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苦难与不幸魏家骏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6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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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5961

[ 魏家骏文选 ]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苦难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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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苦难与不幸

◇ 魏家骏

　　格非的《戒指花》是一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一般说来，好像现代派小说都远离现实，带有很强的哲理色彩，像它所特有的写作手法一样，其所描绘的生活内容也是空灵虚幻、让人不知所云的。格非采用现代派手法写作的许多小说，不像一些现代派作品那样，在把笔触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量地刻画人物闪回跳转的心理活动的同时，也迷失了对人的现实生存应有的关注。他虽然也遵循现代派小说重主观世界描写的艺术特征和规律，但相比之下，却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心理的内容方面，有着很鲜明的现实意义。这篇《戒指花》也是写得比较好懂的。它把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错综交织在一起，在众象纷呈的对照中，揭示出社会生活中人性的一些弱点。
　　现代派小说在叙事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时空关系的因果链条，把小说中所要叙述的事件分解成若干叙事元素，无规则的交错排列，形成了一种心理结构，因此情节链不甚严密，故事也不甚连贯。《戒指花》的中心线索是记者丁小曼在采访一条社会新闻时的心路历程。她受命采访的是一个凶杀案——“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的花季少女”，而在采访过程里，她却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由他引出了一个贫困家庭的痛苦与不幸。那个凶杀案，其实是一条假新闻，然而却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对眼前的这个不幸家庭，人们却又冷漠地视而不见。小说的叙述就在对凶杀案的调查与对小男孩家庭的寻访这两者之间交错地展开，并且穿插着记者丁小曼和主编邱怀德之间的暧昧关系，为小说的叙述增添了一些对照的心理元素。
　　凶杀案是这篇小说情节展开的起因，“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的花季少女”，丁小曼在追踪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条假新闻：蜘蛛网和诺亚网注明新闻来源于《淮阳晚报》，而《淮阳晚报》又说这条新闻是由《星星都市报》的一位兼职记者提供的，而那个所谓的兼职记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问题还不在于这是一条假新闻，一个匪夷所思的案件，仅就这么一件令人发指的奸尸案在网络上发布以后所引起的反响而言，就使人觉得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在哪里违反了人之常情。且不说参与讨论的网民数居然达到了十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就足以令人吃惊，而那些参与讨论的帖子中，网友们的奇谈怪论也让人惊异于他们的冷漠与怪诞。人们竟然对那种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事，不仅深信不疑，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人们对这个案件的讨论热点，居然都集中在那个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出奇的性能力异乎寻常的关注，连全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也卷入了讨论，在网上和网友在线交谈。人们对这起凶杀案所表现出的麻木，和他们对九十六岁老头的性能力的好奇与热衷的程度几乎是成正比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的人在听到这种丧心病狂的暴力行为时所应有的正义立场，没有表现出对受害者所应有的同情心，和对犯罪分子所应有的愤慨。
　　不仅如此，在大街上高声叫卖的当天的报纸上，又出现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巩俐自杀身亡”，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与明星巩俐同名的农妇，为了两只鸭子与邻居争吵怄气，悬梁自尽。报纸为了引人注目，在头版上打出醒目的标题，并注明“详情请见第八版”来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接着，主编又派给丁小曼一个新的任务：“计划改变，明天一早赶往合肥，随后转机飞往北京。刘晓庆出事了。”可以想见，不久以后，又是一个明星人物的遗闻轶事即将铺天盖地地传播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发达，网络的方便快捷，都为我们提供了足够我们享用的丰盛的信息晚餐。然而，信息时代的精神盛宴，常常是可以任意选取食品的自助餐，琳琅满目，花样繁多。当我们坐到了信息的餐桌前伸出刀叉的时候，那些为我们准备精神食品的烹调大师们，能够保证他们烹制出来的精神食品都是用料纯正、质地精良的上等佳肴，并且有助于我们健康地吸收吗？如果他们把腐败变质的原料，经过精心的掩盖，变成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怪味烧烤，或者心怀叵测地在食品内放置了缓慢释放的毒药，岂不是让我们在忘形地大加饕餮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精神的迷幻。当一道道诸如“九十六岁的耄耋老者奸杀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巩俐自杀”、“刘晓庆出事”之类的真真假假的信息，被摆放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够抵制住它们怪异的诱惑，保持冷静的辨别吗？
　　与此相对照的是，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苦难与不幸，人们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就在被编造出发生了奸尸凶杀案的小镇上，一户平常的人家，妻子患肺癌刚死了两个月，丈夫又因患肝癌，悬梁自尽，他们丢下了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同样是“用一根麻绳将自己吊死在屋梁下”，那个和影星巩俐同名的乡村妇女，被当作特大新闻，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当丁小曼怀着深切的同情心，想把这件事写成新闻时，主编的态度竟然是：“傻瓜，这事哪儿都有，每天都在发生，算不得什么新闻”，“你不要感情用事”。问题不在于这样的事究竟能不能算新闻，而在于面对着这样的苦难与不幸，我们人性中应有的同情哪里去了？即使这样的事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即使不能把它写成新闻，也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家庭，作为社会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对遭遇这样不幸的孩子，表示我们起码的关爱，怎么能在人民的痛苦面前置若罔闻，冷酷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当然，媒体不是慈善机构，不能要求每一个贫困家庭的不幸，都可以作为新闻加以报道，也并不是说都要发动读者向遭受不幸的家庭和人们伸出援助之手。新闻的价值应当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唤醒人们的良知，难道现在已经堕落到了只是向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吗？至于那个报纸的主编邱怀德，胸“怀”里装的实在没有什么“德”，他一面不停地发短信与记者丁小曼调情，一面不断地下达指令，要记者“编一个”虚假的消息，并且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在新闻行业中，适当的杜撰是允许的”，不知道他说的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是从哪里来的。而更为严重的是，以真实性作为基本职业道德的传媒，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地提倡编造谎言，那么，作为社会正义代表的新闻界就失去了公信力，我们还能相信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的那些消息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而对社会的整体来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是令人齿寒的。在酒店大堂里做门卫的老人，还曾经做过高中地理教师，那个悬梁自尽的男子就是他以前的学生。记者丁小曼请他带路，去找那个男孩的家，他先是借口“腰不太好，走不动路，再说外面还下着雨”，婉言拒绝了带路的请求。可是，当丁小曼从钱包里抽出一百元的大钞递给他，他立刻嘿嘿地笑了，向服务台的小姐借伞冒雨前往，腰也不疼了，还挺幽默地对小姐说：“她要是给我两百块，我可以一口气跑到美国。”一副见钱眼开的势利面孔，居然连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如果说，报社主编的冷漠还出自与那个不幸的家庭毫无关系，这个高中地理教师做过那个自杀男子的老师，至少应该还有一点同情心吧，可他居然也如此置身事外，冷若冰霜地漠然处之。
　　在小说所叙述的主要事件下面，还隐藏着一个桃色的故事，也与人间的苦难形成另一种对比。记者丁小曼一方面出于同情，关切地了解与照顾那个失去父母的男孩，另一方面又在抵御着报社主编的纠缠与骚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那个冷漠的主编却把兴趣放在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肚脐眼下面那道疤是怎么回事”上；在怂恿记者编一条假新闻的同时，还不忘与女记者调情：“宝贝，我想你。”一面是人间的惨剧、悲剧，一面是灰色阴暗的变态心理，让我们感觉着纯真与庸俗同在，高尚与无耻并存，生活就以它这样的多面性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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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把他要叙述的主要事件，即那个不幸家庭的遭遇，镶嵌在一个诗性叙述的框架之中，形成了整篇小说浓郁的抒情氛围。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如果仅仅把那个不幸家庭的遭遇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写成一篇纯粹的客观性叙事的小说，或许会有一些故事性，但就事件本身的内容看，却缺乏新意，也不够丰满，整个作品势必会显得比较单薄。但小说采用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就不同了，它把这个不幸家庭的遭遇，和那个凶杀案的虚假新闻，都作为整篇小说叙事的背景，推到了叙事的后方，而把记者丁小曼的采访过程作为主线，使小说的叙述在非传统意义上的情节线索中展开，从而充分发挥了现代派小说不必强调故事的连贯性，甚至也不需要有很强的故事性的写作特点。小说叙述的主体是，丁小曼在受命去平谷镇采访凶杀案，就看到一个四五岁的瘦弱的小男孩，坐在停车场的遮雨篷下，此后，与那个小男孩的关系就成了小说叙述的重点。小男孩对丁小曼提出的“什么东西可以悬在空中”、“人可以悬在空中不落下来吗？”这种古怪的问题，便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而他唱起一首歌：“你说要听听我唱歌，／你说要看看我的脸，／我不能唱歌给你听，因为一唱我就要流眼泪，／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泪”，更让“丁小曼的心像是被针突然刺了一下”般地感动了，“毕竟，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过这么稚拙的歌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幸一无所知，在他的眼里，妈妈住在抽屉里，爸爸悬挂在空中，生命仍是那么灿烂，亲人依然在自己的身边。他那天真烂漫的童心，被赋予了如此温馨的诗意，与周围那些成人的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读来使人倍感心酸。
　　与此同时，贯穿全篇的雨，也为小说的叙述又营造出了一种浓郁的诗性氛围，像是苍天在为这家人的不幸遭遇洒下的同情之泪。雨，已经成了笼罩全篇的意象，小说就是以一种诗性叙述的调子开始叙述的。这里需要详加探讨的是，在小说全篇中，一共四次出现有关“雨”的描写，分散在小说的不同段落：“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谁听见雨落下来，／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她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鲜红的色彩∥”，“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把这四个段落连结在一起，原来这是拉丁美洲文学的著名领军人物，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博尔赫斯（ＪｏｒｇｅＬｕｉｓＢｏｒｇｅｓ）（１８９９～１９８６）的一首完整的诗《雨》①。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小说作者在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就是由小说里和雨有关的特定情境，联想到博尔赫斯笔下的雨，也许是出于对博尔赫斯的偏爱，便把这首诗分散地引用在他的小说里，与小说里的人物丁小曼阴冷郁闷的心境互相映衬，加重了小说的惨痛而悲凉的气氛。而诗中结尾的两句：“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也与此情此景中那个失去父亲的孩子的遭遇成为对照，诗里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可现实中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却实实在在地死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把博尔赫斯的诗引入自己的小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互文现象，即所谓的“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娃（ＪｕｌｉａＫｒｉｓｔｅｖａ），有人把它译为“本文间性”（或“文本间性”）、“文互涉关系”、“文本互相作用性”，其意思为：“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本文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它们彼此组成一个语言的网络。一个新的本文就是语言进行再分配的场所，它是用过去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②互文性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概念，是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否定性的发展。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文本是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自足的符号或语言系统，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在这个结构（或系统）中，每一个要素都与其他要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一个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解构主义则力图打破这样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结构（或系统），他们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概念来说，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已经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义的、活跃的，从而造成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结，就好像古典诗词写作中的运用典故一样。格非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废名的意义》③中，对废名小说里的互文现象所做的一段论述，和他在小说《戒指花》引用博尔赫斯的诗就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废名小说常常借鉴诗歌的笔法，化用典故，“没有什么深远的用心，也谈不上什么深思熟虑，更不是通过‘典故’来摆脱自己难以言说的语言困境，或传达出某种潜在的‘微言大义’，而是行文所至，信笔摘引，随意化用，读者如果就典故本身一味深究，反而落入文字的筌障或窠臼”④。他还认为：“读者不一定必须知道诗词的出处，照样能够欣赏作者的文字，这得益于这些典故本身大多比较浅俗易懂，另外，典故的意义与作者文字的含义亦较为和谐、统一，典故已完全融化到作者的语言中，因此一般来说，不会给阅读带来障碍。”⑤博尔赫斯诗歌中的雨作为典故，和《戒指花》中的雨产生了联结，编织出了小说特有的情境，或者说博尔赫斯诗歌中的雨作为能指，在小说里产生了新的所指——一个悲凉的故事所特有的情境氛围。但即使读者不知道这些被引用来的诗句是出自博尔赫斯，也不影响读者对小说情境的理解，照样可以沉浸到小说的情景中去，让潸潸的细雨淋湿自己的心境。
　　此外，作为意象，在小说里还有“人悬挂在空中”、“妈妈住在抽屉里”，也都以富有童心的想象力，把真实的现实状态幻化为一种奇特的图景，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玄想的色彩。这种玄想，带有明显的形式化的倾向，为小说的叙述展开了丰富的空间。
　　在小说的叙述中，还有一些非情节因素的叙述。这些非情节因素的叙述，在注重故事情节曲折的传统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可能打断情节的连贯性，使情节的进展趋于缓慢。但在现代派小说中就不同了，它同小说的其他要素一样，在对叙事主线起烘托作用的同时，感染读者的情绪，也诉诸读者的理性思考。如小说里的两次出现的小男孩唱的歌，稚拙纯真，如同感受那孩子天真无邪的心灵；那段长长的网友评论，和性心理学家与网友的在线交谈，在传统的小说叙述中也都属于可有可无的，但在这里，不仅可以增强小说的时代气息，全方位地真实地表现现代生活，也让读者对这一社会现象产生深层的思考：人们在轻信这么一件荒诞不经的社会新闻的同时，为什么要把新闻本身的价值引向色情化的粗俗趣味？
　　
　　①原诗见陈东飙译：《博尔赫斯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出版，第１０５页。小说里所引的诗句没有分行，这里的分行与分段的斜线，是我依照博尔赫斯的原诗所加。
　　②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出版，第１６２页。
　　③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出版。
　　④⑤格非：《废名的意义》，见《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出版，第２８７页，第２８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