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银角
　　
　　上篇
　　
　　春节过后每天都下雨，树上的叶子旧得发黑，湿淋淋地闪着阴沉的光。它们像石头一样挂在树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从来不掉。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好像不是要顺时进入春天，而是相反。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时不时地总要冒出去银角做的念头，去银角做，就意味着去卖，这样想着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如果天气晴朗，我大概会乐观一点的吧，即使仍想当小姐，也会坚信自己能卖出好价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边想做，一边又痛感自己太老了。
　　雨已经下了整整半个月，连日阴冷，我一天比一天切肤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小时候曾听老人说，小孩子身上有一团火，到老这火就没有了，连夏天都会感到身上发冷。我今年不过三十多岁，却已经感到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冷过，空气中就像充满了看不见的细细的针，它们又多又密，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骨头里。我抱着暖水袋睡觉，但暖水袋一下子变凉了。我把毛毯、毛巾被、棉被、毛衣统统压在被子上，被窝还是像冰箱那么冷，躺了一夜，早上一摸，连屁股都是冰的，两条腿都冷麻了，双手像在寒风中吹了一夜，又凉又硬，肩膀也好像挑了一夜担，累得发酸，这是因为蜷缩得太久了。全身上下，只有胸口还有一点温热。
　　这样的夜晚已经很多天了。
　　刚下岗的时候，听说有的下岗女工去做了小姐（我们这里把小姐叫鸡婆，我不愿这样称呼她们），我想我是不会去做的。后来看到报上登了消息，说被骗去当小姐的女孩跳楼的事，就忍不住经常想，如果换了我，会不会跳楼。
　　假如歌舞厅只在二楼，楼下又正好有一个沙坑，我也许会跳的吧，谁会那么甘心去卖的呢。我会把房门的插销插上，把窗户开到最大，免得窗框划破我的皮。如果情况不是很紧急，我也许会在窗旁站上一会儿半会儿的，我是多么想当一个良家女子啊！只要没有人使劲撞门，我会一直站下去的。
　　我是一个怕死的人，本来我以为，没有孩子就应该不怕死，但我发现，事到临头还是不行。超过三楼我是不会跳的，我不但怕死，我还怕痛，怕断腿断腰破相。我现在住的房子就在三楼，是当年离婚的时候丈夫留给我的，虽然是一居室，又是西晒，当年厂里还是抢得头破血流，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司机，这样的房子是肯定分不到的。我丈夫是个好人，对于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窗下是厂里的垃圾池，池子本来只有两个乒乓球台那么大。几年前厂里每次开大会，工会主席都要号召大家，把垃圾倒在垃圾池里，不要再倒在池子的外面。但是没有人听，垃圾总是倒得东一堆西一堆的，弄得想遵守规则的人也走不到垃圾池跟前。结果就是，池子周围堆满了高高的一圈垃圾，池子里却是空的，从窗口看下去，好像还特别干净。
　　我不知道这好还是不好。若垃圾池里有一满池垃圾，对于一个往下跳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张又厚又软的垫子，在我们这种濒临破产的厂里，所有硬一点的垃圾都被拣去卖钱了，我跳下去肯定伤不着。但想到自己以一个狗啃屎的姿势扑在垃圾上，额头撞着月经垫，鼻子顶着大肉蛆，身上沾满了发霉的东西，也许还有狗屎，我就觉得池子里不如没有垃圾的好，但摔得头破血流也不是我之所愿。这就是我的两难处境。
　　如果是在二十层，我就更不敢跳了。
　　这么高的楼我从来没有上过，不过就从电视里看过，行人只有蚂蚁那么大小，从跳下去到着地有好一会儿工夫，可以清楚看见头发着了电似的往上扬，衣服里充满空气，人飞起来。
　　我佩服天津的女歌手谢津，她敢从二十层楼跳下去。所有敢从四层以上跳下去的女人我都佩服。
　　春节我回石镇过，开同学聚会的时候见到了杨芬。
　　杨芬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我完全想不到，她现在在银角的一家歌舞厅当鸡妈。“鸡妈”这个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们班同学说的，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杨芬开了一个养鸡场。她家本来就是农业人口，是石镇附近生产队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悟出来，“鸡妈”就是“鸡”的妈咪。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是记者，见多识广，他说鸨母跟妈咪不同。在我国，容留卖淫是死罪，所以才产生了妈咪，妈咪帮小姐介绍客人，并且提供保护。
　　当时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杨芬了，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头发又黄又稀的瘦女孩，胸是平的，屁股是扁的，全身没有一点肉，脸色青白，很像吸毒展览里的那些人。此外我还想起了她有点驼背。总而言之，我左右想不出，这样一个杨芬，怎么能当小姐的妈咪！我在电视里见到的妈咪，一个个的，哪一个不是长袖善舞，三围突出，比小姐还要漂亮，比打手还要英勇，比军师还要老谋深算。在我看来，杨芬与一位妈咪的距离相当于一只蜘蛛和一头大象的距离。
　　我觉得杨芬干上了这种行当，她一定不好意思来参加同学聚会。但是石镇的同学说，杨芬发了，她怎么会不来，谁发了都会来。
　　杨芬果然来了，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只是衣着讲究了一点，还用了香水，看上去也没什么刺眼的地方，大家说话，也都觉得自然。这使我感到，她所从事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聚会散的时候，杨芬叫了一辆摩托三轮车，顺便送我回家，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是客气，因为很多年前，她家住在石镇附近的乡下，和我家住的金背街是南辕北辙，其实她早就在金背街盖了一幢四层的楼房，确是顺路送我回去的。
　　杨芬初四就去了银角，银角离石镇有三十公里，是一个开发区，那里别的没有，全是歌舞厅，一家挨着一家，跟商店一样。
　　我没有去过银角，这些都是听杨芬说的，她说本该在石镇多呆几天，跟我好好玩玩，她还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送过她一块橡皮的事。但她又说无论如何，初四都得回到银角去，因为她让她手下的小姐初五一定得回来，她要比她们先到。杨芬说她手下有两个小姐对她特别好，一个当初因吸毒惹了事，是她出钱把她保出来的。另一个小姐刚来就被一个变态的人打了一顿，她又出钱让小姐去治。她说银角的小姐都知道，她芬姐是最仗义的妈咪。
　　在冰冷的夜晚，我整夜睡不着觉，这时我就会在黑暗中看见杨芬，她的周围是一圈淡黄的灯光，酒红色的沙发矮而厚，上面横斜坐着黑衣女孩，如果从高处俯视，这几样东西看上去就会像一朵肥厚巨大的罂粟花。厅堂吊灯像一圈刚刚喝空的高脚酒杯，杯壁上沾着未曾饮尽的葡萄酒沫，墙壁是豆沙红，地面是黑色大理石，柜台上方有一只造型像嘴唇的大钟，在另一面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梦露黑白摄影照片。她微仰着头，半裸着上身，肉感和阴影交错。没有客人在走动，灯光笼罩的厅堂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像影子，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衣服，从门外走进来。我想，这个女人会是我吗?
　　去银角做的念头越来越清晰，我想真的去做了也没什么。或许，应该先取一个艺名?一旦这样想，那些艳丽的名字就在黑夜里浮了出来，粉姬、海伦、红艳……粉姬念起来像粪箕，海伦又太洋气，只有红艳，或者还算合适。
　　我念叨这个名字，希望它像一层紧身的皮肤贴在我身上，或者像一种有效的咒语，通过意念的力量，在某一天晚上，突然地改变我的皮肤和容貌。
　　去皱咒、丰胸咒、隆臀咒、细腰咒，这些奇怪的咒语大概正是藏在银角那样的地方的。
　　我没有听说过这些咒语，但我知道有避火咒和避刀咒。在我整天闻着垃圾气味的狂想时分，我觉得这后两种咒语更加刺激。我念着避火咒，身上就像裹了一层冰，身在熊熊火焰之中，冰与火相撞，发出浓艳的蒸汽和凄厉的??声；或者念着避刀子的咒语，然后光着脚板踩在一排排尖刀上，刀们闪着惨亮的寒光，像一些光身的瘦鬼，但我的脚比它们还轻，是另一些鬼，在刀刃上跳来跳去，我的肚脐眼则闪来闪去，像一只流落人间的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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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千年才能修成的绝技，够当一名歌舞伎的了。我是一个俗人，当然是不会的。
　　如果要异想天开，我情愿希望自己变得能生孩子。我希望自己子宫里有一团温暖的小肉人儿，这样我身体里就会有热气了。它是一簇橘黄色的小火焰，紧紧地贴在我的心窝里、我的骨头中。我在子宫里养着它，再冷的天气我都不怕了。我将在另一个冬天里生下它。我将在深夜的时候，偷偷地把它生下来，我要自己给自己接生，学电影里的样子，烧一壶开水，买一瓶酒精，准备一把干净的剪刀，然后，我就把小人儿抱在我的胸口，给它喂奶吃，我的乳房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膨胀，又硬又大，结结实实地挤满了乳汁。
　　这样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破灭了。结婚第二年，我检查出了不孕症，我的丈夫是三代单传，他当天就提出要离婚，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电视大学，他则到一家公司开出租。算起来，我有近十年没有见过他了。看来，要嫁人过日子已经没有希望，不如去银角试一试。听说做这种事很快挣到很多钱，这样我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到福利院领一个健康的女孩回来。领养孩子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年陈冲在我们这个城市领养了一对双胞胎孤儿，这事启发了我。我已经老了，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听很多人说，现在做小姐的有很多大学生。我还在报上看到一个数字，说的是，在北京的本科生里，有百分之十一点几的人想到过卖淫，在全国本科生中，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五点几，当然，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这些数字是我用来给自己壮胆的。
　　初四那天我去火烧桥看望我小学的班主任李老师，她已经退休十多年了，自从小学毕业我一直没去看过她，但她还记得我，她记得我们班的每个同学。于是她就说到了杨芬。
　　李老师说杨芬是我们班来得最多的，每年都来看她，每次来都给她买水果。李老师说杨芬一直没有嫁人，现在都三十好几了，她说杨芬去年没来，听说她发了。她问我知不知道杨芬现在怎么样。
　　我撒了谎，没说出真相。
　　从李老师家出来我心情有点郁闷，当年老师认为我是全班最有出息的女生，最后也只是读了一个电大，当了一个管理图书的人而已，现在又下岗，什么都没有。
　　从一个报摊经过的时候我买了一份报纸，这是我下岗以来买的第一份报，以前我在厂图书室的时候有好几种报，现在厂里只剩下办公室了，我就每天到街上的阅报栏看。
　　报上有一篇短文特别振聋发聩，上面谈的是贞操问题。意思大概是这样：用钱换你的贞操你干不干?三百你不干，三千你也不干，三万你还是不干，那么，假设有三十万，三百万！怎么样?好了，现在有三千万，你总可以卖身了吧，如果用一半钱去拯救非洲难民，有多少儿童可以不死。如此看来，贞操算得了什么呢。
　　这文章一定是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写的，我佩服他们。
　　初五我就回到了Ｎ城。父母年纪大了，跟哥哥住在一起，我住久了不方便。在火车上我想，如果父亲得了大病，要三十万才能治好，我就去银角做算了。当然最好有人包我，我肯定干，问题是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堕落，而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不但不是堕落，反倒是壮举，只不过没有拯救非洲难民那么伟大罢了。
　　说到非洲我想起了表姑说过的事，她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有一个女同学是革命时代的狂热分子。常常扬言要嫁给一个非洲的酋长，以便到非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自己的贞操换来全球一片红。后来她失踪了，不知所终，但不管她的下场怎么样，都比嫁给非洲酋长强，听说非洲的酋长有一百个老婆，这一百零一个新娘三天就腻了，腻了之后跟奴隶差不多，不驯服的话还要戴上脚镣手铐，吃不饱穿不暖。
　　在四月里一个潮湿的深夜，家里果然来了长途电话，说父亲病重，让我回家，我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从Ｎ城赶回石镇。我坐的是夜车，车上人不多，车厢里是少有的安静。有两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坐在我的对面，她们长得很相像，而且穿的是同样的衣服，不同的是她们围在脖子的丝巾，一个是深红，另一个是墨绿。这两人靠在座椅背坐着，既不说话，也不走动，也不喝水吃东西。我很快就发困了，于是伏在茶几上睡了起来。
　　醒来的时候还是在深夜，列车在呼呼地行驶着，窗外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这使我无法判断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我既疑心在我睡着的时候出了问题，火车还滞留在Ｎ城，又担心火车驶过了石镇，错过了下车。
　　我想问问坐在我对面的那两个女人，但她们睡得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连呼吸都看不出来，简直不像是真的人。这么诡异的事情我以前从未遇到过，我有点恍惚，不知如何是好。
　　我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一个列车员都没看见，所有的旅客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像鬼一样在过道里游荡。
　　忽然车上的广播响了，一段奇怪的乐曲之后，一个女声说：乘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银角到了。这也使我感到纳闷，不明白何以在石镇没有停车，而银角在什么时候成了这次列车的终点站。但车厢里顷刻空了，我没有再待下去的道理，便也只好下车。
　　
　　下篇
　　
　　银角笼罩在一片稀薄的晨光之中，冷飕飕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门窗紧闭，像一座空城。这里的树都被砍光了，但鸡冠花和剑麻出奇的多，路边、街口、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这两种植物比其他地方的要高大粗壮许多，鸡冠花有脸盆那么大，质地肥厚肉感，皱折上的颗粒坚挺清晰，咄咄逼人，在清晨的光线中浮出紫红的颜色；剑麻则有一个人那么高，叶子壮硕，像剑一样坚不可摧。连路边的野草都格外繁茂，一派疯长的态势，似乎被施放了一种特殊的养料。
　　这时我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腥甜的气味，我知道这种气味来自一种白色半透明的黏稠液体，它从每一个人身体的下部喷射出来。橡胶套、柔软的纸，这些暧昧的东西大概塞满了银角的下水道吧。很快，银角上空的两只大气球吸引了我，乳白色的底子，鲜黄色的字，一只气球上是斗大的“欢”字，另一只是“迎”，它们像两只怪脸小丑在银角的上空飘来荡去，向新来的人传达出某种友好的气息。
　　我走进一家简陋的路边店，门厅里一片昏暗，通向客房的过道显得幽深神秘。等了好一会儿，楼上下来一个女人，看她身板和动作都不算好，但给人感觉已是历尽沧桑，老到骨头里去了。她一边打呵欠一边说：谁会这么早就到银角来啊。
　　我说我想登记住宿。她朝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把一支圆珠笔扔给我。在名字一栏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写下了红艳两字。老女人问：你的经纪人是谁?我答不上来。她说银角是没有野鸡的，这里管理得很好，不允许在大街上拉人，那是违法的，被抓住了要罚很多钱。
　　老女人文了很深的眉，戴着金耳环，不用说，肯定是一个退出江湖的老妓女。由于小时候看过日本电影《望乡》，我对老妓女并无恶感，但我不喜欢她说话的腔调，听上去就像是镇长夫人。她说到这里来的女人，不管年龄大不，长相俊丑，都得有经纪人，不然就会乱套了。大多数经纪人收百分之四十费用，她只收百分之三十。
　　我终于明白，她是想当我的经纪人。我便说了杨芬的名字，我说是芬姐叫我来的。老妓女很不以为然，她眼皮一耷拉，说，那你就跟她做吧。
　　我的房间在二楼尽头，靠近厕所，房门一打开，一股隔夜的睡气迎头扑来，床单虽然看不出脏，但总感到不那么清爽。也只能如此了。我困得要命，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隔壁有奇怪的拍巴掌的声音，整幢房子都很静，虽然是路边店，却没有听到汽车开过，也没有人说话，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在劈里啪啦地回荡。
　　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五点，房间里黏稠的气味使我想起这不是在Ｎ城，而是在银角，至于怎么就到了银角，到银角想干什么，我一时感到有些糊涂，只觉得头脑发沉，肚子也有点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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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隔壁上厕所，奇怪的巴掌声响了一会儿，然后从楼道一直过来，接着就进了厕所。原来是一个女孩在使劲拍自己的屁股，她很快解完手，站起来又开始拍，一边拍一边回她的房间去。
　　我去冲凉，冲凉间在楼下的天井，一间有人，另一间半开着，上面搭着衣服，我疑惑着，不知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看看还没有人来，我便动手把那上面搭的衣物拨到一边，正准备进去，那个拍屁股的女孩就下来了，她说你去洗吧，这边马上就好了。遇到这种友善的女孩，我心情比较好。
　　天井里光线较亮，我看清她剪着碎发，上面是惯常的挑杂，她脸大眼小，算不上好看，而且身材也不好，个子较矮，虽不胖，看上去也不够苗条。但她的腰很细，裹在裤子里的屁股突出来，出奇的圆润饱满。很快两人就都洗完澡了，前后脚出来，聚在天井的公用水龙头洗衣服，几乎是头对头的，就聊了起来。
　　她说她叫细眯，原来在柳州那边的一个镇的一家做卫生纸的厂干。身份证被老板扣掉了，不让走，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睡觉，天天都是吃包菜，吃得直想吐，到过年还不让回家，也不给钱，老板的人看得很紧，怕她们跑了没人干活，又怕跑了以后投诉，所以每天晚上宿舍都从外面上了锁，她是从二楼跳下来逃跑的，搭上车，就逃到银角来了。
　　主要是细眯说，我听，细眯看我人老实，就仗义地要帮我，她说没关系，可以当那些表演小姐的保姆，也叫生活助理，跟小姐住在酒店里，帮接电话，洗衣服，干干杂事。不过小姐挑人也挑得很厉害的，如果小姐本身比较矮，就要挑比她更矮的，如果她黑就要挑比她更黑的，总之，有个跟班的站在身后，表演小姐才显出身份来。当保姆只有一点不好，就是挣得少，别人挣十成，她挣一成。
　　洗完衣服后，细眯领我到门口一家米粉店，吃桂林米粉。这里的米粉跟Ｎ城的一样，也有高汤、脆皮、酸菜、炒黄豆，但Ｎ城是两块钱一碗，这里却要八块。
　　吃过米粉，觉得舒服多了，银角的街道看上去也不那么陌生古怪了，我想起了杨芬，她是我在银角惟一认识的人，但我并不太情愿找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来银角，做还是不做，永远都不会是一件光彩的事。最好谁都不知道我是谁，我只是一个叫红艳的女人，没有父母，也没有过去。
　　我决定先跟着细眯。
　　细眯从卫生巾厂逃出来，觉得银角很不错，似乎还有一点兴冲冲的。她让我到她房间去，看她化妆，同时也帮我化妆。她说在银角，任何女人，不管是干什么，统统都化妆，谁不化就会很奇怪，什么地方人家都不让你进。她往脸上涂抹的时候身上只穿着内衣，我注意到她浑圆的臀部，她得意地一笑，顺势扭了几下，她的腰很细，扭起来颇流畅，竟有几分好看。细眯显了她的能耐，便兴奋起来，告诉我，她来银角一年多，上个月才在海风歌厅找到一份跳下摆舞的位置，等她以后跳红了，就能搬到大酒店，也有钱带保姆了。
　　我估摸所谓下摆舞大概就是屁股舞，跟肚皮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她不停拍打屁股，当是跟按摩刺激脸部一样，以保持肌肉的紧密弹性。
　　再看她的脸时，我几乎吓了一跳，化妆夸张得简直就像戴上了面具，眼角画得都连到头发根了，梢头尖尖长长的，还涂上了一层金粉，猛一看，就跟火狐的眼睛似的。她又在两眉间画了一枚小小的菱形色块，也是金色的，像一种暗器放在了明面上。之后她开始戴首饰，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她从里面东挑一样，西挑一样，头饰、耳饰、臂饰、指饰、臀饰，顷刻全都披挂上了。屁股上围的是一圈金属流苏，人一动，就跟着乱晃摇摆。脚脖子上也弄上了细链子，整个人已经不像人了，更不像洗衣服时的细眯，十足一个妖精，说她是蜘蛛精只欠缺一点爪子，说是狐狸精又太过光秃。接着她开始换衣服，穿上了一条奇怪的短裙，短是应该的，那上面的花纹却用了孔雀身上的椭圆点纹样，看上去就像一个好端端的孔雀被人剪掉了半截尾巴，只是前面还开了口子，着意要露出大腿间的三角内裤，似乎是功力不够，想变成孔雀精没变成功，只落了一个中间状态。
　　细眯让我也照她的样子往脸上画，我实在下不了手。细眯说，不化妆根本进不了任何歌厅，妈咪也化，保安也化，外面来的客人统统都化，人人都变了样，谁都认不出来谁，就跟电视上那些化装舞会似的。
　　我便照着印象中的京剧脸谱往自己眼眶来了几道，又多少扫了点腮红。细眯看看，拿她的笔在我眉心画了一枚跟她一模一样的金属菱形，她边画边说，到时我就凭这个认你吧。她让我在她的衣服里挑了一件换上，我拣了一条最长的绿裙子，穿上去仅盖住了大腿。
　　我们就这样出门。虽然是四月，但此地潮湿闷热，没有一丝风，这些仅能遮体的衣服倒也恰到好处。据细眯说，即便在冬天，银角的小姐晚上出门也是这样打扮，最多在外面穿上了一件大衣，都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短裙。这是银角的规矩。
　　街上果然是一家歌舞厅接着一家，中间隔着些洗浴中心。有一家叫“瀑布”的洗浴中心，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橱窗，里面有一个女郎在表演洗澡，放着一种极其缓慢的音乐。她随着音乐缓缓地脱衣服，我们路过的时候她的全身都已脱光，但底下喷出来的蒸汽使她看上去不甚清楚，再加上她从旁边木桶撩出的花瓣和叶子，眼急的男人们大概会感到不够过瘾。但据细眯说，这只算是广告，里面有过瘾的。
　　又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上有灰暗的光线打着“灰尘”两字，整幢建筑只有一层，涂的也是灰色，我觉得这似乎是垃圾站，却又感到它比垃圾站神秘。想要问细眯，她正和一个头上戴着弯曲的闪电头饰的小姐打招呼，再过去，她跳下摆舞的“海风”歌舞厅就到了。
　　细眯让我在底下观众席呆着，说这里女的都是小姐，男的都是客人，只要不把客人惹恼就行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是细眯带来的。
　　客人已经来了不少，果然如细眯所说，脸上全都化着妆，或者，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化上去的妆，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薄膜做的面具，只需贴上去，到家再揭掉。每个人，只能看出来高矮肥瘦，年龄和面容一点都看不出来。这里面，大概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吧。
　　正式的表演还没有开始，幕布是一块半透明的薄纱，里面打着半明不暗的光线，能隐约看到半裸的女郎在里面走动，又像是练功，又像是走台。音乐渐渐响起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像蛇一样混杂其中，我听了一会儿，辨认出是一个女声，她在断断续续地喘息、呻吟。
　　有一股香烟的气味凑到我的脸旁，正要抬头，却有一只手碰到了我的腿，我不敢动，既然到了银角，这种事我就得忍着。这手很老练，它马上就探到了我的裙子里面，在我大腿的内侧缓慢地摸过来，摸过去。我全身的肌肉紧绷着，像铁一样硬，但过了没多大一会儿，身上就瘫软了。全身的细胞都在松动，它们软软地挪着位置，微微地喘息，身体深处的水分也开始流动，干燥的肉体变得潮湿起来。香烟的气味从身后拢住了我，他的另一只手摸到了我的背后，胸罩的襟扣一下松开了，我的上身顷刻被这只手抓住，如同被雷电击中，我禁不住呻吟起来，同时感到身体变得轻盈酥软。
　　我神情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谁，只感到全身在飘浮，头部、手、脚都好像不存在，只剩下器官独自在黑暗中。突然什么东西刮着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那只手，在半明的光线中，我看到那上面的第六根指头，丑陋、异样，全然不像人的手，而像什么动物的爪子。我一惊，随即把它推开了。这时台子上的薄纱正好拉开，台上出现了半裸的女郎。我挣扎着站起来，走到外面。
　　不过才晚上八九点，但街上行人很少，车也不多，完全不像银角这种热闹的地方，奇怪的是，所有歌舞厅的音乐似乎被什么消音器消掉了，街上一片死寂，我疑心已经到了深夜，是自己的表坏了。总而言之，我感到此地气氛诡异，缺乏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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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着“灰尘”的房子出现在眼前。我走进去，门口没有门卫，也没有人出来招呼，我想大概不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真的垃圾站也未尝不会。
　　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人，静悄悄的，走廊有灯，但很暗。我走到尽头，发现那里有通向地下室的阶梯，那里的路灯要明显亮于走廊。我顺着台阶往下走，走了有好几层，终于从下面传来了音乐声，这曲子深远、缥缈，像从地心深处传来，又像从天外落下，圣歌是不是这样的呢?音乐吸引着我往前走，于是我看到面前出现一条宽敞的通道，零零星星的中学生乘着滑板和旱冰鞋从远处滑来，然后在我不远的一个拐弯处消失了。我猜他们是从外镇的某个网吧来的，彻夜不归，或者失踪，等等，这些秘密就在这里。
　　我跟着拐弯，来到一个很大的大厅门口，有人拦住了我，递给我一个灰色的头套，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每次消费三百元。我身上没带钱，迟疑间，有人推了一下我的后背，等我站稳，我发现自己已经在一群头戴灰色头套的人中间了。一个身穿灰衣的人盘腿坐在中央，像是一个仪式的教主，新来的人鱼贯到他面前领取一粒蓝色的药片。然后在教主周围坐成几个同心圆。这种形式和气氛使我感到这跟邪教什么的有关系，也许是要集体自杀！这个意识使我身上骤然一冷。他们传递一个蓝花瓷水壶，每人从壶嘴吮一口水，把手心的药片吞下。轮到我的时候也照样做了，但我没有咽药片，只喝了一大口水，味道跟自来水差不多。
　　大家开始像草一样摇摆，就像有风吹过一片麦地，每个人身上的骨头都似乎被药片抽走了，身体变得柔软，集体摆动的方向整齐划一，像大海的波浪一样起伏。我置身其中，也不禁跟着摆动起来。我一时觉得真的有风，一时又发现其实没有风，但摇摆使我全身舒服轻盈，我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种灰色的草。
　　但是有的草站起来了，戴着灰色头套的草，脱了自己的衣服，头部以下一丝不挂。脱衣服的人越来越多，光溜溜白瓷瓷，脱光之后他们就互相缠绕起来，有两个两个缠在一起的，也有三四个缠在一起的，看上去跟蛇一样。吃药原来就是把自己变成蛇啊，我有点怕，庆幸自己没有吞下那药片。他们非常沉醉，谁都顾不上我。
　　我在地下通道里走，但怎么都找不着通向地面的路，地下像迷宫一样，有各种岔路，还有再往下去的阶梯口。我等了一会儿，过来几个人，也都戴着头套，看上去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物，旁边是几个为他服务的小姐。我上去问，小姐冲我摆摆手，然后指指地道的顶上，一眨眼，他们就拐弯不见了。我这才发现，地道顶上有红蓝黄绿几种线条，但不知哪种颜色代表通往地面。我沿着红色的线条走，结果到了一个叫“榴莲”的大厅。
　　本以为这个大厅跟水果什么的有关，结果却闻到一股动物园味道。里面有人，也有几只又像猿猴又像狗的动物，身上长着毛，棕色，四肢着地的时候像狗，但后腿直立的时候又像某种猿。这种狗猿使我十分意外，不明白银角这种地方何以会有这种前所未见的动物。
　　我对动物没有好奇心，只想着离开。但两个盛妆的小姐笑吟吟地迎过来，她们脸上的妆跟细眯的很相像，只是眉间的菱形色块不是金色，而是红色的，下面没有穿裙子，只挡了一小块布，臀饰也是一种细细的金属流苏，摆动起来??作响。她们把我领到一块暗绿色橡胶垫子跟前。示意我躺下去，然后两人一前一后跪着趴在我身上，我想挣扎着爬起来，但她们把我按住了。一块纱布蒙住了我的眼睛，我感到两腿被分开了，一种灼热柔软的东西在我身上来回往返，我绷紧的肌肉再次放松了，一阵又一阵的酥麻从身体深处涌上来。
　　身上越来越热，我用手抹了一把，却发现身上长出了毛发。我猛地扯掉了盖在脸上的纱布，用力地抬起身子，身体特别重，好像不是自己的，我费了很大劲才把头抬起来一点。我发现自己的脚趾已经变成了狗猿的蹄子，沿着小腿正在长出那种棕色的毛发。两上女郎还伏在我的身上，一个舔我的下身，一个舔我的胸部，一阵又一阵热气从身内升起，我的喘息声就像奔跑后的母狗，长了毛发的地方也开始发痒。我心烦意乱，我才不愿意变成什么狗猿呢！
　　这么一想，身上一时觉得凉爽了一点，刚刚长出来的毛发也消退了一些。
　　类似的情况反复了几次，当我强烈意识到自己坚决不要变成狗猿时，身体就还原回我自己，稍一放松，棕色的毛发就会迅速长出来。
　　我像一个沉没在深水里的人一样，憋足了最后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我跌跌撞撞走到门口，人都快虚脱了。我靠在过道直喘气，忽然身旁的霓虹灯亮了起来，在“榴莲”两字的下面，“人兽表演”几个字闪着红黄色的光。我突然明白过来，如果我不挣扎着跑掉，就会成为这种人兽性交的表演者了。
　　回到地面的时候仍像是在深夜，街上比来时更加寂静少人。在大半个月亮的照耀下，银角的房屋、树木散发出一种灰白色的清光，看上去不像是在真实的人间。我在银角的街巷里转来转去，回到我落脚的路边店时天刚刚开始有点发亮，厅堂里仍是昏暗的灯光，没有人走动，也不知细眯回来没有。
　　我决定马上就走，这个地方我再也不要来了。我匆匆忙忙到天井冲了一个澡，然后把细眯的衣服包好放进一个塑料袋，准备让老板娘交给她。临出门时我才想起来没有梳头。我边在自己的包里掏梳子边冲房里的镜子看，不料却看到一个奇老的女人！她比我大了二十岁不止。我惊颤着往四周看，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我小心地靠近镜子，用手轻轻地拉了拉脸上的皮肤，皮肤稀松干涩，眼皮也搭拉下来了，但这的确就是我。我又看自己的手，那里的衰老更明显，手背上甚至长出了一小块黑斑。在银角仅仅过了一夜就变成这样，不知细眯她们怎样呆下来的。或者银角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呆下来会迅速变老死去。
　　在将明未明的天色中我走在了路上，路是直的，像小丑脸的两个大气球仍在空中悬浮着，硕大的鸡冠花在晨雾中挺立，我不要再看见它们了。我一直往前走，但那股腥甜的气味却始终不散，令人头晕。我加快脚步，想尽快逃离这股气味，奇怪的是，越往前走，这股腥甜味却越浓重，就像我刚到达银角的时候闻到的那样。
　　我停下来看四周，发现这个路口就跟刚才我离开的路口一模一样，而且，我一抬头就看见上方悬挂的那两个大气球，像热气球那么大，乳白色的底鲜黄色的字，一个写着“欢”一个写着“迎”，像两个小鬼踩着薄雾停在空中。
　　我沮丧地发现，我没有离开银角半步，走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路口的路看起来是直的，实际上是弯的。我坐在路边哭了起来，肥厚的鸡冠花在我身边不停地生长，拔节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人的喘息和叫喊，腥甜的气味从花叶根茎纷纷散发出来，我的身上一阵寒冷又一阵灼热。与此同时，我闻到自己身上也发出了同样腥甜的气味，而我的手，正在变成鸡冠花的叶子。
　　（原载《上海文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红 艳 见 闻 录
　　
　　来银角之前的事情，我几乎不记得了，仿佛记得，认真一想，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姐妹们开玩笑说，我们都是番薯变的。
　　这样我倒是想起了一首民谣：北流鱼，陆川猪，石镇番薯。这是银角之外，我最早想起的三个地名。
　　也有人把番薯叫地瓜，或叫红薯、甘薯，还有，叫苕。到银角来的人，什么地方的都有，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地瓜的时候，我一点不懂，但他老说：地瓜，地瓜，你身上有一股地瓜味。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头发半秃，头皮暗红发亮，正是我认为的瓜类。我说，什么地瓜，你才像地瓜呢！这人脾气很好，他边在我身上闻着边说：好好好。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都有。有的男人喜欢我们把他当小孩子，抱他在怀里，把胸口咂得啾啾响，像是真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有的男人，比如地瓜，特别喜欢女人抢白他，骂他“地瓜”，就像叫他“老板”似的。当然大多数男人还是喜欢“老板”、“经理”一类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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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身上折起来的地方地瓜都爱，两边的胳肢窝，两腿之间，以及脚指头缝。他每次来都要从上到下掰开，像狗一样把鼻子探进去，之后还要伸出舌头来舔，弄得我身上湿漉漉的怪黏糊。但我从来不说，高兴的时候我会假装哼哼，若无聊，我就抓一把葵瓜子，把瓜子皮往他身上吐，我一不高兴就嗑瓜子，一高兴也嗑瓜子。我的瓜子存在床头柜里，一伸手就有了。
　　地瓜是我的熟客，大约每个月来一回。这人身上有一股清漆的味道，时浓时淡，每次，他一到门口我就闻到了。用不着他开口，妈咪就会喊道：红艳——
　　地瓜的怪毛病多，花的时间也比别人长。妈咪说本来要多收地瓜的钱，看在他是熟客的份上，就免了，所以地瓜更是每次都来找我。我估计他是搞装修的，不然就是做家具的，小老板一个。他老婆如果跟他同岁，就是个老太婆了，不是干得像腊肉，就是松得像豆渣。
　　这些事我一概不打听。
　　还有个熟客喜欢把红薯叫“苕”，是湖北那边过来的。起先我也弄不清“苕”是什么意思，他说：一股苕味。我心想，勺子是什么味?铁锈味吧！
　　苕很年轻，嫩，细皮嫩肉说的就是像苕这样的后生仔。但他反过来说我嫩。他像女人一样留着长指甲，他用拇指甲掐我的屁股，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九。他马上高兴得像吃了糖，连连说道，太好了，我二十，你十九。他又问我到银角多久了，我说也就十多天。这类问话时常有人问，谁问我都这样答，男人们听了无不欢喜。苕也一样，他听了就不用指甲掐我的皮了，他捧着我连连吹气。就像我是一块刚出锅的水豆腐。
　　实际上，我来银角很久了。到底有多久，一年，还是两年，我也不怎么清楚，至于我是不是十九岁，这件事情更费脑筋。我仿佛觉得，自己似乎早就过了三十岁，但我照镜子，看脸和脖子，洗澡的时候又看胳肢窝和肚皮，说是十九岁也不会有人起疑心的。也许我被整过容了，打一种毒针，听说美国的明星就经常打这种针，到六十岁还很嫩，如果她们要卖，照样卖得出去。
　　我不操心这些事。
　　妈咪说，在银角的姐妹是不会老的，永远都是十九岁。我看她说的也不是假话，姐妹们个个肉嫩爽滑，如花似玉。
　　不过我也不是没有在银角见过老女人，只不过她住在河边的一幢白房子里，从来不到这边来。姐妹们大概没有谁见过她。
　　那天天阴，气很闷，姐妹们都在睡午觉，我睡不着，独自一个人出来走走。我心里总模糊地觉得有一天，我是要离开银角的，我要回到家乡，去找我的亲人和朋友。至于我的家乡在哪里，亲人朋友又是谁，等到离开银角，总会慢慢想起来的吧。
　　很多个午后我都是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这个时间的银角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死静死静。歌舞厅、发廊、洗浴中心，家家都门窗紧闭，一点人的气味都没有，就像一座空城。而且，男人们的汽车也一辆不见。那他们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走的呢?地瓜说过他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苕则是骑摩托车来的。
　　每次我找到一条路走出镇子，自以为越走越远，但最后总是走回那个奇怪的路口，那里长着茂密的鸡冠花，有半人高，像电影里的芦苇，随风摇摆。鸡冠花的上空，悬着两只大大的气球，上面有字，一只写着“欢”，另一只写着“迎”，看上去。就像两个把门的小鬼。
　　银角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地方，只有两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一个叫东门口，一个叫西门口，重要的街道也就两条：火烧桥、水浸桥，我实在想不出，它到底有何奥秘。
　　只有河边我没有去过。
　　其实也差不多去过的。那次我顺着东门口下来，在拐弯处看到一个古怪的店铺，门面是土黄色的旧木板，不像别处，波浪形的铝合金门，哗啦一声放下来。木板上有许多暗红发黑的木节，我凑上去，闻到隐约的松木气味。
　　仿佛有人在心里头摸了一把，松木的气味使我想起了木垛，还有松毛、码头、船，我感到这个店铺似曾相识。我依稀记起，这个店铺我小时候常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杂货铺，火柴、蜡烛、草纸、豉油、盐、豆豉、黄糖，都在这里卖。它旁边紧挨着一个酸野摊，条案上摆着一排圆筒玻璃缸，装了酸萝卜、酸木瓜、酸姜、酸杨桃。萝卜雪白，顶上有缨，沾上金红色的辣椒酱。那时候，我经常在这买豉油，敞口的瓦钵，有一个带把的扁木片，两分钱一小刮、五分钱一大刮，用干桐油叶包着，拎着叶梗回家。
　　和杂货铺相关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那是在石镇，杂货铺的老板是个矮人，他的老婆外号白骨精。只是不知道他们都到哪去了。我看了看店铺的招牌，上面有几个字：王老吉脚疗。
　　真奇怪银角怎么跟石镇如此相像，银角难道是另一个石镇吗?或者，石镇是实的，银角是虚的不成?这事有点意思，但我并不愿深想。妈咪说，银角的女孩子一想事就偏头痛，然后就会变丑，然后就没有熟客上门了。
　　没有多想我便从木门进去。到底是时代变了还是地方变了，我不知道，总之是那些杂货统统没了，王老吉凉菜的味道也不像王老吉，有一股塑料味。天井的墙根摆着一溜洗脚盆，倒都是木盆，只不过太新了，没有人气。
　　每个房门都关着，一个人都没看见。走廊又深又长，墙壁有点潮，而且暗，只有天井透进一点光。我一直往里走，过了三个天井，然后就到了后厅。那里有厕所和冲凉房，但没有闻到大粪的气味。木板的后门吱呀一声自己打开了，把我吓了一跳，却也并不害怕，因为我从后门看到了沙街，那是我从小住的地方。沙街上的老房子拆得多，街面也铺上了水泥，我仍认得它，是因为水运社的牌子还在，白底红字，但上面的红漆已经剥落了。
　　我就是在那次看见老女人的。这么老，还穿着一件大格子衣服，她头发中分，扎在脑后，像个普通家庭妇女，但她走路的样子有一股煞气，而且夹着一只男人的黑色公文包。她大步走在沙街上，沙街也就不像我熟悉的沙街了。
　　管红薯叫番薯的人最多，石镇也是这样叫的，但这些客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无所谓。他们在我身上狠劲撞，我往他们身上吐瓜子皮。奇怪的是，我并不喜欢他们，但身里的水还是一波一波涌出来，自己也觉得滑溜溜的很是畅快。我一点也不别扭，妈咪很满意。她私下跟我说，到年底评“镇花”，也叫“银角小姐”，她一定推荐我当候选人。虽然没有多少奖金，这样的荣誉我也是很欢喜的。
　　近几个月来，或者半年来，在通往“镇花”的道路上我出落得越来越水灵了，我风情万种，价格越来越高。妈咪一高兴就送我一种牌子叫“邪魅”的护肤品。我只听说过“资生堂”“兰?”“水分子”，从来没有听说过“邪魅”，我怀疑是伪劣产品，几次想扔了。但妈咪讲，这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是银角的高科技车间研制的，因原料极其有限，一直没有扩大生产。这种配方除了高科技，还有泰国的古老秘方，泰国的人妖，还有韩国的变性人河莉秀，都用过这种护肤品。
　　据说这种“邪魅”还有一种特殊的效果，抹脸能紧肤，涂胸则可丰乳。简直有点像见了鬼，以我的状况（妈咪称为资质），脸完全可以不抹了，丰胸则可一试。我一直瘦，本来可以当骨感模特，却不知怎样到了银角。河莉秀的照片我见过，她的胸挺馋人的，连我都想伸手摸一把。想到自己的胸将变得丰满挺拔，就感到本人离“银角小姐”的桂冠越发近了。
　　地瓜和苕和番薯轮番在我身上滚过，我感到自己的肉体丰饶，像大地一样结实，我身体里的水源源不断地涌流，浇灌着他们，也浇灌着我自己。我们也结出果子来，那就是，钞票。钞票比孩子好，钞票是实的，孩子是虚的，银角的姐妹们全都这样认为。或者说，养儿防老是虚的，养钞票防老是实的。不过，在我们银角，姐妹们一个都不会老的，因为我们有高科技。这里的高科技车间比外面的先进许多倍。我们不会老，也不会死，钞票只是我们的荣誉。
　　但甘薯不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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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把红薯叫做甘薯的人，有一天来到了我的房间。他戴着一顶黑色帆布棒球帽，是阿迪达斯的冒牌货。后来我才知道，像甘薯这样的社会工作志愿者，使用真名牌是他们的耻辱。
　　社会工作志愿者，这是我听了几遍才记住的词。这个人有点神经，不知道别的志愿者是否也这样，他坚决不坐我的床，就像我的床单上沾着屎。他也不坐沙发，我想他肯定看见那上面的几根卷曲的黑毛了。那是怎么弄的，谁都想得出。有些客人们不喜欢在床上干事，长沙发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甘薯坐在方木凳上，侧着身子对我说：你不要毁了自己。我说，我怎么毁了自己?甘薯说：这样下去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到年底我就要当银角小姐了。甘薯问什么是银角小姐，我想了想答道：客人最多，价格最高，相当于先进工作者吧。
　　甘薯自己摇了摇头，又自言自语道：银角真是个死角啊，太不觉悟了。见我瞪大眼睛看他，便又劝我学缝纫，或者学绣花，说有一种十字绣很好学，并且专门有人收购成品。我不理他，只是追着问：什么是死角?什么是死角啊?到底什么是死角！他犹豫着说：就是大家都不觉悟。我又问：什么叫觉悟?他想了想说：就是像人一样生活，不要像鬼一样生活。
　　什么是人，什么又是鬼呢?我问他。我不是故意为难他，我对这件事向来有点兴趣。甘薯却回答不出来，他有点烦，说：这个跟你讲不通的。我往他身上蹭，打算坐到他膝盖上。他挪开身子躲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是不干这种事的。他说只是跟我聊聊，钱会照付。
　　于是就聊，聊的是戴套的事。甘薯说他是一个国际民间组织派来的，任务是让所有的性工作者都使用安全套，当然，是指让男人戴上套，这样能有效预防艾滋病和乙肝。我故意逗他，问能不能预防禽流感。他一本正经解答道：那是呼吸道传染。
　　不知这个国际民间组织怎么会派这种二百五来，一根筋、三八、神经、苕。但我心情不错，看他是个老实人，就好心告诉他，银角这个地方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得的病这里都不会得，因为银角有高科技。
　　甘薯瞪大眼睛看我，说：这种鬼话你也信！你仔细观察观察，看看银角的姐妹，哪一个不是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不过是失踪多少就补多少，身高长相也差不多，你看不出来罢了。
　　观察这个词我很久没听说过了，乍一听有点生，一转身又感到有点耳熟，似乎是以前我经常听到和使用的一个词。这么说，我以前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想法像一根又细又软的蜘蛛丝，在我眼前飘动起来，我在脑子里用手抓它，一会儿抓着了，一会又抓没了。最后总算有了一点眉目，我依稀记起自己从前是上过电大的，也就是说，多少算是一名大学生。
　　甘薯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我脑子累得要命，好像干了一天重活。其实因为下雨，只有甘薯一个客人，他又没跟我干事，便不知怎么，我连身子也感到累沉沉的。
　　下着雨，天有点暗，我躺在床上闭着眼。雨点打在遮阳篷上，密密地响成一片。我想，今天不会再有客人来了。但过了没多久，我感到有人在掰我的脚指头，睁眼一看，原来是地瓜来了，清漆的气味也跟着罩到了床上。我困得很，半点也不想动。他便也不吭声，只是动手解我的衣服，然后又像以前那样，使劲掰开我的腿把鼻子凑上去。只一会儿，我忽然感到不对，定眼一看，地瓜手里竟拿着一片刀片！极薄，十分锋利，闪着暗光。他像一个耍魔术的人，把刀片亮到右边，又亮到左边，高举过头，又划了一大圆圈。然后他勾着头，那刀片在我的左胸上划拉，几下就把我的左乳切下来了。他一手拿着刀片，一手抓着那只切下来的左乳，像啃地瓜那样送到嘴里啃起来，那“地瓜”竟也发出生脆的嘎嘣声。
　　我大惊，猛地坐起来，四周没有一个人，我捧着左乳仔细看，仍好好地长在我的左胸上，但那上面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拔凉拔凉的。我起来走到大镜子跟前，镜子里的人半敞着怀，披着长发，嘴唇涂成银红，眼圈是黑的，脸是白的，跟鬼差不多。我怎么是这种样子呢?本来我又是谁呢?或者，我压根就是一个鬼?
　　我个闪念使我心惊胆战。
　　
　　雨停之后刮起了大风，河边半人高的鸡冠花风起云涌，暗红的浪头翻滚起伏，远看几乎看不见河面。我觉得，河边大概会是银角的一个出口。我曾问过地瓜，也问过苕，他们说，坐上车就来了，坐上车就走了。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停车场，另一个出口是在地下吗?
　　我顶着风往河边走，越靠近河风越大，有一阵几乎要把我掀翻了。只有邪风才会这样猖狂！而且奇怪，从沙街到河边，看上去并不远，看着快走到了，却还是没走到。我背过身倒着走，累得不行，走了一阵回头目测，觉得反倒离岸边的那片鸡冠花更远了。
　　怪不得，姐妹们谁都没去过河边。
　　心里十分丧气，却又不甘心，只好先到水运社骑楼的柱子后面挡挡风。
　　正在这时，那个夹着公文包的老女人在沙街口出现了，她仍然穿着那件大格子外套，脚下踩着一双半筒的橡胶雨鞋。我心里立即亮了一下，我知道，机会来到了。这双雨鞋就是我的指路明灯，它黑色的胶面在狂风中一闪一闪的，来到了水运社的大木门跟前。
　　门里凉飕飕的，比外面的气温骤然低了几度。奇怪的是既听不见老女人雨鞋的吱扭声，也听不见我自己的脚步声，更听不到风声。声音被吸走了，只剩下身形，身形在门洞的昏暗中轻飘飘的，跟鬼影差不多。
　　我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不觉一片亮光出现在眼前，原来已到了水运社的后门。我站在后门的台阶上，看到了河。正是暮春，河水很满，有一点点浑浊，但不脏，反倒深厚丰满。河面上漂来一杈柚加利树枝，上面的树叶闪着黄绿的水光，有一张甚至是金色的。河水浩浩荡荡，对岸是一片马尾松，马尾松后面是大片大片萝卜地。一个穿着碎花衣服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走在沙滩上。她抬起脚丫，细小的石英沾在皮肤上，闪耀着碎银的光芒。
　　那就是从前的我。从前的一切，漂浮在大河上，从前对岸有船厂，河上有船队，贴着河面立着大木桥，现在这些都不见了。我坐在台阶上，一时明白，一时糊涂。我想起来，我其实不叫红艳，但到底叫什么，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走下台阶，两边视野更觉开阔。固然对岸有我小时熟悉的景象，但此岸，却不是这样。我四下张望，没有看到那几棵高大的柚加利树，树上米色的小花，树底下散落的花柄，这些更加没有。只有大片半人高的鸡冠花，黑压压地立在河岸上。
　　我找到了一条小路，沿着河边往下游走。我记得下游有一处地方比较窄，夏天里卷起裤腿就能走到对岸。这样我就几乎进入到鸡冠花地里去了。
　　已经是正午，太阳直射在花冠上。我定眼一看，这哪里是什么鸡冠花，分明是红薯叶子！桃形的薯叶，正面是绿色，背面是紫色，比普通的薯叶大一倍，而且也肥厚硬朗一些，但确是薯叶。所不同的是，红薯藤应该在地里爬着长，这里的薯藤却立着长，藤秆也像芦苇秆那样又粗又硬，有一种凶猛的气势。我甚至想起了虎背熊腰这种形容词。
　　这样壮硕，这样不像真的，肯定是高科技的什么玩意新品种！
　　前两天下雨，没什么客人，妈咪因为新选上了行业协会副主席，心情特别好，我给她捧了一把奶油白瓜子，两人就聊起天来。她先刻薄了一番地瓜和苕，又顺便说起了甘薯。她看上去漫不经心，实际上是试探我。
　　甘薯长得有点像梁朝伟啊。她看着自己的指甲说，就好像那上面贴着梁朝伟的照片，其实涂的是一种黑色的指甲油。
　　我说我不喜欢梁朝伟，我喜欢齐秦。妈咪把瓜子往嘴里一扔，说，不就是那个北方的狼吗！有什么好的，连王祖贤都不要他了。男人双眼皮是很难看的。她把一颗瓜子扔进嘴里，又补了一句。
　　我不做声。
　　妈咪突然问：甘薯跟你说什么了?我马上说：没有啊，什么都没说。她还盯着：那他干得怎样?那玩意儿?我想了想说：蔫的，进都进不去了。妈咪呸的一下，把瓜子壳吐在了对面的门框上，说：软货！我心想这人半天在那嘀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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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身子靠到了椅子背上，我就开始猛夸我们陵城娱乐中心的房子，说它如何有气势，白墙灰瓦，古古的，不像水浸社那边，连门口都贴着瓷砖，像公共厕所。妈咪最爱听这些话。她兴奋起来，说这房子装修就是她参加的。她说：我是谁?我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就是在这次，她一不留神说了许多银角的事，我才第一次知道，河边的两幢白房子是银角的高科技中心，以前叫科研所，现在叫中心，有农科所和生科所，前者称一所，后者称二所。
　　那个老女人大概就是科研所的人了。
　　我站在薯地里，四下里一个人都没有，薯叶凶猛，房屋死寂，我木愣着，不知如何是好。错眼一看，只觉得每张薯叶都长着一张怪异的脸，像无数的鬼，在阳光下睁着眼睛，它们隐隐跳荡挣扎着，但谁也挣不脱，地底下粗壮的薯根就是它们的命。
　　我有点害怕，想起姐妹们说过我们都是红薯变的，我怀疑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说不定是真的。特别是，前天做的那个地瓜手拿刀片的梦！腿有点发软，我一下就坐到了地上。
　　天一下子暗了许多，仰头看，只见硕大的薯叶交错摇晃，天光都成了碎片。不远处有??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刨地。想来虽是高科技，有不少事也是要人工的。我找到了一根棍子，就在脚下挖了起来。
　　土是沙质土，疏松易挖，不一会儿薯根就露出来了。皮是紫红的颜色，刮开一点，肉是米黄的，这使我放不下心。所谓高科技红薯，看来也没什么稀奇。我准备揪起一个尝尝。
　　挖开一大片土，才挖到薯根的边缘。这么大的红薯，大概只有银角才有吧。但突然，我发现这只红薯有点奇怪，像女人的一条腿，大腿粗一点，小腿修长瘦削，甚至也有脚板。这样诡异的红薯我从来没见过。我壮着胆，又挖开了另一兜红薯的薯根，这次我看到了一只碗大的凉薯，心形，像一只大桃子。但凉薯的皮是白的，我认定，这还是只红薯。我正要把薯藤揪断，却发现，这只红薯怎么有点像女人的乳房！真是出鬼了，也许我再挖一兜薯根，就会挖出一张女人的脸。
　　冷汗一下冒了出来，后背心凉飕飕的，脑袋一片混乱。觉得是在做梦，却又明白是真的。我感到有一簇火苗烧着我的心，一下一下的，火烧火燎。我披头散发，疯了似的开始挖下一兜薯根。我不知道这一次将挖出什么东西，但我预感到，这片薯地里，肯定埋着那种脸状红薯，那是一些女人的脸，不见天日，饱受憋闷。
　　想到那些脸状薯，一只只的有鼻子有眼，却没有躯干和四肢，不禁越发惊恐。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它们，那是些没有身体的脸，它们的眼睛睁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什么，但是没有声音。
　　我不愿意真的看到它们，却又想试试。于是疯挖一阵，又戛然停住，再疯挖，再停住。就在我停手的瞬间，那个老女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压着声音说：这里不能久留，快跟我走。
　　她抓着我在红薯地里钻来钻去，像两只老鼠，窜回了水运社。
　　正惊魂未定，突然墙上的挂钟“当”地响了起来，七点了，姐妹们已经吃过晚饭，正在准备化妆，妈咪肯定发现我不见了。她是要派人把我找回来，还是让我从此消失?如果消失，我会怎样消失呢?
　　心里的火苗开始向全身蔓延，到处乱撞，冲到脑门，又冲到肚子，全身上下都是热烘烘的。我意识到自己发烧了。
　　在黑暗中，老女人飘到我跟前，她摸摸我的额头，然后就在对面坐了下来。我拿不准她到底想帮我，还是不帮。
　　我的体温在升高。
　　如果她是一个巫婆，就会看见我身体里的火从红色变成金色，再变成蓝色，而我的骨头也被烧得嘎嘎响，身子冒出烟来。金星在眼前乱闪，我想我快要烧糊了，老女人还是坐着不动。
　　身子越来越软，我有气无力地求老女人，让她给我吃一点退烧药。但她只是让我躺下来，在我嘴里塞了一根体温计，连一口水都没有给我倒。
　　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当我的体温升到四十五度，并且持续三个小时，先前植入我大脑的记忆干扰芯片才能融解失效，我原先的记忆才能逐渐恢复。不过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只有少部分人的体温能升高到四十五度又能坚持三个小时，大多数人都会在中途丧命，或者在退烧之后变成傻瓜。发烧到三十八度就吃退烧药，这是银角通常的做法。
　　我迷迷糊糊地躺着，感到自己正在穿越一片大火。我光着脚，赤身****，没有遮拦，地上是尖锐的石头，身边是大片卷曲的红薯叶子，天上的云也在燃烧着，喷着长长的火舌。红薯叶也在燃烧，有些已经烧过了，只剩下黑乎乎的残骸，像一些鬼怪，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全身都疼，又烫又疼，我想叫，却叫不出声。我挣扎着往前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我知道，前面就是河了。
　　圭江河！我忽然记起了这个名字，这正是我们石镇的河呀。我从小就住在河边的沙街，过了这条河肯定就能回到石镇了。一丝凉风从河水里吹来，碰到了我的额头。哔剥燃烧的薯叶退到我身后了，对岸的马尾松和柚加利树郁郁葱葱，我看到了它们。
　　烧开始退了，老女人给我泡了一大壶菊花茶，让我一杯接一杯喝下去。见我神志清醒，老女人就给我讲了以下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女人，另一个故事则关于高科技车间。
　　有一个女人，夫妻两人是大学同学。他们一起分配到科研机构又一起辞职下海办公司，他们共同研制出一种新产品，获得了巨额赢利，日子越过越红火。但就在她五十岁那年，丈夫下毒把她毒死了。这个丈夫是科技进步获得者，有许多人呼吁此案要慎重。最后法院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判丈夫无罪。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银角的二所，即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个所打的是生研所的招牌，实际上是个车间。每每有拐卖来的，或者是糊涂自己来的女子，只要在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也就是说，只要卵巢功能正常，车间就会在她大脑植入一个记忆干扰芯片，然后注射一种强力黄体酮，强化她的卵巢功能，等体内的性激素达最高值时，车间就给她换肤，从深层肌肉到表皮。统统换掉，用的原材料就是一所培植的特种红薯。这种红薯品种优良，成本极低，碳水化合物的密度极高。这样，银角的女子看上去个个都十九岁，光鲜水灵的。
　　喝光了一壶菊花茶，老女人又起身去泡第二壶。她虽然额头上皱纹多，步子却是很矫健的。说是老女人，但不见得真的老了。也就是五十岁上下吧。
　　五十岁，我心里忽然像闪电似的亮了一下，那个被丈夫毒死的女人会不会就是她呢?如果是，那我又是谁呢?顿时，我感到毛骨悚然。
　　女人端着茶回来，她的脸浮在黑暗中。
　　我紧张地望着她，不知道她是人是鬼，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
　　她笑笑说，你不要怕，怕也没有用，世界就是这样。
　　菊花茶在我们之间袅袅上升，寂静的暗夜更加深不可测。我的体温越接近正常，脑子就越迷茫。记忆虽然有所恢复，但我并不知道将要去哪里，也没想起自己的名字。女人说，这好办。她打开那个经常带在身边的黑色公文包，里面有一个小巧的掌上电脑。我报出现在的身份住处：陵城街三号，陵城娱乐中心十九号服务员，钟红艳。老女人按了几下键盘，我的档案就出来了，崔红，三十五岁，石镇人，Ｎ城某厂图书管理员。
　　崔红，原来我是崔红啊，我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念叨着自己的名字和年龄，往事像雨点，大颗大颗落到我身上，它们从我的皮肤进入，充满我的骨髓和血液。我的额头也变得清凉起来。
　　我走在密密的红薯地里，脸上又是泪水又是汗，头发乱糟糟的，薯叶不停地打在我身上，我奋力拨开它们。我就是一个疯女人，谁也别想拦住我。我要在黎明之前赶到下游岸边的一块大朱砂石那里。女人告诉我，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那天，在后半夜到天亮前的这段时间，从朱砂石这个地方下水渡河，就可以回到石镇，今晚正是十五，一轮满月悬在天边，月光下的圭江河水闪着蓝灰色的光，对岸的马尾松和柚加利树黑黢黢的。我知道，我将站在那块石头上，向着沉沉大河，纵身一跃。
　　

• 林　白： 林白小说二篇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11期