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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光明 文选 ]   

存在感: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疼

◇ 毕光明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学说被再次介绍进来后,当代文学在不小的范围内受到了感染,有无触及“存在”,在文学批评里几乎成了用以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思想主题上是否深刻的标准。本来,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哲学论文,但是,只要小说越来越深切地表现人生与生存的体验和感受,它就必然要指向存在哲学,因为后者所关注、探究、思考与解释的正是人和人生,它“专心于某些特定的体验”(让·华尔《存在哲学》)对于不能被定义,也不能被客观地认识的“存在”而言,感性地呈现独特个体经验的小说,更有可能使之现身。新进作家陈希我的短篇小说《我疼》就是很好的例证。
  陈希我被谢有顺称为“一个有存在感的作家”。他的一些小说既不流于对社会问题的文学性报道,也未专注于叙事形式的自我观照,而是将人置于一个不是由他所控制的“世界”(不是“社会”)中,遭受无法逆料的困扰和打击,体会在这一无法逃避的折磨过程中的感受——尴尬、恐惧、紧张、痛苦、被动,让人通过这种尖锐的感受,识破人的生存和存在的本相。小说中的人物被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是单一性的个体,他(她)成了一个存在者,只与他(她)自身相关,并无限地关切他自身,他(她)被世界所包围,又与之隔绝,在既定的关系网络中,他(她)的挣扎与选择就意味着与环境、与他人相冲突,其间的感觉、感受自然是高度封闭,但正因为封闭而又在本质上被敞开。小说并不需要直接讲述存在,它只突出感觉与感受便抵达了存在。存在哲学认为,在人身上应当而且必须有某种能使他达到实在本身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智慧,而是感觉,海德格尔称其为“现有性”。所以小说依其文体功能,它不直接讲述存在,但表达了存在感。《我疼》在作者的这类小说中,就最有代表性地表达了存在感。它通过一种趋于极致的肉体感觉——疼痛,表达了难以表达的存在感,让我们惊愕地面对了存在和在。
  肉体的疼痛被赋予意义,这的确令我们意外。疼痛可以成为记忆的证明,而生命在本质上是记忆的连缀,那么生命的本质上就是疼痛(这与“存在先于本质”不矛盾)。这是梁小斌最近在他的《梁小斌如是说》里告诉我们的道理。梁小斌在这篇奇文里描述了他关于疼痛的记忆,那是一次意外——被哥哥搂着去露天电影场看电影,途中跌破了头——带来的真真切切的痛感体验。他写道,“在我的记忆里不仅是记下了疼痛的滋味,而且还记下了在什么部位疼痛。疼痛的意识知晓、疼痛的时间长度,深深感到我正沉浸在疼痛感受中备受煎熬……”从他的疼痛故事里,诗人得到了一个本体性的认识:“我疼痛故我在。”而陈希我的《我疼》则更自觉地用“疼痛”这种极为可怕的生命感受,显像了人在世界里的位置与状态,和人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界里无以实现的悲剧境况和遭遇。由于他思考的深致以及艺术表现力的匹配,“疼痛”从他这里开始由生命体验擢升为一个概念。与“烦恼”“孤独”“畏惧”等一起,指代了“存在”这一难以表达的人类生存的属性。
  存在哲学要思考的是人自身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是要确认人——自我是否在场、如何在场。然而“在”只能在意识里被确知。当我们意识着,我们也就存在;只有意识着,我们才存在。但是意识的载体和动力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肉体生命。存在哲学在这里得以与“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哲学区别开来,而成为一种回到个体生命感受的诗化哲学。这就是小说《我疼》建构起“我疼故我在”的形象/意义双重结构的思想——精神来源。《我疼》所记述的疼痛,一种是公共性的疼痛——牙疼;一种是特殊类型的疼——痛经。这两种疼,都是生命的疼痛,它是如此尖锐,无法逃避,且只能由个人承受,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最可倚靠的人(母亲或爱人)也不给以解脱。相反,疼痛要遭到误解,疼痛甚至不被允许。疼痛还让你出丑丢人,让你扭曲变态。疼痛首先逼得你放弃人生许多应有的享受(比如吃糖)。生命的疼痛属于单一性的个人,它使人尝受到的是痛苦、恐惧、愤怒、窒闭和痉挛(犹如萨特笔下的“禁闭”和“恶心”)。生命的疼痛无药可治。惟一能帮人摆脱痛苦的是麻醉。但一经麻醉,生命便“忽然感到一种奇特的空虚”,这意味着“没有疼的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生存就是一个悖论。可见,《我疼》真切地记述了生命的疼痛,同时又意指了存在的疼痛,它与生命的价值相关。
  《我疼》具有存在品格,但小说里追求主体性的人并没有表现多少积极选择的能动性,而更多的是被动地承担着生命之疼。疼痛会猝然降临,疼痛跟遗传基因有关,是痼疾。(疼痛引起的)“这感觉是那么的让我刻骨铭心。我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梦魇一般的感觉”,因为种种痛因,“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一个人的痛痒得不到他人的关心,人与环境、与他人是脱节的。造成这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笃信“道理”,被社会所定义,以他人的价值为价值,重虚荣而轻生命,依从惯例而不是根据生命的需要和感受来行事(如:妈妈“只相信预防,教育。……总是相信教育”,她自己有疼强瞒着还不准别人喊疼;“他”以七证书八证书为资本,陶醉于其中,还分不清爱与不爱,更不敢接受爱),无意中对他人和自我形成精神暴力,这又是多么可悲!更可悲的是人自身也是分裂的。“我”为了“把快乐和痛苦扯平”而“不要感觉”,陷入毁灭自我的又一个悖论。当她宣告“对这世界来说,我疯了,对我来说,这世界死了”时,她也就把生命的能动性与存在的可能性当做抗争的代价放弃了,这样抗争也便失去了意义,——动机与结果正相反。
  附:
  
  我疼
  
  □陈希我
  
  1
  
  你觉得疼吗?比如头疼,那种摧毁整个人生意义的感觉。一早醒来。忽然就头疼了,可你昨晚睡前却毫无预感。也没着凉,也没做梦,你睡得好端端的,像落进了阴险的圈套。于是你一整天的计划全毁了,浑浑噩噩,熬着,只等着睡觉时间再度到来。
  可是,比起牙疼,头疼又算得了什么?就好比跟一个饥饿的人谈灵魂归宿。那种疼直接逮着你,逼你解决。我从小就牙疼,那是我妈的基因。现在才知道除车祸其他疾病都是基因惹的祸。可那时似乎连我妈自己也不心知肚明,她只相信预防,教育。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总是相信教育。我从三岁起就被教育要刷牙。她似乎对牙齿有特殊的敏感。“不要以后牙齿也像妈妈了!”妈妈说,用的是既哀叹现实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语气。他们那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这种语气,弄得灵魂支离破碎。可是她女儿牙刷都拿不稳,左突右窜。她还喊:“从上到下……呈四十五度倾斜!先左起,后右边……慢慢刷,一下,一下,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有恒心,有毅力!”后来九十年代初全国大抓学生军训,我恰上中学,站在军训场上,我每每想起我的刷牙训练。因为刷牙,我还挨了不少打。现在我对那些打居然毫无记忆了,也许当时就没多少痛感。我只记住:不能牙疼!不能牙疼!为了这,我什么都能承受。我还从小被禁止吃糖。什么甜的东西都被禁止了,包括甜橄榄。“六一”到了,小朋友们终于盼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糖,抱在手里,连外包装塑料都那么好吃,可我一回到家,妈就伸过手来,我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毫无商量余地,妈妈总是向你伸过来那毫无商量余地的手。妈妈的手指可真直真长哪!我从来没有吃过儿童糖,我的童年没有甜味。妈妈说,人可以不要甜味,但决不能不要牙齿,牙齿坏了,一切都完了。我成长的警示钟不是“狼来了”,而是牙坏了。可是,牙还是坏了。
  我不到五岁就患上了龋齿。我清楚记得当时我正在吃晚饭,我将一片猪肚塞进嘴里,忽然左边大牙一个疼。我脊梁上猛地沁出冷汗。其实那并不非常疼,但我被预感吓坏了。我张着嘴,直到我蓦然瞧见妈妈更为惊恐的目光。我赶忙闭上嘴巴若无其事地又吃起饭来。可是妈妈的眼睛像老鹰一般锐利。“张嘴 !”她叫,那声音都变了调。我没有张嘴,仍然顽固地上下颌一张一合,做着机械的牙床操。“张嘴!”她又叫了一声,把筷子猛地举了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张开嘴,她就绝望地摔起筷子来,好像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要好好刷牙,好好刷牙!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可上帝知道,我并没有不听她的话。我从来都是很听话的,我自己也怕牙齿坏。后来我被接踵而来的牙疼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才明白,这其实是母亲的推脱。这样的痛苦,是谁也承担不了的。我也承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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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第一次躺在牙科手术椅上的情景。那医生的脸几乎全躲在大口罩后面了,只有两只滴溜溜的眼睛。我不知道他将要怎么做。我只能从那眼睛不安地揣度他的居心。我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金属器皿在铿锵碰响。我瞧见一个形如钻头的东西旋转了起来,然后又停了,好像是要先让我瞧瞧它的厉害似的,然后,再伸到我的嘴里。
  我大张着嘴。与其说是怕被那钻头触着,毋宁是为了讨好母亲,我从一开始就大张着嘴巴,好像要以此来向母亲谢罪。那钻头在我嘴里又旋转了起来,可是很奇怪,并不疼,只是发着夏天蝉鸣的声音,像搔痒,倒给我几分安逸。终于有点疼了,却也并不那么疼,可以忍受。再疼了些时我就用指甲抠自己的手肉……我忍着,像水中炖煮的青蛙,抽着腿,能忍则忍,直到彻底把我疼晕。
  这感觉是那么的让我刻骨铭心。我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梦魇一般的感觉。五岁起,我的牙齿一颗颗轮番动手术,又是车,又是填,又是拔,什么榔头铁锹都用上了,可是我却惟一只有这个感觉。后来在语文课上学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麻木”一词,我总想到了它。
  “只能杀神经了。”十岁时,医生对着我的恒牙说。
  “这样就不会疼了,”父亲说,“疼,是神经的作用。”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他所以对我说那些原理,也许是想用科学知识释放我的恐惧,可是却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从此明白了人的身体上原来像电网一样密布着那个叫做“神经”的东西。还有数不清的血管,里面有血在穿走。想想吧。我的血管内壁总是被血磨蹭着,一不小心碰到了哪里,哪里的神经就会被电击一样迸出火花来,那该是怎样可怕的景象!我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这些怪念头,说起话来也古里怪气的。上体育课,跑步,跑得满脸通红,我就说,这是血在往头上冲;有人患了感冒,我就说现在他身上白细胞正在跟细菌激战。弄得大家浑身不舒服起来,都讨厌起了我。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老师也不喜欢我。
  “你总是讲怪话!”老师说。
  “可是我疼!”我辩。
  “就你娇气!”老师说。“你瞧人家……”初一时班主任总是指着我们班的班长这样对我说。班长也是一个女孩,非常不娇气,非常懂事。有一次她放学回家掉到路边一个没井盖的下水道里去了,砸得头上隆起一个大包,手骨头也折了。有关部门都在推诿责任,她却在班会上大讲起自己如何战胜疼痛来了,还把头一昂一昂的。她额头上的包也随之一闪一闪的,看了都难受。完了,还要把手举过头顶行队礼,被绷带牵住了,她却还坚持。她怎么就不疼?我都替她觉得疼。
  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无法回避。头疼、牙疼、肩疼、肌肉疼、跌打损伤疼,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还想到了死,那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疼?那是一生疼痛的总复习。可是疼痛是不是有极限?超过了这极限,感觉疼的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死又是一种解脱。我曾经苦苦寻思怎样死,怎样死法才不疼。跳河?上吊?割脉?我想到了吃安眠药,那样睡死过去一定就不会疼了。我还一度真的积攒起安眠药片来了。我钻进我父亲所工作的医院的药房,装作玩,跟那些药房叔叔阿姨打得热乎。我故意指东扯西,打探到安眠药装在那个褐色瓶里,然后趁他们不备偷走几粒。我不敢多偷,怕被他们发现了。
  我从小就深谋远虑。我不能不深谋远虑。我也不敢放在家里,怕被父母抄出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塑料铅笔盒夹层内,每天随书包带走。那一阵,每天我背着书包连同安眠药上学走出家门,都会生出一丝跟家永别的感觉。我禁不住把我熟悉的一切包括每双拖鞋都扫视一遍,那感觉既怅惘又轻松,还有那么一点悲壮。可是有一次,我从电视上瞧见一个中年妇女服安眠药自杀了,她的脸居然淤得发黑。“她服了安眠药怎么还会难受呀?”我脱口就问出来。
  “你以为服了安眠药就不会难受了!”父亲道。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人该怎么死才不难受呢?”
  “哎呀这孩子怎么乱七八糟的!”母亲马上打断,“什么死不死的,小小年纪……”
  
  2
  
  十三岁,我来了月经,痛经也随之而来了。有一次,我甚至疼得滚到课桌下面去。当时正在上生理课,生理老师慌忙把我送到了楼下的校医务室。校医说,没什么,痛经而已。可是我还是疼得在检查床上打滚。同学们全从教室里跑出来了,我听到了楼梯噔噔响,整座楼好像都要震塌下来。我感觉到了他们在医务室窗外看。我知道自己很丢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甚至还听到几个男生起哄声。我听见生理老师在外面冲他们喊:“干什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嘛!”哄,他们跑了。
  那以后我简直无脸面对同学们了。男生们总是用特异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就是生理实验室那个人体标本,他们已经破译了我的秘密。而女生们也怪起我来了,因为我连累她们也成了标本,暴露了她们的秘密。她们竭力避免人家把她们跟我联系在一起,排队,男女分队,她们就挤在一起,躲我远远的。好像她们并不跟我同样性别,有同样的生理构造,她们并没有月经,好像满电视的卫生巾广告都不是为她们而做的。她们把卫生巾紧紧实实垫在内裤内(那小心翼翼藏着卫生巾的内裤多么假惺惺呀)。她们照样说呀,笑呀,体育课叫跑一千五百米就跑一千五百米,丝毫不说一个“不”字。可是我不行。虽然我也很想行,可是我坚持不了。我第二次出了丑,跌倒在跑道上。学校赶紧通知我的家长。我被送进了我父亲所在的医院。
  我被直接送到医生面前。因为我父亲在这医院,我拥有这个特权。我不需要排队挂号。我瞧见一个老人蹲在挂号窗口旁拼命呕吐,他的手还死死占在窗口铁栏上,那么的孤单无援。他家里人呢?可是他即使有家人是不是能拥有特权?可是我拥有特权又能怎么样?仍然要经受漫长的常规程序,量体温,血压……这是不是一个病人必须承受的痛苦过程呢?即使你再有特权,你是中央首长。
  医生叫我躺了下来,脱下裤子。医生是女的。可是我根本没有去想向我下这羞耻命令的是男是女。她突然撑开我的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被撕裂的疼痛。我全部的神经都痉挛了起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这个器官。它就是疼。可是她那只残忍的手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好不容易才饶了我了。她到边上洗手台洗手了。她说:“没关系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没关系。我明摆着还在疼。她又坐到了诊桌旁,说,开点中药吃吧。
  什么?中药?我很知道中药药性慢。开了药,提回去,先浸,后煎,再沏茶一样细细沏出来……我就常见到我妈这样。可我的疼就像一个毒蝎趴在我的身上,我巴不得早一秒钟扒了它!“我不吃中药!我要西药!”我叫。
  她吃惊地瞧了瞧我,又瞧我爸,笑了。我爸也笑了起来。“真是耳濡目染呀,小小年纪也知医晓药的。”她说。
  “吃中药少副作用。”爸说。
  “不,我不怕副作用!我要吃西药!”
  她又笑了,还伸出手摸我的后脑勺。“没关系的……”她又说了“没关系”!什么“没关系”?你当然没关系了!疼不是在你身上。我真想干脆钻到她的诊桌下打滚。“我不要中药!”我喊。
  “好好好,”她又呵呵笑了起来。那笑充满了诡谲,像个妖婆。“要西药就西药。我就给你开西——药——”
  可想而知,这妖婆给我开的仍然是中药。我于是又在第二天痛倒了,她才不得不开了西药。可是西药也不能解我的痛。下个月,我再一次痛到了地上。那是一个深夜,我在地上打滚,浑身黏糊糊的,我知道这是血,我在血中打滚。满屋子被我搅得一片狼藉,床歪了,挂衣架倒了,被子拖到地上跟桌腿椅腿搅在了一起。妈慌了,央我爸去找主任。主任是我爸的好友,又是院长。爸一走,妈就赶紧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喝我起来。我起不来。妈拖我我也起不来。妈突然一甩手,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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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也没见你这么疼法的!一疼就往地上钻。地就能解你的疼了?”
  这倒是真的,地也许真能解我的疼。在这时候,仿佛地、血、狼藉、肮脏特别有亲和力。我把脸贴着它,亲它。妈又来拽我,她好像忽然感觉到了什么,恐惧起来,我感觉到她的手在痉挛。好像我是要去赴死似的。妈紧紧拽着我,可是我就是不起来。她忽然抽了我一巴掌。我脸上火辣辣地异常畅快。我号啕大哭了起来。主任来了。要不是实在无计可施,我肯定我妈是绝对不会让门打开的。主任挟着冷风进来了。我停住了哭。主任的脚就在我的额前,我瞧见了那是一只精瘦的脚,像一张干练的脸。我匍匐那脚前。只有将自己降低到他人脚下,我的希望才会高高升起。她君临而下。她戴上了听诊器,听了听我,她听到了什么?我忽然真希望她听出别的什么了,发现出别的什么病,别的病因。我宁可自己还有别的病。我瞧着她的脸。她脸上毫无表情,就像她的脚。她一用劲立起身来,把听诊器连同手揣在上衣袋里,仍然毫无表情。她问我爸都吃了什么药了。她瞧着我吃的药。我忽然又希望她瞧出了什么问题,愤怒起来,大骂那个医生,庸医!甚至,用院长的权力把她解职了。可是她仍然没有。她说,这药可以继续吃。
  我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主任?狗屁主任!到底会不会看病!是捡便宜当上主任的吧?我简直要叫。爸连忙把她请到了客厅,关上门。
  “结了婚就会好起来的。”我听见她在外边说。
  结了婚就会好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结婚……我只隐隐感觉到结婚是一种更大的疼,被蹭,被压,被屠戮……然后,子宫被无情地胀大,肚皮被撑大,再阴道撕破生育,就好像便秘。你抓哪里都没用,扯断自己的手也没有用,没有救命稻草,你只能后悔,后悔!后悔为什么要结婚,种下孽种!为什么她们对结婚、对生育、对活着如此欢天喜地充满了希望?莫非就是一种诓骗?妇科主任诓骗女病人,老女人诓骗年轻女人,熬成婆了的诓骗还在当小媳妇的,妇女诓骗处女,母亲诓骗女儿,孕妇自己诓骗自己,痛过就忘,又想第二胎,痛苦到底有没有记性?诓骗到底有没有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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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我不该骂那妇科主任。她其实真是个好医生。这么好的医生对我的疼都无计可施,我瞧见了医学的穷途。
  听说当年我就是在她的抢救下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是倒产出来的。当时,医院问我爸,是保母亲还是保胎儿。我爸说,当然保母亲。也许当时真应该只保母亲,也许这正是我一直喜欢父亲胜过母亲的原因吧。可是,手术却成功了,于是有了个成功的范例,也有了我这个受尽苦难的肉身。也许这才是我嫉恨那妇科主任的真正原因。
  父亲也经常把听诊器连同手揣在上衣口袋里,直直立在病人床前,瞧着病人苦苦挣扎、哀号,至多托一托鼻梁上的眼镜架。他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他是医生,他只知道把守生命的最底线——能活,哪怕是植物人。
  父亲一直这样直立着,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得的是一种没有理由让他得上的(大家都这么说)病:肝癌。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腌制品,不吃油炸物,所有据说能导致癌的坏习惯他全没有。迷信地说,那是因为他老是跟阎王抢点名簿,被阎王嫉恨了。我则猜想,那是他所见的痛苦太多而成疾了。医生职业不像那些演艺界,可以寻欢作乐,说大家爱听他自己也爱说的花里胡哨的大好话,什么“长命百岁”呀,“恭喜发财”呀,“喜逢盛世”呀,“红红火火”呀,就是面对人家的下岗苦难也可以耍个滑头唱声“你该歇歇啦”!医生要面对无可逃避的人生的残酷。
  脱下白大褂的父亲完全没有了医生的威严,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好像死神面前的一块屏障,比共产党员还特殊材料做成,别人会得病他不会得病,别人会传染他不会传染,别人会死他不会死。现在他要死了,他完全显出了凡胎俗骨。那么的虚弱,无助,被人送进手术室,送去放疗,还有化疗。我有一次甚至也瞧见他抓住给他放疗的他同事的手,小孩般哀求道:“不要了!我不要了呀!”听说癌症患者晚期是非常痛苦的。可是没有人能救他。我们早已哭干了眼泪。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他身体一天天瘪下去,直到只剩下一片肉干,他原来可是那么高大啊,一米七八的块头,一百六十斤重,那是他四十年积攒起来的能量。要扼杀掉这能量,该需要怎样强力的打压?就像把一只吹得大大的气球压爆。我总这样想。我问,爸,疼吗?疼!他说。他缓缓地抬高了嗓门儿:
  “人生是一个大圈套!我被套住了。”
  我怀疑从最初起,父亲就不曾对康复抱有希望。他其实比我们谁都心知肚明,他自己就是医生——名医。可怜的却是我们还竭尽全力瞒骗他,一会儿说他脸色好看了,胖了,一会儿又说他精神好多了,一会儿又谎称他体内肿瘤缩小了,一会儿又告诉他年底前有望研究出一种抗癌新药、特效药。他总是笑笑的。只有那笑,才恢复了他原有的风度,有时反让我们天真地以为真的有了希望。到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他忽然对前来查房的一个他原来的助手说:
  “给我杜冷丁!”
  我清楚记得那助手好像突然被一把刀逼在脊梁上,缩了缩脖子。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瞧见我父亲那近乎威严的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父亲死得很有尊严。平静地躺着,然后沉迷了下去。有一刻他好像叫了我一声,那声音是从来没有的安恬。我很吃惊一个人可以这样活着,可以这样死。那是怎样的一种让人迷恋的生与死啊!他怎么能这么死?
  “杜冷丁……”蓦地有谁在说。我回过头,窗前站着父亲几个同事在交头接耳。阳光从他们肩头和腋下炽烈地透射进来,他们的身影好像被光幻化了。我瞧见一双惊慌掩饰的眼睛。我记住了那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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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像我爸腰上的钥匙串一样随我爸转来转去。那时他还是我爸的助手。我和我妈去医院找我爸,见到他,要是坐着,他立刻就会站起来,把手贴在裤脊上;若我爸不在,他会殷勤地说:“啊,主任他在……”现在我又去医院,又碰到了他,他居然慌慌张张还说:“啊,主任他在……”说了一半,觉得不对,把脸涨得通红。
  “在公墓里。”我说,笑了起来,他才如释重负地也笑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总是在医院跟他巧遇,当然这是我的阴谋。我喜欢看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好像一只被追逐的兔。我故意跑到他的诊室去,倚在检查床旁,看着他。他就像兔子一样一惊一乍地支着耳,感觉着我的存在。有时候,别科室的人,那些过去我爸的同事进来,冲我一笑。我知道他们笑什么。我不在乎。我甚至还真希望他们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可他却总是把脸憋得通红。他惊慌地瞧着最后总是剩下我跟他,然后,技巧拙劣地装出才发现我的样子,啊了一声。“找我?有事吗?”他说。他说的时候眼睛不看我,而是瞧着墙壁,好像是说给墙壁听似的。墙壁写着:“人民是父母,病人是亲人。”
  “没有事就不能找你吗?”我反问。
  他马上狼狈了起来。我喜欢看他狼狈的样子,好像一个贼。男人的本性是贼。我引诱着他的贼性。当然我很清楚我这样做将会有什么后果。我必须付出的恰恰是疼!我没有爱,我已经不可能去爱了,即使有爱能免除被做爱的疼。那个妇科主任简直野蛮地撕开了我的阴道,“结婚了就会好的。”我感觉到了我阴道内壁在收缩,在痉挛。我做梦都梦见一杆冲击钻从墙壁直钻进去,墙壁的红色肉瓤扑簌簌喷出来。女人命中注定就要承受更多的疼。疼是女人的宿命。
  可是他却说感情这东西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说他不相信闪电式爱情。他甚至不相信一见钟情。他像一把钥匙一齿一扣,说起来一套一套的,道理好像全抓在他的手里。倒把我衬得很堕落、很无耻。好像我天生就是这么堕落和无耻,好像他天生就是道理的化身。我讨厌道理。道理是那些活得滋润的人想出来的劳什子,什么“爱情”呀、“操守”呀,他在台上,他就是道理化身,咱可要清醒不能顺着他的道理被他套进去了。咱就是不要道理。你听他说“婚姻”这词时那么理所当然,好像不是在说对我的肆虐似的。他身上的酒精味是多么的一本正经而又毒辣啊!为了他的“过程”,我必须受着多么漫长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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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他把我带到大街、电影院、百货商店,我讨厌端坐在茶艺居,喝那有味没味的涮茶汤,讨厌去西餐厅装模作样左手拿叉右手拿刀,连五成熟的牛排也没有一丝血。他就这样毫无血性毫无痛感地夸夸其谈呀。他说他拿有十本各种各样的证书。我说那你很像张艺谋!他却不高兴了。
  “什么像张艺谋?张艺谋那是评出来的,我这是考出来的!”他说。
  他似乎很相信考,他最激愤的时候就是谴责高考也作弊。他说他当年考上医大可完全是靠真才实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这些只能在考场上耍棒弄刀无论不作弊的他还是作弊的那些人都是天生的可怜动物,真有权势的人是不用考而是考别人、自己不会去学习而号召别人好好学习从而更好被统治的。有一次,他居然装满了一文件袋七证书八证书带来给我看。“这些都是资本啊!都是资本!”他一本本摆着,像摆着一张张好牌。我疑心他在自己宿舍里是不是也天天抄出来在床上摆牌,欣赏,然后陶醉得倒在床上,就像那个老葛朗台陶醉着金条。我倒真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妓女,端着阴道,不,端着处女膜还是无法招商引资的妓女。我冤!
  我拨着他的宝贝证书。“哪一本是治头疼的?又哪一本是治脚疼的呀?”
  他马上把证书收了起来。“这是科学!”他郑重地说,郑重得好像小学生刚戴上红领巾的时候。他脸上明显有一种被亵渎的不悦。这是我的不对。我已经养成了刻薄的德性,这德性就跟我的疼痛一样无药可治。我马上改口,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才满意了, 又说:
  “医学是一门科学!”
  他也许真懂科学,有很多知识,也有很好的技术,可是他惟一缺少的是对疼的感觉。
  有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真信科学。
  “到明年,若不发生意外的话,我就可以拿到中级职称了,到时候就是我同学中第一个了。”他说。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药,为了不发生意外,有时还掐指头计算剂量。他说稍一疏忽,一切就毁了,要珍惜!他好像很珍惜自己。他说我家跟你家不一样,我爸是工人,我爸从我爷爷当农民发展到他当工人,我又发展到成为知识分子,不容易,要珍惜!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一时糊涂,开出一帖毒药,把他毁了,看他珍惜!可是他开完处方笺后总是要把它微微竖起来,巡视一遍。甚至作废的处方笺都要被他撕得碎碎的如碎纸机吐出的一样。我的阴谋于是也一天天被他报废了。
  好像我妈感觉到了我要干什么。尽管我自信我的言行并没破绽。莫不是因为我会疼,就有了堕落的嫌疑?父亲死后,家像个坍塌了的废墟,只有妈还可怜又可笑地像圆明园废墟上的柱子一样支立着。她好像对我更不放心了,几乎有点神经质。我一叫疼哪,她就紧张起来。为什么我的病让她这么害怕?胆战心惊?好像我是对着她灵魂嚎叫似的。好像我是对着这世界的灵魂嚎叫似的。“乱叫什么?”她喝。再没有人肯染手我的病,满医疗界都在传我这个名医女儿的可怕病情。他们并且由此推断出医生后代的普遍健康问题,近乎宿命。妈开始向我灌输自己,他们那一代是怎么走过来的,絮絮叨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发展经济、反腐倡廉、走向辉煌(一听“辉煌”这词,就好像亮晃晃的钢化玻璃板直逼而来,我就疼得更厉害),你们已经够幸福的了,还身在福中不知福,还要怎样?
  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要怎么样?我要幸福!你说我够幸福什么了?我疼!你生下我,给我疼,你既然给我疼不能给我幸福为什么还要生我?你生了我不能给我幸福我自己寻找幸福还不行吗?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大胆了,胆敢顶撞我妈了。要是以前我是不敢向她说一声“不”的,那样她会一戳她那又长又直的食指,让我站在墙壁前反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的。可是这次妈没有这样做,她居然出奇地忍耐。她忍耐得近乎阴险。
  “当然,我们社会还有阴暗面。”她说,以往她是绝不肯这样说的。这就是阴谋,这是一种策略,是圈套,故意显出跟你深有同感的样子,目的还是为了招安。她说,“阴暗面”(这些词总那么小心翼翼、似是而非、充满狡黠),“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造成了心理障碍,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
  她怎么居然说我“心理障碍”来了?好像这二十年来她就不曾瞧见我的病似的。她倒像个医生,比医生还医生的大医生,洋洋得意握着一剂灵丹妙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心理障碍!我只是疼,跟社会阴暗面无关。我只是疼!疼!纯粹的疼!”
  我恨大家不看我的病,我更恨我妈乱看我的病。自以为是。我恨她自以为是的一向逻辑。我要砸烂! 我要砸烂所有的药!这辈子她到底信过多少灵丹妙药呢?你既然这么有灵丹妙药,为什么爸病时你也只懂得哭?你拿出灵丹妙药来呀你拿呀!别只会哭 ,还一套一套的,你拿呀!别让爸那么疼,疼死!
  这可刺了妈了。也许我太刻毒。可是只有刻毒才能发泄我的绝望。“就你会疼!”妈像母兽一样尖声嚎叫了起来,“我也到处不舒服呢!我还重度宫颈糜烂盆腔炎附件炎从来没有好过,我向谁去叫?做人哪能那么舒服!”
  我简直惊呆了,瞧着我妈。我第一次瞧见她这样。我感觉到一股绝望的阴气直逼而来。我想拉她,可是她也化在阴气中。我哇地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居然会哭得像个孩子,无助的孤儿。
  “一个女孩子,不要让人说太‘开放’了!”妈叫。
  “开放”就“开放”!我是一个妓女。我跑了出去。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不时有机动车防盗警报“汪”地一叫,就有几扇窗户同时打开探出个人头来,惊弓之鸟,关在鸟笼一样的防盗网里,可是那鸟笼里很豪华、很璀璨、很小康咧。也许那警报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疑神疑鬼遥控按的。草木皆兵。曾经看一部外国电影,说一个艺匠受雇给一个马戏团编大球,他埋头编,结果也把自己给编进去了,可演出时间已经到,只得认了,大家把他连同大球推上台去。他们是不是也已经认了?他们已经认了没有防盗网的家就成不了自己的家,没有防盗警报的车就成不了自己的车,没有加锁的东西保不准哪天就飞了。他们的防盗网是不是要加粗,再加粗(钢筋条,镀锌管,不锈钢……)?他们的防盗器是不是要技术更新再更新?他们的东西是不是要加锁再加锁?可是我是妓女。我一无所有。我的东西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是我的。我敲上了他宿舍的门。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一开门,我就倏然倒了下去。他大吃一惊,慌忙把我抱了进去。我叫疼呀!他更加慌张,问:哪疼?我说哪都疼!当然我一点也不疼,装出来的。我装疼时才发现疼的感觉一点也不可怕,只是在纸上大大写一个“疼”字,我只是个文笔娴熟的作家,或是演员,惟妙惟肖。我死死挣扎,叫呀,我从没想过我还能表演疼。我的样子一定比真疼时还要可怕,我瞥见了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说:“别叫!别叫!让人听见了。”
  可我偏要叫。
  “我求你了,别叫!我这就给你拿药去!”他说。
  又是药!我叫,没有用,我这是痼疾!
  “那……我通知你母亲……”他说。
  “你敢叫我妈,我就立刻死在你这里!”
  他被镇住了,脸色发绿。“那……你说怎么办哪?”
  “给我杜冷丁!”这声音好像不是我发出来的。这声音好像是我爸发出来的,那么威严、冷峻,盛气凌人。一种神圣的邪恶。我瞧见了他脖颈也绿了。
  “听我说,这可是管制药品……”
  “给我杜冷丁!”
  他一抖,不说了。“杜冷丁”三个字像三道湿鞭子抽在他的身上。“你不要嚷这名字嘛!”他居然说,好像只要不让人听见我们在谈论“杜冷丁”,就是让人知道我在他宿舍里,我们在干肮脏羞耻违法犯罪的事,他也认了。
  “你不知道”,一会儿,他又抗拒了起来,“这种药有成瘾性……”
  “给我杜冷丁!”我又说,简直像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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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杜冷丁!”
  他终于不再吱声了。他的绿脖颈终于硬梗梗地往外移去。快到门口,他猛地又转了回来,好像在做最后的抗争。可是他碰到了我凶狠的目光,他改口说了一句:“你别嚷嚷啊!”
  
  5
  
  我终于尝到了没有疼的人生。这在我是第一次。没有疼。他们原来都是活得这么滋润哪!我躺在他的床上,他的床软软的。他的宿舍又空又大,有点昏又有点亮,上面布满了三角梁架,还有几只蜘蛛网在飘,有一绺像鞭子一样悬了下来。我忽然感到一种奇特的空虚,需要什么来填,我的身体简直都要迎了上去。那就是爱吧?我爱啊!我唤他。可他没有应,他还站着。他居然用古怪的神情瞧着我,好像我不是我了,好像我不该这么快乐,我天生就该是那个痛切切病恹恹的模样。好像我就不该有快乐。
  “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在这之前,我其实并没爱上你。”
  我说,那舒坦,快意,充满真诚、趣味,像削开一颗水分饱满的砀山梨。他将会很吃惊,好像拉开了舞台的帷幕,甚至他会气愤(我涎着脸等他反应),然后让我来忏悔,他再来原谅我,拥抱我。即使他不原谅我,我也愿意承担后果。他会严厉地惩罚我。可是他不。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终于证实了什么似的坐到了椅子上,让我惊讶、失望。他深陷在椅子里,那是一张漆着白漆印着医院编号的木办公椅,他好像被两股硬邦邦的力量卡住了,他被死死卡在其中,不知所措。他甚至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求援。这倒让我可怜起他来,我向他张开了手臂。可是他马上痉挛了起来,好像我是向他打开了一个洞,令他恐惧。他在恐惧他将要得到的窒闭的快乐吗?他痉挛得好像一个快死的婴儿。
  “真的!”我又说,“其实这之前我只爱它。”
  我指了指床头柜上的那个空针剂瓶。他猝然一震,像被椅座弹起似的,跳了起来,扑过去抓那空针剂瓶。他的手被扎出了血。
  我抓住他的手,用嘴去吮。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愿意献身,我爱他。可他却像受了电击一般闪到一边。我抱住他,紧紧的。“都是我害的,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他却把我一推。
  我又扑上去。他又一推。他站了起来,说:“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我说。
  “那好,”他说,夹起了一床毛毯,“我去值班室睡。”
  “我不要!”我叫。我又扑了上去,拽住他。他躲藏着,好像我的温度都令他害怕。他居然连枕头都没有带,我从中瞧出了绝望。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好疼,疼,一种一颗蛀牙暴露在风中的疼。幸福的感觉像焚烧中童年照片上的笑靥一样迅速熔毁、消失。我想挽留,哪怕是一点点,一点点。给我一点点吧!我拽着他。他挣脱了。我又拽着他的毛毯。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居然把那毛毯拽过来了。他简直恐怖地一跳,跳到门口。他的腋下空荡荡的,却还紧紧夹着,好像还有着什么重要的、关乎生命的东西。他很自得地夹着。他的一边手还拽着那只空针剂瓶子,那手还在流着血。我抢过那只针剂瓶。他猛地一慌。“你要干什么?”他叫。
  我想干什么?我问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只知道我非常疼!我要让自己不疼"我要屠戮自己!就像我小时候第一次躺在牙科手术椅上的一样,不,我要破坏!我要让自己彻底地疼,淋漓地疼!我要把快乐和痛苦扯平!我不要感觉!我要杀死我的心!我对准了胸口。他惊恐大叫。他一定没有料到我会对自己这般残忍。我是自己的刽子手。他反扑过来抢夺我的凶器。他的身上满是保存尸体的福尔马林气味。我死死拽紧不放。“你疯了!”他叫。
  是疯了!对这世界来说,我疯了,对我来说,这世界死了。
  
  6
  
  他去投案自首了。他说他不能原谅自己,违纪私开杜冷丁。他得到了宽恕。他和法律媾和了。也许他们早就达成了协议。他于是还成了典型,在戒毒所的宣传栏上有一张剪报,上面就是他的事迹,关于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真、善、美。我怀疑他其实是个“托”。跟宣传栏交相辉映的是一个大标语牌,每个戒毒所都一样,上面写着八个令人“辉煌”(我又感觉到了痛极)的大字:
  告别毒品走向新生
  你可以猜到了,我被送进了戒毒所。他送的。他说他不相信我当时是真的爱上了他。他反而说那之前他相信我爱他,那以后才不信了。戒毒所检查了我的身体,血样,尿样,我相信我绝不会有问题,可是他们就是不放我出来。有时候我疑心,他们所以不放我,是因为瞧见了幸福和痛苦的落差。
  “那样,真的很舒服?”有时他们会这样问我,我知道,其实他们也心痒痒得很贪婪。
  “不信,你自己去试试呀!”我应。
  他们马上正襟危坐起来。“我们才不会试呢!我们可是戒你的!”
  有一天,他们告诉我,我家里人来看我了。我被带进了会见室。我没料到除了我妈外还有他。他搀扶着我妈(可是我妈明显并不老),妈脸上充满了被关爱的幸福(妈没理由这么幸福,他也没义务让我妈这么幸福)。我怀疑,那幸福感是表演出来的,给我看,他们企图抹杀我对快乐的辨别力。
  “我们等着你。”
  他说,他这样说时显得简直有点悲壮(他也没义务要等我)。
  “等我什么呀?”我问。
  “等你出来呗!”妈说。
  “出来干什么呀?”我说。
  “出来……”妈笑了,“傻丫头,我们开始新的生活呀!”
  我也笑了。
  “可是,你们不懂得疼!”我几乎骄傲地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