的视角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自从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采用了白痴孩子的视角来叙述以后，这一叙事视角就常常被用来作为特殊的叙事主体。福克纳说：“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②而一九七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的美籍作家艾萨克·巴希维斯·辛格，在他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就以傻瓜吉姆佩尔作为叙事的主体，叙述那些“悲惨的或怪诞的，滑稽的和感人的，奇特的和美好的——梦中的人物，遭受痛苦的人物，卑微和伟大的人物”^③。
　　在《雪坝下的新娘》中，那个被打成了傻子的刘曲，也是这样一个滑稽、怪诞、遭受着痛苦的卑微的人物。福克纳为他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命名，来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的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傻子刘曲的生活也一样充满着喧哗与骚动。他的老婆花袖在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贞操，在他被打傻了之后，花袖又和一个叫做杨半拉的男人明铺暗盖地勾搭上了，而且只要杨半拉来他家，花袖就会支使他出去找他家的猫。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不无嘲弄地和傻子刘曲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你家又来了男人吧?你家一来人，你就要出来找东西。”可是他并不反对花袖把他从家里赶走，恰恰相反，他倒乐于去做这件事。他甚至还认为，那个杨半拉倒是个窝囊废，“只会凑到女人的桌面上混饭吃，他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世面上混?”他不愿意在家里被花袖骂，他要去雪坝下看他的新娘。
　　在这篇带有现代派色彩的小说中，选择傻子刘曲作为小说的叙事主体，可以增强小说叙述的许多趣味。作家把没有经过打磨的真实完整的现实世界，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我们跟着那个显然是缺心眼的傻子，去感受生活的丰富，正表现出作家对生活所采用的特殊的观察方式和感受方式。从叙事学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叙事语态的问题，即谁来担当形式上的叙事者。这个傻子作为叙述者，他只能叙述人物所知道的事情，这种有限视角（即“内聚焦”）比起全知全能（即“外聚焦”）的叙述方式来说，他的叙述使读者悟到的显然要比人物知道的还要多，聪明读者的所知所感早已超出了傻子刘曲的叙述，只是作家不再替叙述人讲述，而是让人物自己讲述自己的感觉和内心世界。因此，读者所看到的既有外部事物被人物所感知（如刘曲的被打，他老婆的外遇和心计，他儿子的狡猾与贪婪），也有傻子刘曲在感受这一切时的内心活动。比如说，“又是杨半拉去你家了吧?杨半拉一来，你就得出去找东西，对不对?”“最近家里常常多一些东西，比如花头巾，香水瓶，绣花鞋，点心盒子以及花花绿绿的布制绢花。这些东西进了我家门，没人跟我打招呼，看来是谁送给花袖的。陌生东西一多，我就觉得家不是过去的家了”。这些都是让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作为傻子的刘曲却认乎其真地做着，讲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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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中，傻子刘曲实际上就兼有着叙述主体和体验主体的双重身份，他一方面在叙述他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还叙述着他以“傻子”的身份所感受到的一切。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傻子刘曲作为叙述者，他叙述变傻前后的不同心态。“以前我在镇子里走，见到我的人都对我爱理不睬的。现如今呢，只要我出了家门，碰到我的人都和我打招呼，他们还冲我笑，这真让人愉快啊。以前我觉得这镇子的每一座房屋都是一头野兽，凶巴巴的，要吃我的样子，令我压抑。可如今这些房屋在我眼里全成了绵羊，温驯极了。”“杨树看上去光秃秃的，豆腐幌子挂在上面，就显眼得很。我记得挂它时是春天，怎么一眨眼就下雪了呢?”他只叙述他所感受到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他没有说，他变傻以后到恢复知觉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真空地带，他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另一种是他以他对外部环境的特殊感知，显示出他作为傻子的心理状态，是外部环境经过他的变形后的感受。在他对人世社会、人际关系的一切感受都趋于迟钝的同时，他对外部环境的最突出的感受是色彩。正如马克思所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④这种对色彩的强烈的感觉，也很符合这个傻子的心态特征。他无法准确地判定事物的本质，只是从能够给他最强烈刺激的色彩上去感受世界，因此，他所感受到的色彩都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最鲜明的色彩。“我家的豆腐房的幌子是金黄色的，形态如南瓜，不带穗子。这幌子挂在豆腐房窗前的杨树上，就像爬上树梢的一轮月亮。有时天还没黑，我无意间望见了它，就想太阳还没下山，它怎么就出来了呢?”“有时我不太敢走白色的路，以为我家的豆腐摆在路上，我把它走碎了，豆腐还怎么卖?后来我摸了摸那白色的东西，它很凉，到我手里就化了，我才明白路上铺的原来是雪，如果是豆腐的话，它在我手心是不会化的。”“我还没有走出镇子，又碰到卫生院的刘小玲，她无论冬夏都穿着白大褂。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以为脚下的雪路断了一截，像梯子一样立起来了。我可不想走竖着的路，它准得让我摔跤。”这些看似对色彩感受的描写，都折射出人物特殊的遭遇和他的心态与心理特点。
　　
　　幻觉的意象
　　
　　小说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幻觉，也形成了作为小说叙述中心的意象：“雪坝下的新娘”：
　　
　　我沿着冰河向上走，走着走着，看见了一个金色的美人!她躺在冰河转弯处，双腿并拢，一只胳膊微微展开，另一只则弯向胸部。她的腰，看上去是那样的纤细柔软!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躺在这里又有多久了，她在等谁?她光洁明艳，浑身散发着暖融融的光。她的美把我吓着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在咚咚地使劲地跳，跳得我的胸快炸了。
　　
　　这个躺在河弯里的金色的美人，显然是出于傻子刘曲的幻觉。他在被老婆花袖打发出去找他家丢失了的猫的时候，走进这片寂静的天地。这条河“别的地方都冻着，单单转弯处的这段河不结冰”，在夕阳的照耀下，河面上河水反射出了金色的光。
　　小说全篇就以这个子虚乌有的雪坝下的新娘，作为非常人的心理状态的折射，用一个具有可视性的物象，把一个已经失去正常思维的傻子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演绎成一个美丽异常的画面。对作为小说叙述主体的故事而言，这个幻觉的描写是可有可无的，但从小说的叙述艺术来看，却又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提升了小说的叙事品格，使小说的叙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讲述故事，以人物描写作为叙事主体，并借用这么一个幻觉，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具象化。
　　如果说傻子刘曲在没有被打之前，就已经为自己的老婆花袖嫁给自己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女而耿耿于怀，那么到他被打之后，这一情结就被强化成为一种优势心理，笼罩着他对纯洁的女人的一种向往。他始终为自己没有好好地做一回新郎倌而抱憾，因为他娶的新娘不是新娘。他的女人花袖不仅在嫁给他的时候欺骗了他，而且就是现在的样子也叫刘曲恶心，她不但愈来愈懒，而且腰也愈来愈粗了。她描眉毛，搽口红，“两道黑眉和一圈滴血似的红唇，常让我觉得这是什么接头暗号。一个女人把黑色和红色涂到眉毛和嘴唇上，弄得眉不像眉，嘴不像嘴的，肯定是有什么阴谋”。她还以撒谎和装腔作势来掩盖自己的虚假与做作，这就更加令刘曲憎恶。他喜欢那个镇上最漂亮的女人刘小玲，“她的那双大眼睛比刚摘下的葡萄还要诱人”，“她的脖子跟鹅一样又白又长，我真想摸上一把”，她走路的姿态也是那么动人，“她走得那样的快捷和轻盈，就像一缕炊烟”。可是刘小玲也不是他所能拥有的女人，他惟一能够拥有的就是那个躺在雪坝下的金色的新娘。他想象着自己到雪坝下来就是为了和他的新娘幽会。他是那么怜爱他的新娘：“我不敢靠前，我怕她听到我的脚步声会害羞得离开那里。她的身体散发着金色的光晕，给人暖融融的感觉。我看她的时候屏住呼吸，我怕自己喘的粗气会惊扰她。我是多么想让她做我的新娘子啊”，“我从来不敢走她太近，我怕她害羞。一看到她那纤细的腰肢，我就忍不住落泪。什么时候我能搂一搂她的腰呢?”一个傻子，他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欲望，但他又不像那种失去正常理智的傻子一样，去对心仪的女人非礼，他只是把自己被压抑了的情欲，转化为对那个想象中的美人的欣赏和赞誉，向她献上自己最诚挚的爱恋。一个傻子，尚且追求如此执著，感情如此热烈，他的人性中的善良与纯洁也可以说是感人至深了。
　　作为小说的中心意象，雪坝下的新娘被理想化地成为一种美的象征，她与世俗的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把现实世界里的一切映衬得更加丑陋。在这个傻子的周围，人们崇拜和垂涎着权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借口，费尽心机地寻找谋取私利的机会，把欺骗与奸诈变成处世的原则。那个幻觉中的金色的新娘，把花袖反衬得更加俗不可耐；那个在想象中游荡的纯洁的生活，与现实世界相比较，倒显得纤尘不染。傻子刘曲以自己的亦真亦幻的感受和对美的梦幻般的向往，表达了他生活在这个充斥着谎言、冷漠和欺诈的世俗世界里沉重的忧伤。
　　
　　①佛克马、易布思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１月出版，第２１页。
　　②《“冰山”理论：对话和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４月出版，第９７页。
　　③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坦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给辛格颁发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典礼上所做的颁奖辞，引自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出版，第７７１－７７２页。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第１４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